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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产业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变: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拓展的战略模式

更新时间:2020-01-20 06:38:23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政府和市场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各自,等等。新结构经济学属于发展经济学,其重点并不在于提出一个新的贸易理论,而是指导一个经济体的贸易实践;其基本政策主张是,首先强调一个经济体所选择的产业必须符合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其次才考虑其他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规模经济、产业集聚、技术学习等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从要素禀赋结构而不是从规模经济、产业集群、技术学习等其他贸易理论所强调的因素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其原因在于,一个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不可能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产业上形成规模经济并进而和资本相对丰富同样达成规模经济且这个产业是其比较优势的国家进行竞争(因为前者的要素生产成本会较高);同样,一个经济体即使掌握了技术,只要其产业违反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同样不会是该经济体的竞争优势,而需要保护补贴才能存在(计划经济国家应该说已经掌握了重工业的技术)。所以,即使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使其升级的产业达到规模经济并掌握技术,只要这个产业违反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也不能实现让经济得到稳定快速发展的目标。显然,这正是为何波特提出竞争优势理论时,强调的第一个决定因素是要素禀赋结构,其次才谈规模经济等的原因。

   [②] 林毅夫:“华盛顿共识的重新审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http://www.nse.pku.edu.cn/articles/content.aspx?nodeid=50&page=ContentPage&contentid=475.

   [③] 林毅夫:《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④] 朱富强:“现代发展经济学如何发展:兼论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

   [⑤] 林毅夫:“华盛顿共识的重新审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http://www.nse.pku.edu.cn/articles/content.aspx?nodeid=50&page=ContentPage&contentid=475。

   [⑥] 林毅夫认为,这对任何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很重要,例如非洲许多国家的工资水平只有我国的1/5甚至1/10,但在劳动密集的加工产业不能和我国竞争,除了软硬基础设施不好增加了交易费用外,还因为缺乏技术和管理,使得其生产效率低下。

   [⑦] 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⑧] 当然,资本流入往往与一国包含人力资本和要素禀赋在内的软硬基础设施有关,否则在不恰当金融制度的刺激下往往转化为短期投机性质的热钱而不是投向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资本;进而,跨国公司所实施的无论张夏准意义上的“褐地投资”还是“绿地投资”,往往都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革新和生产力增长产生根本性的推进。

   [⑨] 林毅夫、塞勒斯汀.孟加:《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  创造经济奇迹》,张彤晓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⑩]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5页。

   [11]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夏准的评论,第162-163页。

   [12] 赖建诚:《经济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1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28页。

   [14] 林毅夫对自生能力的定义是:在具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开放竞争市场中,一个具有正常管理能力的企业在没有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

   [15] 林毅夫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其理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拥有巨大的规模,如长春一汽雇佣的人数达50万人,而一些轻工业的人数是几千、几百人。笔者对此的解释是:(1)确实要素配置不当是分工扭曲以及使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2)当时更为低下的生产率集中体现在小型轻工业企业。

   [16] 当然,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也不在同一水平上:一般地,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都处于首位。基本理由是,一个要素禀赋结构处于低位的国家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上能达到的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在要素禀赋结构处于高位而在这个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也都能达到,后者的要素生产成本会较低,结果是后者具有竞争优势而前者没有;相反,在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如果要素禀赋结构相同,那么,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就成为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

   [17] 林毅夫认为这个看法不正确,任何产业升级都需要技术的学习,要不然非洲、南亚国家早就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实际上,非洲、南亚国家之所以不能起飞,一方面是缺乏吸引外资的有效政策而使得本国生产要素得不到使用,另一方面则是缺乏相应的基础技术以及人力资本而使得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

   [18] 林毅夫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其举例说,美国在奥巴马时期号召制造业回流,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违反美国的比较优势而使得回流美国成为不可能。所以,即使到了美国这样的发展阶段,其产业还是要发挥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所不同的是,美国绝大多数的产业技术都在国际上领先,因而只能靠自己的研发才能取得技术创新,而不像发展中国家多数产业是在世界技术的前沿之内有可能靠引进消化来取得技术创新。但实际上,如果美国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拥有足够的领先技术和规模经济,它依然可以促使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这就如时装设计也依旧在意大利和巴黎一样。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根本意思是,在不存在要素结构的扭曲后,就需要通过技术水平提升和生产规模扩展来继续推进竞争优势,因为技术进步具有内生性,而企业规模则依然更大的海外市场。

   [19] 朱富强:“如何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来实现产业升级: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

   [20] 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葛伟明、朱菁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21] 林毅夫的说法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固然是因为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但并不是简单地把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结合起来,而是基于对“经济发展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结果,而技术和产业又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分析和认识而得来的。

   [22] 朱富强:“GIFF框架的逻辑、现实和意义:兼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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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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