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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洋溢着中国情怀并超越于中国情怀 ——论费孝通的社会思想

更新时间:2020-01-22 22:55:25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又时时听说手工业绝对没有前途,必将被都市大工业所取代的言论。这篇文章颇有针对性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们关于手工业前途的见解。后来这篇文章作为时代评论丛书中的一个小册子,以费孝通拟的书名《人性和机器》出版。1946年小册子又在生活书店再版了一次,所以在学术界、思想界颇有流传。以“人性和机器”为题,显然是接着《〈昆厂劳工〉书后》一文提出的理论命题而来的。

   在以费孝通为核心的四位作者眼里,当时以手工业为主的中国乡村工业不仅在技术上、组织上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而且暗合了西方工业分散化的最新趋势;不仅如此,它还避免了将人性与机器割裂开来的工业文明之弊,完美地将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写道:“社会机构不像机器可以过了洋不变质。它是一定要在人民生活的土中滋长出来。利用机器生产固然会影响社会机构的方式,但绝不会只限制于一种社会方式。目前利用机器生产的国家就有不同的社会方式可以作证。我们可以输入机器,可是也许绝不能输入社会方式,社会方式是要自己创造的,要在人民的习惯中生根,要能配合其他各种社会制度。我们主张在旧的传统工业的社会机构中去吸收西洋机器生产,目的就在创造一个非但切实,而且合乎理想的社会方式。”[10]这种着意于“从传统中求了解,求批评,求改造”[11],寻求中国特色经济建设路径的思想原则,在他们看来,具有超出经济建设范围之外的广泛适用性,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也未尝不可以遵循。从《人性和机器》的立意来看,费孝通对于乡村工业的解决方案不仅具有政策上的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

   《人性和机器》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多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批评来自社会学家吴景超。他的商榷性文章《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于1947年发表在《经济评论》第1卷第20期上。[12]他着重就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1)费孝通等没有将农村手工业和农村工业分清,前者是利用有生力量,后者是利用无生力量,前者一定是趋于衰微的,后者才具有发展前景;(2)为了国防建设的需要,的确可以将一部分工业分散到农村中去,而且希望工业下乡以后,近代文明也连带下乡,给生活在乡村中的人民带来“一种更有趣的生活,更丰富的享受”,城市社会生活并不像费孝通等描述的那样灰暗;(3)机器工业的兴起固然会引起手工业的崩溃,但并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不久,费孝通发表《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在答复中,费孝通对于农村手工业趋向衰微,而且在技术上需要提高到机器工业是承认的,其解释基本是重复1941年撰写《中国乡村工业》一文时的观点。他还认为,不能抽象地讨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的短长,他所着眼的是如何在近期复兴工业,而不是吴景超更看重的在两三代中国人手里都无法完成的都市工业化,在他看来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核心目标的乡村工业是一条可行之路。对于机器文明和人性的冲突,费孝通基本上重复了西方社会学家的论述,希望在“手艺精神的再生”中将乡村工业作为促进社区生活完整的力量。他并没有直接回应吴景超对于城市生活更自由、更丰富的观点,只是说这种批评是不公允的。

   1948年出版的《乡土重建》一书,很大一部分篇幅实际上还是在讨论乡村工业的问题。像《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乡土工业的新形式》《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节约储蓄的保证》这些篇目,在基本思想上与之前的论述完全一致,所增加的主要是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而已,所以我在本书中只选了第一篇,对这个问题本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阅读其余的篇目。《损蚀冲洗下的乡土》《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地主阶层面临考验》等文则是比较多地谈到了乡村工业重建过程中地主士绅阶层面临的考验,以及新式知识分子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我们知道,费孝通本人与地主士绅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阶层的经济地位、品味爱好以及当时面临的社会困境,他是非常熟悉的,在《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一文里,他甚至还引用了家乡一位地主给他的私人信函的内容。他尽管对于地主士绅有相当温情的理解,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拖着一大半身子在传统趣味里不能自拔的阶层的局限性,他希望他们能够主动放弃从土地上吸收田租的寄生生活并转向生产性的事业。当时有人批评费孝通是想以资本特权来代替土地特权,放弃农业夺取工业,为地主阶层做“谋臣策士”。费孝通并不完全否认这种批评,他的正面说法是,他并不想在维持特权的前提下为地主阶层作打算,而是想为这个阶层求一条合理的出路,即“我确是认为只有‘放弃农业,开拓(不是夺取)工业’才是现有地主阶层应当采取的道路,但是同时他们必须放弃特权,把他们这阶层的性质由寄生而变成服务”[13]。乡土社会一批一批地把子弟送到城市接受新知识,但这些接触了新知识的子弟却没有回去为乡土社会服务,完成社会的有机循环,费孝通将这个社会过程称作社会性的损蚀作用,就好比土地在自然界经受的损蚀一样。也许在他心目中,像姐姐费达生这种抱着宗教般热忱的下乡知识分子,像他在英国看到的那些热心为地方做公共服务的退休士绅,才是未来乡土社会的希望,只有这种人才能将新知识带给乡土社会,促进其实现现代转型。但问题是这样少的知识分子足够建设乡土社会吗?热心于城市化的社会学家吴景超早就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智识分子下乡难》的文章,对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密切关系,以及与乡土社会的渐行渐远进行透彻的揭示。[14]乡村衰败与城市繁荣,这一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在当时还只是初见苗头,而今已经愈演愈烈,即便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后大力推动的小城镇建设也没有能够力挽狂澜,使乡村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获得长久的繁荣发展。因此,我们认为费孝通关于乡村工业的设想能够救一时之急,解决短时期内比较迫切的民生问题,却未必是中国工业化的基本道路或长久之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景超当年的论断也是有远见的。

   从1939年的《江村经济》到1948年的《乡土重建》,费孝通一直没有忽视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重要性,虽然他提出的乡村工业和让地主主动放弃土地的主张在当时很难见诸实践。1948年8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蒋梦麟、晏阳初及沈宗翰为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委员,内定晏阳初为执行长。8月15日晏阳初向中央社记者“纵谈我国复兴农村问题”,接着又发表《开发民力建设乡村》一文。费孝通认为“这里宣布了中美复兴农村协定的理论基础”,所以值得加以详细检讨。[15]他的看法是,晏阳初以私人学术团体的名义从技术上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尽管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还是有其贡献的;如果代表政府推行农村政策,在方案上却根本回避土地改革问题,仅仅以平民教育来避重就轻地试图解决问题,当然是很难见效的。费孝通将晏阳初推行的乡村建设工作归结为“技术性的”,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16],但他将土地问题作为中国社会矛盾的死结,非解开不可的看法却是相当深刻的。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城市化程度还很浅,发展中的城市工业,不论是传统的手工业还是现代的工厂,都没有给工人以职业的保障。而这辈工人,多是从农村前来谋生的单身男子,暂时地、季候性地栖居于城市。他们为数甚多,远多于全家长期甚至永久性移居城市的离地地主,但以往却极少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1948年暑期,费孝通在北平附近的乡下作短期访问,他发现了这样一群往来于城乡之间,以在城市打工所得来补贴家用的劳工;他们把父母妻儿留在乡下,只身在城市打工,在城市里他们往往是以地域和家族为纽带形成帮团;他们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生活、情感、名誉的重心所寄都在乡土。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存在,对于乡土社会,对于城市社会,会有些什么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这些无疑是城乡社会学应该着力研究的问题。可惜此时费孝通也只能在《城乡联系的又一面》这样一篇短文中提出问题,而不能予以详细解答了。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性概括

  

   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性概括,成果虽然不多,但影响颇为深远。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是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1947年发表的论文《所谓家庭中心说》,1948年发表的论文《论绅士》《论“知识阶级”》《论师儒》《基层行政的僵化》《再论双轨政治》等。

   《乡土中国》由14篇论文组成,先是陆续在1947年6月至1948年3月由南京的《世纪评论》杂志刊登,后来修改成书。这本书是费孝通1947年从讲授“乡村社会学”课程中整理出来的一部分内容。这门课程他已开了多次,起初是采用美国的教本,觉得不很惬意,后来改用自己调查的材料来讲,比较偏重于中国乡村经济方面的问题,似乎觉得太偏,而且与学校开设的土地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制度等课程的内容未免重复太多,再后来才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于是就有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学理论提炼。在研究方法上,《乡土中国》可以说是社区研究的第二步工作(第一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里去描画一个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即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从中发现每个社会结构中各种因素之间配合的原则,以此来揭示其结构的“格式”。这种研究路径具有比较鲜明的社会人类学色彩,用功能学派人类学家布朗的说法是“比较社会学”。有人概括“这本书基本的论点是,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17],总体而言,这种高度概括的认识是正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每篇尽管篇幅不大,引文不多,但内容却极为丰富,而且处处显示出从社会生活出发、以中西社会比较彰显中国独特性的学术追求。尤其是“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概念,更是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学者最常引用的概念。据说这本书于1948年4月发行了3000册,不到一个月即销售一空,很快在6月、7月、8月和11月以及1949年1月重印,平均每月发行2000册。[18]这很可能是费孝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与《乡土中国》“家族”这一篇内容密切相关,而论述更加充分、更加活泼的是《所谓家庭中心说》一文。在这篇短文里,费孝通破除了传统上所谓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的说法,他所依据的仍然是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从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土社会出发的研究路径。他发现乡下人夫妻之间和亲子之间共处的时间极为有限,夫妻之间的活动空间和活动轨迹都很少重叠,在共处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什么话;相反在同性团体里的交往则是情投意合,有说有笑的。他用社会学上的“共生”和“契洽”来解释上面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事业上的合作关系,而乡土性的地方结合则在经济事业以外的文化生活上更为重要;这种事实使中国的经济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在家外的社会关系中则充分地让“人情”活动,阻遏了根据“利”的法理发展。这种对传统家庭作用的分析,不能说是全面的分析,结论也未必很周全,但其切入点非常独特,带给读者一些出乎意料的新知,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想象力。

1948年费孝通发表的论文《论绅士》《论师儒》主要是讨论传统绅士与官僚、皇权的关系,也就是士大夫在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绅士和官僚互相联系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所以士大夫联成一体,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层次。士大夫依靠其与皇权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持其社会地位,他们本身虽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命,但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约束皇权,而是消极地等待机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知识阶级”》则是分析绅士依靠对于规范知识的掌握来获得支配社会其他阶层的威权,将自然知识和技术知识留给那些“百工”,以此来维持劳心者与劳力者在社会地位上的分野。他认为这种传统社会结构上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它极大地限制了现代技术进入中国社会后发挥作用的空间,使得在社会上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阶级从来没有“像现在一般这样无能,在决定中国运命上这样无足轻重的”[1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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