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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为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破题开路

更新时间:2020-01-16 22:40:56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并不是以往认为的那样主要起到滋生水利纠纷的负面作用,而是一种将水资源商品化从而维护正常用水秩序的进步行为,而且为当下解决城市水资源瓶颈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启发。[2]

   在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行龙教授对当代山西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但根据经济学的木桶原理,木桶最大容量取决于短板,短板既是限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决定因素,能够合理开发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才能实现山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他在2008年发表于《山西日报》的文章深情地憧憬“汾河清,山西盛”[3],3年后又在《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一文的最后一部分,呼吁人们在人口资源环境史的视野下认真反思明清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切实重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社会史取向是最近20年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主流,高水平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大约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研究者将区域社会内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诸因素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这样,对于区域社会的深入的、精细的解剖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观照大历史进程的一个比较切实的入手之处。局部的、片段的事实只有放置在有联系的整体之中才可以获致其意义。这和人类学的研究追求透过小社区观照大社会的学术旨趣并无二致。行龙教授曾和人类学家乔健教授、王铭铭教授等有深入的交流、合作与对话,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意识就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他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了。不过,要说人类学对区域社会史的影响力度,“华南学派”无疑是第一品牌,“山西学派”在这方面不能不说是瞠乎其后了。从这本书第一部分“理论反思”的6篇文章来看,行龙教授对于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长时段、空间感和总体史目标十分倾心,这应该不失为其学术路径的第一渊源。我们知道,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把几乎不变的地理因素引入社会史,并着力分析变化缓慢的经济社会长时段结构,对地理时间和社会时间倾注了很多心血,而对于传统史学主要关注的个人时间、事件史则不甚看重,仅仅作为叨陪末座的补笔。布罗代尔所构建的总体史目标显示了他收编其他社会科学、确立史学盟主地位的巨大抱负。行龙教授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在他所主持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从金元时代一直贯通到集体化时代,前后跨越700年左右;他主持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在地理范围上基本上没有越出山西的范围;从研究选题上来说,更是自人口资源环境而社会经济而生活习俗,区域范围内的重要事项几乎无一遗漏。行龙教授认为总体史可以克服“碎片化”的流弊,并可以实现社会史的最终学术目标。也可以说,行龙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走向田野与社会”学术方针的提出,就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和历史人类学的启示下的一种学术追求。

   不过,我总觉得,把国内目前若干不入流的、低水平重复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称为“碎片化”,似乎有点过于“抬举”它们了。西方新文化史兴起以后,确实出现了若干背离主流价值观念、盲目猎奇的“碎片化”研究,它们在国内学术思潮中虽时见论述,但落实到具体史学研究领域则是凤毛麟角,不值一提的。我同意复旦大学张仲民教授在一篇近作中所论述的,时贤所大力抨击的“碎片化”研究,主要是一些关注地方性研究或中小人物的研究,“采用的视角、研究方法与得出的结论,同对中心地区的问题、对大人物、大事件的研究,如出一辙”[4]。把这样的研究和西方语境下追求解构主流价值观念的“碎片化”研究混为一谈,真令人有点时空错乱之感。时贤所批评的“碎片化”研究(实为低水平重复)并非不存在,警惕它们在史学界的泛滥也并非没有意义,但是,我还是建议不要再用“碎片化”这个词了吧。

   山西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块福地。山西地理环境较为封闭,长期以来社会环境较为稳定,因而它保存的金元以来地面建筑之丰富在国内无出其右,其文献遗存尤其是民间文献遗存之丰富在国内恐怕也是居于前列的。除了山西本土的区域社会史学者以外,海外的科大卫(David Faure)、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邱仲麟,国内的常建华、赵世瑜、杜正贞等优秀的学者均对山西社会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均多次深入山西进行田野考察,不少人还发表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山西区域社会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使华南和华北的研究取得均衡的发展,必将给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契机。我想,所有这些研究者,都会从行龙教授的这本书开创性的研究中获取丰富的知识享受和学术灵感吧。

  

《走向田野与社会》(修订版),行龙著,三联书店2015年版

  

  

   [1] 王铭铭:《“水利社会”的类型》,《读书》2004年第11期;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

   [2] 张俊峰:《清至民国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公私水交易——以新发现的水契和水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清至民国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水权交易——兼与晋陕地区比较》,《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

   [3] 行龙:《汾河清,山西盛》《山西日报》2008年5月20日,并收入其论文集《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

   [4] 张仲民:《理论、边界与碎片化检讨 ——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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