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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社会主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1947—1965)

更新时间:2020-01-22 07:44:04
作者: 常安 (进入专栏)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社会主义的立国宗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宪制安排,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建设,都必须面对该国的国家属性和根本制度,立足包括历史传统、族裔结构等基本国情,但目前的国家建设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仍然重视不足,同时从制度发生学意义上对国家建设进程的分析也明显不够。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欲采取一种过程性的国家建设研究,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我国国家建设的关键历史节点,思考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处理民族事务方面如何采取各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措施,来巩固、凝聚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尤其是试图通过对“国家的在场”-“形塑国家认同”-“各族人民大团结”-“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结构”这一国家建设过程的呈现,来理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中国国家建设的结构性因素,坚定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二、“国家的在场”:密切中央政府与各族群众的联系

  

   《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宣告了包括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在内的“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基本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宪法安排。如何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共同纲领》中对于民族事务的基本规定,感受到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关心,并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进行一定的政策、信息、人事准备,首先需要做的即是采取各种方式实现中央政府与各族人民群众的直接有效沟通。一方面,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基层得以有效落实、运行的前提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自治地方的设置模式、自治机关的建立及其人事组成,需要对该地区的民族状况、民族关系特点有基本的了解。11另一方面,这也是改变清末以来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秩序羸弱、民族隔阂不绝现状,重塑民族地区政治秩序,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确立其已经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之主人翁意识的必然要求。国家建设,首先需要“国家在场”。

   (一)群众路线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各民族交流,增进各族人民群众与中央政府联系的措施。这其中,最典型的即是派出中央访问团分赴西南、西北、中南和东北、内蒙古的民族地区进行访问。12访问团由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卫生部、贸易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不同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组成,通过走访少数民族各界代表人士、召开座谈会和群众大会、举办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等方式,深入少数民族基层地区,向少数民族群众传达中央政府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宣传《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政策;化解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或者同一民族内部延续几代的“打冤家”之类血仇;传授先进的生产方式,送医送药,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了解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民族归属、历史概况、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大量一手资料,在一些具备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条件的地区,还协助当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建立自治机关。13除了派出代表团访问少数民族地区,还采取“人来人往”“上来下去”的方式,中央和各地人民政府分批组织一些边疆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和基层少数民族优秀代表来内地参观访问,邀请各民族的代表来北京参加国庆庆典,让各族人民了解中央政府对实现民族平等、增加民族团结、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诚意和信心,并现场见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种派出大规模的中央访问团深入少数民族基层地区,与各族人民群众建立起直接联系,使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直观亲切的认同感和向心力的举措,无论是举措本身,还是举措的效果,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都堪称史无前例的创举。

   党和国家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决定派遣中央访问团深入少数民族基层地区,是基于新中国以社会主义立国、各族群众均为祖国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和“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之人民性的彰显,也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社会主义组织路线、工作伦理在民族工作领域的体现。“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确立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民族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工作的道理千条万条,归结到一条,就是把各族群众当亲人,为各族群众做好事,一切为了各族群众,一切依靠各族群众。”14群众路线,讲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和国家通过群众路线,深入少数民族基层地区,了解到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生活状况和要求当家做主、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愿望,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顺利推行奠定了良好的信息和民意基础。群众路线要求直接面对群众、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中国古代羁縻制下中央政府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领主、头人、宗教领袖等上层人士与各族人民群众进行沟通的方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节约治理成本,但无法确立人民主权的合法性叙事证明,也无法积聚民力以应对复杂的边疆情势。所以,现代国家,尤其是以社会主义立国的新中国,其实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建构模式也自然需要中央政府与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建立一种新型沟通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派遣中央访问团访问民族地区这一历史创举成功的制度秘诀之一,即在于群众路线这一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政治法宝,而群众路线本身,则又缘于新中国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宗旨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正是通过群众路线,使党和国家了解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手资料,解决了不同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相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了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并逐步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也正是通过群众路线,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深切体会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知到“国家的在场”,进而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和新社会新国家主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15

   (二)作为先进分子的少数民族干部

   中央政府与各族人民群众联系的增强,也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重视培养民族干部的组织路线传统。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培养大量熟悉民族事务、政治可靠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广大少数民族公民行使自治权、参与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建立民族自治机关、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人事基础。

   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就西北民族工作给彭德怀与西北局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6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李维汉,在1951年题为《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也明确强调:“普遍大量地培养同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是圆满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政策,以及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的关键。”17从毛泽东和李维汉的指示和讲话中,我们可以知悉,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是其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其直接目的,在于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提供充足的人事基础保障。同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边疆形势加强国家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联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李维汉,都特别强调“共产主义”及“同人民有联系”,而共产主义和人民性,实际上也是新中国基于先锋队政治伦理的少数民族干部与中国古代羁縻制下少数民族上层及宗教界人士相比所呈现的全新的特征,尽管二者都可以被视为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政治精英,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的确有靠近中国共产党而又与群众有联系的较为进步的人士加入各级政府工作部门,18但新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权的行使主体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党员,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其作为少数民族政治精英的身份,是基于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先进性政治觉悟和政治担当,而非基于血缘、财富或政治地位。因此,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沟通中央政府与各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其沟通宗旨和沟通方式是全新的,其沟通效果也自然是前所未有的。

  

   三、形塑国家认同:平等当家做主与民生改善

  

   “人对国家的认可与服从,一定不是国家强力的产物,而是人与国家之间有机互动的结果,其内在的逻辑是:人是国家的主体,建设国家;国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据此,国家认同问题,就不简单是人们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而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没有合理、有效的国家建设,就不可能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和文化基础的国家认同。”19新中国成立伊始,通过派遣中央访问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基层,邀请少数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和优秀代表来内地参观等方式,实现了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群众直接亲切的沟通,但“国家的在场”,仅仅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构的一个良好开端,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设计和政治举措来真正赢得认同。20

   (一)各族人民平等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民性、平等性的必然要求

   通过民主改革,废除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压迫制度,让各族人民群众自由平等地作为国家的主人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并享受到了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所赋予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新中国建立时,各少数民族虽然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民族压迫,但是各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统治还基本没有被触动。少数民族统治上层的阶级意识通过社会化的民族意识、宗教观念仍牢牢地禁锢着少数民族劳动群众的思想,并以此来维护其阶级政权和统治方式的合法性。”21如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实行的是僧侣贵族专制的政教合一体制,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实行的是“家支奴隶制度”,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则是头人、土司统治的所谓“山官制度”。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处于在政治上无权,在经济上被剥削,在人身关系上则依附于地主、牧场主、领主、头人、土司等统治阶层的状态。22另外,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于宗教制度中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也同样对广大信众造成了人身禁锢、经济负担与个人权利侵害。这其中最典型的即是宗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牲畜、商业资本等社会经济财富,对广大信众进行各种盘剥,使得广大信众处于赤贫状态。23

这种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对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24,严重影响了各族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和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也不利于调动广大各族人民群众以国家主人翁的状态加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大潮之中,从而影响到整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而且,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参差不齐的封建剥削制度,本身也不符合现代国家建构所要求的一国政治、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广大各族群众的愿望,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方式,先后在民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25通过民主改革,少数民族地区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得以废除,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摆脱了封建剥削制度的人身桎梏,翻身解放,走向了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的自由的新生,也真正享有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赋予的“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三条)。正是由于建立在人民性、平等性这些社会主义宗旨基础上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推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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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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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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