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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芒:行政诉讼中的保护规范说——日本最高法院判例的状况

更新时间:2020-01-13 08:37:53
作者: 朱芒  
因而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项许可。对此,最高法院认为:[13]“温泉法中规定温泉挖掘须获知事许可,其目的明白无误地建立在保护温泉泉源、合理地使用温泉的公益基础之上,而非直接保护既存的温泉井所有者的既得利益。该法第4条规定‘都道府县知事除认为对温泉的涌出量、温度或成分有影响,以及其他有可能发生危害公益的情况之外,应给予前条1款中规定的许可’。涌出量减少、温度降低或成分有变化,都应理解为是‘有可能发生危害公益的情况’的例示。所谓‘有可能发生危害公益的情况’应被理解为从保护和合理使用温泉源的目的出发具有特别必要的事项,即应该理解为该条内容要求除被认为特别必要的事项之外,不得拒绝许可。因此,该条规定不应该被理解为:在物理意义方面即使对既存的温泉井有稍许的影响时也绝对不得给予许可。并且从保护和合理使用温泉源的目的出发判断对是否给予许可所进行的判断,其性质应该属于主要以专业技术性判断为基础的行政机关的裁量决定。法院只限于在行政机关的上述判断超越被委任的裁量权限范围时才能够认定该判断违法。”同样的判断方式中,因此,判例方面的观点对原告适格的空间作了相当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基本不存在法律中明确以个人利益保护为目的的条款。其次,“法律”又被严格地从狭义解释。由此导致原告的资格基本不具备的结果。

   在上述对“法律上的利益”的解释之中,最高法院在下述部分涉及到的变化发生之前,只有在公共浴室许可存在距离限制和解除保安林指定时在程序方面设有居民参与权的案件中,承认行政处分的第三人原告适格。

   (二)地方法院的动向

   在上述对“法律上的利益”做严格限定解释的同时,判例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即仍然采用“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但对“法律上的利益”概念采用比较宽泛的解释。首先,地方法院从法律的规定中通过解释承认原告适格,这方面较为典型的是下述两个判例。

   一是1977年3月10日广岛地方法院判决。[14]结核病医院选址附近的居民针对该医院的开设许可提起了撤销诉讼。法院在判决中认为,着眼于《医疗法实施规则》第16条第1款第6项规定的医院开设的要件,即规定病房须设置防止对外部危害的设置的要求,就能够发现“保护结核病房……附近居民不被置于传染的危险之中的法益”,确认这是附近居民在法律上的利益。

   二是1988年11月16日横滨地方法院的判决。[15]该判决根据《建筑基准法》第1条规定的目的,第55条规定的建筑物限高,第56条规定的斜线限制和第56条之二规定的日照规定认为该法律“具有保护附近居民在日照、防灾以及卫生方面的个别、具体的生活利益方面的宗旨”,因此“属于建筑基准法保护对象的日照等方面个别、具体的利益在受到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者”的原告,具有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的“法律上的利益”。

   其次,下级审判决中出现了脱离单个的法律规定,着眼于法律的宗旨进行解释的走向。例如,法院着眼于居住地域制度的宗旨、森林法上保安林制度的宗旨、公共收费等的认可制的宗旨,承认处分的相对人以外的人原告适格(东京地方法院1968年7月11日、1973年11月6日;札幌地方法院1973年9月7日;大阪地方法院1982年2月19日)。

   再次,在埋论上将“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中的“法律”更为广泛地理解为其中包括有宪法和条理[16]。但由于这种方法已经不是停留在对规定有关行政处分的个别法律进行判断的范围之中,因此,这已经趋近于下面提到的“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说。

   (三)最高法院判例的变化

   变化的先兆出现于1958年12月17日有关“伊达火力发电厂填埋许可撤销请求案”(伊達火電埋立免許取消請求事件)的判决[17]。在判断“法律上的利益”的“法律”范围时,该判决认为不仅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也认可通过法律的合理解释,推导出原告适格的范围。这意味着尽管最高法院依然坚守“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但其中“法律”的范围已经被稍许扩张。

   相关判例中,最为著名的是“新泻机场案”判决和“文殊”案判决。

   1.新泻机场案判决

   最为引起关注的最高法院判例是1989年2月17日作出的有关“新泻机场诉讼”(新潟空港訴訟)判决[18]。最高法院在沿用上述严格区分公益与私益的二元论立场的基础上,指出判断“该行政法律规范是否包含着应该将不特定多数人的具体利益也作为归属于每个个人的别性利益予以保护的宗旨时,应该在由该行政法律规范及其与此目的共同的关联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所构成的法体系之中,确定该处分的根据规定能够定位为在做出该处分时是否应该保护上述每个个人的个别性利益”。以此为前提,最高法院在援引《国际民用航空条约》以及《航空器噪音防治法》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指出在颁发该项许可证时,《航空法》设置的定期航空运送项目许可的要件,即“(项目计划)具有经营上以及航空保安上合理性”要件,要求考虑是否存在因航空器造成周边居民的噪音损害以及损害程度的情况。最高法院的判决因此判定,《航空法》中包含着不受航空器噪音显著侵害的利益属于每个个人的个别性利益,因而予以保护的宗旨,因此由于航空器噪音遭受到社会通常观念上显著侵害的人,具有原告资格。

   从上述判决内容可以看出,尽管依然维持了“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但与过去的判例相比,在判断原告适格要件是最高法院转变了原先严格限定“法律”范围的方式,在确定法律保护的个别性利益时扩大了“法律”的形式范围,将其扩大至相关的法律规范的范围,因而相当程度地拓宽了原告适格的范围。

   2.“文殊”案判决

   另一个非常著名的判例是1992年9月22日的最高法院关于名为“文殊”的核实验设施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判决。[19]依据《核电站等规制法》第24条第1款第3项和第4项的规定,核电站设置许可要件之一是具有核电站设置、运行方面的技术能力以及不存在灾害防止方面的障碍。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在判断“作为一般公益的保护”还是“每一个个人的个别利益的保护”时,除了应该考虑该行政法律规范的宗旨、目的之外,还应考虑受保护利益的内容、性质等方面的事项。对于这些规定设定的宗旨以及考虑到的被害性质等事项。因此最高法院认为:“上述各项规定并不仅仅停留在单纯将公众的生命、身体的安全、环境的利益作为一般性公益加以保护的层面,这些条款中也包含着应保护在设想范围之内居住于核电站设施周围,因事故而遭受直接并且重大被害的居民的生命、身体的安全等每一个人的个别利益的宗旨。”

   从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文殊”案判决改变了判断公益还是个别性利益(私益)时的基准和方法,其在确认“主妇联果汁不当标识诉讼案”判决所建立的法律上被保护利益说的同时,进而要求将被侵害利益的内容、性质、程度也作为判断原告适格的考虑事项。这不仅扩展了作为根据规范“法律”的范围,而从而也扩大了原告适格范围。

   反观自“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成立以来的最高法院判例可见,判例中对原告适格的判断基准从是否“法律上被保护”开始转为“在考虑包含相关法律在内的法律,进而也同时考虑被害法益的性质,通过合理解释确认是否应该承认原告适格”。这样,该基准与后面所述的“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说相趋近。

   3.上述判例的影响

   归纳而言,最高法院判例这几个判例表现出的法解释动向的变化,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扩大解释原告适格的根据规范“法律”的范围;其二是将被侵害者利益的内容、性质和程度也纳入考虑的方位之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殊”案判决虽然仍然维持着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是公益还是私益的区分性判断,但要求在这个判断之中考虑被侵害利益的实质状况。该判决之后该判断方法在相应审判中不断被作为判例所沿袭。例如,《城市规划法》第33条第1款的各项规定设置了开发许可的基准,其中第7项针对塌方多发地段设置“安全方面必要的措施”的要件。在请求撤销《城市规划法》上规定的开发许可的诉讼中,1997年1月28日最高法院判决[20]指出,该项规定中含有“一定范围地域内居民的生命、身体安全等事项应该也作为每个个人的个别性利益予以保护的宗旨”,由此根据此项规定可以肯定原告适格。

   在请求撤销综合设计许可的诉讼中,根据规范是《建筑基准法》第59条第2款第1项。最高法院2002年1月22日的判决[21]指出,该条款的宗旨中包含着由于该建筑物的倒塌、火灾等原因可能直接造成周边一定范围地域内的其他建筑物中居住者的生命、身体的安全等方面损害以及作为财产的其他建筑物的损害,这些也应该作为每个个人的个别性利益予以保护,因此应该认定综合设计许可相关的建筑物的倒塌、火灾等原因而直接受害的周边一定范围地域中的建筑物的居住者和所有者原告适格。

  

   三、最高法院判例的到达点

   (一)《行政事件诉讼法》修改后新设的考虑事项

   2004年《行政事件诉讼法》经修改,第9条新增设第2款“考虑事项”。该款规定内容如下。法院对处分或者裁决相对一方以外的人判断其是否具有前项规定的法律上的利益时,不能仅根据该处分或者裁决所依据的法令规定的文本,还应当对该法令的宗旨和目的以及应当在该处分中进行考虑的利益的内容和性质进行考虑。对该法令的宗旨和目的进行考虑时,存在与该法令目的共通的相关法令的,还应当对该相关法令的宗旨和目的加以参酌;对该利益的内容和性质进行考虑吋,还应当对该处分或者裁决违反其所依据的法令作出时受到侵害的利益的内容和性质以及该利益受到侵害的样态和程度加以斟酌。

   概括而言,上述新增法条内容要求法院对于相対人之外的第三方的原告适格问题,在判断“法律上的利益”时,应考虑(参考)下列事项:①该法律法规的宗旨和目的;②该处分中(行政机关)应该考虑的利益的内容以及性质;③与①的关系中,该法律法规具有相同目的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宗旨和目的;④与②的关系中,该处分或裁决违反其构成根据的法律法规所侵害的利益的内容、性质以及侵害的状态和程度;⑤进一步而言,在上述的考虑事项中,设置有只能根据“构成该处分或裁决根据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文句”的规定(整体性解释指针)。

   (二)到达点的代表性判例

   从最高法院判例发展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在该第2款颁布之前,即成文法内容尚未存在的阶段,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就已经出现了与该款规定相同的内容。例如,上述“新泻机场案”判决和“文殊”案判决判决内容就已经反映出最高法院在解释“法律上的利益”时,已经将相当于该款规定的第②、③和④的内容考虑其中了。或者说,自这两个判例开始,这种判断原告适格的方式就已经成为一般性的方式。也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判例被认为是先驱性判决。[22]

   2004年《行政事件诉讼法》第9条第2项规定生效之后,针对原告适格要件“法律上的利益”的解释,至今为止的最高法院判例依然維持着“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但解释方式上出现了变化。例如2005年12月7日最高法院“小田急案”判决〔23〕、2009年10月15日“卫星大阪案(サテライト大阪)”判决[23]、2014年1月28日“一般废弃物处理业许可案”判决[24]和2014年7月29日“产业废弃物处分业许可更新处分案”判决[2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判例是“小田急案”判决和“卫星大阪案”判决。

   1.“小田案”判决

该诉讼涉及到东京都内小田急铁路线的城市规划决定及其项目许可。东京高等法院判决认为仅作为项目土地内以及周边的居住者并不具有原告资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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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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