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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产业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变: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拓展的战略模式

更新时间:2020-01-20 06:38:23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一般地,在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以及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初期,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不同产业及其内部各个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与国际上的相应产业和企业之间的差距都比较相近(相似),[15]此时,这些不同产业的资本回报率以及相应各企业的自生能力呈现的差异就取决于主要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反,在要素结构的扭曲状况因经历市场的调整而得到明显缓解之后,一国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大小或者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程度往往就与它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状况日益相关。

   同时,如果将三大因素的影响力用权重来表示,那么,在经济发展之初,自然要素禀赋的权重就很大,但其权重将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16]在很大程度上,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之所以将要素禀赋结构视为决定比较优势的根本要素,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和要素遭受扭曲的经济转型国家:此时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技术水平不高,企业规模不大;相应地,最方便的比较优势提升和最快速的比较优势利用就是充分和合理使用既有的要素禀赋,并采取积极措施吸引外资(相应的初级技术往往随着资本而流入),尽管这往往会导向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源密集型企业。[17]进而,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之所以舍像掉技术学习和规模经济等因素,乃至将技术当作外生给定并可免费获得,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为了突出要素禀赋结构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决定作用,进而更有助于构建有别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新理论。

   当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带来生产要素价格的趋同及其带来的国际竞争力的缩小,技术水平和经济规模就变得日益重要;同时,同一产业在不同国家也存在技术和规模上的明显差异(这分别为张夏准和克鲁格曼等人所强调),从而也就构成了基于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为了使得新结构经济学更进一步地贴近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现实情形,因此,在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关注——着眼于发展中国家在市场从封闭到开放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初期而重视被扭曲的生产要素结构——之外,这里对决定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分解,从而将技术水平和经济规模引入到比较优势的因子分析之中。显然,通盘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斯密型经济成长和库兹涅茨型经济成长的结合;进而,考虑这些因素的权重变动和地位更替,也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斯密型经济成长向库兹涅茨型经济成长进而熊彼特型经济成长的演变。

   事实上,正是以比较优势的因素分解为基础,我们可以细化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以及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时期的产业政策,进而可以对有为政府的职能承担作进一步的拓展和具体化。譬如,由于这三大因素在比较优势中的构成权重存在嬗变,那么,当由要素禀赋合理化所释放出的竞争优势逐渐递减以至接近耗尽时,竞争优势的继续提升就需要转向另外两大因素。[18]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就可以推延出这样两点结论:(1)不同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因而竞争优势提升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也存在差异。例如,目前大多数非洲国家还停留在利用后发优势而学习和吸收西方既有技术阶段,相反,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产业上已经需要着手自主创新。(2)没有有效转变竞争优势的提升方式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其基本原因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这些国家无法与更低收入国家在传统产业进行竞争,而技术和规模的缺乏又使得这些国家无法与更高收入国家在新兴产业进行竞争。[19]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持续提升竞争力、实现比较优势的成分转换提供一个发展战略的动态模式框架,见表1。我们可以将国际竞争态势分成三个局面,其中,在所有局面中,发达地区的国际竞争优势根本上都来自先进技术和经济规模;在第一局面中,中等发达地区主要借助相对充足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廉价的劳动工资)和次级的生产技术进行竞争,而落后地区或经济转型地区更主要依赖更为充足的生产要素(尤其是更为廉价的劳动工资)参与国际竞争;在第二、三局面中,中等发达地区则开始借助日益进步的生产技术和不断扩大的生产组织参与竞争,否则它就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就落后地区或经济转型地区来说,它的比较优势转换则需要分两步走,第二局面主要依据生产要素和不断提升的生产技术,到第三局面才最终依据技术进步和市场规模。

表1  比较优势之成分转换的发展战略模式

   显然,正是基于这一发展战略的模式框架,我们就清楚地回答萨缪尔森的困扰:如果自由贸易导致两国的生产率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不仅会强化原来的比较优势,而且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出现了技术进步并提升了生产率,那么,将会永久地损害发达国家利益,以致发达国家转而反对经济全球化而实行保护政策。事实上,比较优势的转换正是发展中国家持续推动产业升级的必由路径,也是各种成功国家的历史经验,否则必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也正是由于当前中国努力通过技术引进和创新来实现比较优势转换,从而严重威胁到了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益,由特朗普政府领衔就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抑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正因如此,本文的探究不仅有助于在学理上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和体系,有助于为新结构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确立新方向,而且也有助于在政策上拓展和细化新结构经济学对现实的观察和应用,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研究新议题。

  

   五、结语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主要是针对倡导贸易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战略的第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倡导贸易自由主义和完全市场开放的第二代新古典经济学而言的。“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战略,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国内生产的制造品可以由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来取代。但是,正如拉尔等很早就指出的,这个假定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品出口,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纺织品、服装、鞋类以及工程产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都可以同发达国家的相似产品进行竞争;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就可以不断取代发达国家逐渐失去优势的产品,进而不断地扩大制造品出口。[20]同时,随着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第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逐渐式微,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则开始勃兴;受此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又转向了另一极端:一反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政策,试图通过休克疗法来消除在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时形成的各种干预、扭曲。问题在于:(1)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扭曲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并没有西方那种竞争性市场以相应软硬基础设施的存在;(2)由于长期与世界市场相隔绝,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技术水平相对较低,这些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弥补的。有鉴于此,新结构经济学开始倡导传统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结合,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来倡导发展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向,并通过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来为这种转向提供信息共享、外部性协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21]

   事实上,由于发展中国家推行封闭市场环境下的进口替代战略及其相应资本密集型产业造成的生产要素扭曲,造成了在开放性国际市场中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和企业自生能力的不足;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和市场开放政策却无视这一点,所推行的激进式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就造成激进的全面滑坡乃至崩溃。面对这种情势,新结构经济学就把理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中的要素扭曲以提升其在参与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作为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主能力的根本立足点,进而就舍像掉了规模经济和技术水平等对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及企业的自生能力的影响。不过,根本上说,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也就具体体现为产业的竞争优势,而影响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则包括生产要素成本、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决定于技术水平)以及生产要素间的协同性(体现为规模经济)等。有鉴于此,这里对侧重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论做了拓展,尤其高度重视在现代国际竞争中起愈来愈重要作用的规模经济和技术水平。考虑这一点,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从封闭到开放的改革过程中,需要保护的就不仅是那些要素禀赋配置遭受扭曲的产业,而且也包括那些规模经济不足和技术水平落后的关键性产业;进而,如何基于产业的规模经济特性和国内外技术差距来制定出更为周详的市场开放政策,也就成为新结构经济学需要重点发展的方向。同时,基于日益普遍的规模经济和内生性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也就有小步跑和大跨步这两种基本方式;进而,不同国家如何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地选择合适方式来推进产业升级,也是新结构经济学需要关注的重要方向。

   可见,在比较优势中引入技术和规模的考虑,不仅引出了更细化的产业保护和市场开放政策,而且引入更为积极的有为政府角色。当然,这里的研究仅仅是对政府的功能承担给出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思考方向,更具可操作性的产业政策则有待今后更深入的专门研究;究其原因,对由多因素决定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主能力的判断往往依赖具体而复杂的时空环境,政府的产业政策和相关职能要随时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不能像以往的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一样制定出确切的规划。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在政策制定上的根本立足点就是抓主要矛盾:当在封闭环境中由于要素禀赋的扭曲而造成产业缺乏竞争优势和企业缺乏自身能力时,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致力于解决的就是要素扭曲引起了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而当要素扭曲状况已经大为缓解后,发展中国家就需要关注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问题,因为同一产业或产品的生产在不同国家所使用的技术和规模往往是有差异的。[22]显然,如果不解决与发达国家在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上的差异,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有竞争的比较优势,就只能依赖低廉的要素价格尤其是工资水平(因为一价定律在其他要素发挥了充分作用);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当前似乎也正面临这一问题。因此,本文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所作的全面考察,也极有助于为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进一步厘清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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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毅夫指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在每一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变化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即,一国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这与赫克歇尔-俄林的模型相似。但同时也存在细微差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产业,而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是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尤其是李嘉图侧重由技术产生的比较优势和克鲁格曼强调由规模经济决定的比较优势都是用来解释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原因(即使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被广泛用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但其原型也只是为了解释瑞典和英国的贸易,这两个国家也具有相似发展程度)。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新一波思潮重点在于探讨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发展以及如此产生的相应问题,如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产业如何选择,企业的自生能力如何决定,一个经济体如何最快地从低发展阶段稳定而可持续地向高发展阶段演进,在这个过程中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何和产业结构相适应以降低交易费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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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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