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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巴金晚年著述中的信仰初探

更新时间:2020-01-11 08:26:12
作者: 陈思和  
但在1929年,国民党政权已经建立了一党专制的社会体制,无政府主义运动风流云散,难起波澜。1930年10月,国内残存的无政府主义者聚集在杭州游湖开会,讨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工作。但这个会的实际结果,只是策划一个宣传理论的刊物《时代前》(月刊),只办了六期。从此中国再也没有政治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严酷的现实给了巴金当头一棒,他原来规划的人生道路全部改变了。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分化。一些头面人物采取了与国民党政权合作途径,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无政府理想;一部分激进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更有大部分怀有无政府主义理想的人转向了民间岗位,他们办教育、办农场、组织工会、从事出版,不再空谈无政府主义,而是把无政府的社会理想转化为一种伦理情感,熔铸于具体的工作热情,成为岗位型的知识分子。巴金后来多有接触的,主要就是这样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在转型过程中巴金的生活道路也开始发生变化,他走上了文学写作的道路。

   巴金具有写作天才,他的写作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他想做一个政治革命家没有做成,却无意间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但是巴金以文学事业来取代理想主义的革命事业,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将理想激情转化为伦理情感与道德修养,落实在具体的岗位上,努力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还是不一样的。后者有许多成功的事例,如福建泉州的黎明高中与平民中学,上海的立达学园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最杰出的代表是匡互生与叶非英。然而巴金的理想主义的文学创作并不如此,他的写作目标仍然是通过文学来宣传自己的理想,鼓动读者接受他的文学煽情,间接达到献身理想的目的。他对文学艺术本身的价值并没有太多考量,更没有因为自己创作获得市场成功而沾沾自喜,反而文学事业的成功对他构成了一种精神压力。巴金本能地意识到,他似乎离开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了。在1933年巴金给自己的精神导师爱玛·高德曼的一封信里,如此痛苦地倾诉:

   E.G,我没有死,但是我违背了当初的约定,我不曾做了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我一回国就给种种奇异的环境拘囚着,我没有反抗,却让一些无益的事情来消磨我的精力和生命……这五年是多么痛苦的长时间啊!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是怎样度过它们的。然而这一切终于远远地退去了,就像一场噩梦。剩下的只有十几本小说,这十几本小说不知道吸吮了我多少的血和泪……

   这既是对自己回国以后五年写作生活的否定和忏悔,也隐含了对自己日趋平庸的未来日常生活的恐惧。当初在巴黎“立誓献身的一瞬间”似乎已经越来越遥远了。于是他在这封信里再次向高德曼起誓,许诺自己将会放下写作生活,奔赴西班牙去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由此可见,巴金心目中的“对人类更有好处”的实际事业,就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而不是匡互生他们从事的教育工作或者其他民间的岗位。1930年代如火如荼的写作生活,在别人看来是巴金创作的黄金时期,而对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本人来说,却似乎是一场炼狱式的煎熬。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人格的发展——巴金传》里这样说:“巴金的魅力不是来自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业已无法做成,不想做的事业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为青年的偶像。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即使到了晚年,巴金心间仍然被这样一种失败感苦苦缠绕得难以排遣。

   巴金后来并没有去西班牙参加实际革命,仍然是用出版小册子的形式向中国读者介绍西班牙革命。巴金最终摆脱理想主义的焦虑和困扰,是在1935年担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以后,他渐渐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这期间他接近了以鲁迅为核心的左翼文坛,顺利进入中国新文学的核心层面,认识到自己的写作与出版事业价值所在。鲁迅去世以后,新文学传统的接力棒传到了巴金等人的手里,他坚持在文学创作和出版领域工作,完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理想战士向民间岗位型知识分子的转型。但是,尽管我本人竭力提倡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还是应该指出,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与一般市民阶层所持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理想之间的分界,必须是以精神理想为标志的。但是这种精神理想又很难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中处处体现出来。尤其像巴金那样以明确的政治社会理想为奋斗目标的知识分子,一旦转移了工作岗位和生活激情,本来就很遥远的政治理想也就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了。让人热血沸腾的理想总是与年轻人在一起的,1940年代的巴金年近不惑,进入了常态的名流生活,无政府主义理想就在不知不觉中离他而去。1940年,被他称为“精神上的母亲”的爱玛·高德曼在加拿大去世,巴金没有发表任何悼念文字。

   第二年,巴金写了一篇散文《寻梦》,诉说他曾经有过一个“能飞的梦”,现在已经失去了,他还想把它寻找回来,可是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以后,巴金的创作风格变了,英雄主义的张扬转变为小人物失败的哀鸣,理想主义激情化作了普通人的琐碎感情。巴金在1940年代后半期写的小说,都是描写失去了理想的善良人所遭遇的悲惨命运。最有代表性的是《寒夜》,他描写一对因为共同理想而自由结合的青年夫妇,后来在贫病交困中逐渐丧失了作为精神支撑的生活理想,他们变得越来越琐碎、自私、可怜,最后男主人公患肺结核去世,妻子随他人弃家出走,留下的孩子和老人也不知所终,真是一点希望都不存在了。巴金在小说的结尾处,悲伤地写道:“夜,的确太冷了。”但就是这部《寒夜》以及他同时期创作的《憩园》,被认为是巴金最优秀的小说。就是说,巴金离开了理想主义激情以后,他的小说创作最终回到了小说艺术的价值本位。

  

   三、理想主义者的沉沦

   上节所讨论的是巴金与自己信仰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是突变还是渐变?我得出的结论是,巴金从一个理想型的无政府主义战士(1920—1930)到一个充满失败感的作家(1930—1935)再转而成为民间岗位知识分子(1935—1949),是三个时间节点,他的转变是在日常生活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发生的。巴金与信仰的浮沉关系非常隐秘。正如本文开始时说的:巴金早年曾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完整的无政府主义者。说他不够“完整”,一是指他仅仅在理论层面上接受了西方的无政府主义,但并没有与中国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太多的联系(国内环境使然);二是指巴金在1940年代很快转型为一个作家、一个出版家,在民间岗位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是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中,巴金逐渐离开早年的信仰所带来的激情,无政府主义理想就像一个失去的梦,再也寻不回来了。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巴金在1949年为什么顺理成章地留在大陆,并且很快就参与了新政权的建构。从巴金与当时中国政治环境的关系来看:第一,他对国民党政权一向采取不合作态度,与吴稚晖、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头面人物也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冷淡关系;第二,除了与一些极端的左翼作家发生过口水战外,他基本上是站在以鲁迅为核心的左翼文学立场上进行活动的;第三,更重要的是,巴金与其他作为第三种力量出现的民主党派人士不同,他既无具体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也没有参与新政权分一杯羹的野心,作为一个民间岗位型的知识分子,巴金始终把自己的理想与热情局限在民间的岗位,就像张元济、张伯苓等社会贤达一样,对新政权来说非但没有威胁,反而是一种团结、统战的资源;第四,即使从无政府主义立场而言,对于经历革命而建立的新型国家政权,他有理由亲眼看一下工农联盟的新政权如何实践其理想蓝图,这也是克鲁泡特金、高德曼、柏克曼等无政府主义者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理想主要来自克鲁泡特金,所以,他有较充分的理由超越具体的党派政治偏见,从建设层面上关注并有限度地参与新政权的建构。

   日本学者坂井洋史著文指出:巴金在1949年7月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言题目“我是来学习的”,此语出自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在1920年踏上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故土面对欢迎他的群众大会上所说的一句话。巴金翻译介绍过柏克曼的这句话。从这句话的典故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巴金的真诚与戒备:一方面他要表明,此刻他所面对的新政权及其建立过程中的历史洪流,他是疏离的,他是来向他们“学习”的,而不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成员;另一方面他确实在他们的实践中看到了文学的战斗性的希望。既然他提出自己作为学习者的立场,那么在他面前就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原来立场,让自己也成为这个集体洪流中的一个成员;另一种可能就是他的学习(自我改造)失败了,就像柏克曼一样,最终离开自己的故土。当然后一种可能,即使在巴金当时的主观愿望里,也是不愿意它发生的。

   于是他就开始朝着第一种可能去努力。他在195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期,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寻找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新的政权之间可能存在的契合点:如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里,他找到了反法西斯的共同立场;在一系列抗美援朝的作品里,他也暗暗地沟通了以前支持韩国流亡者追求民族独立的斗争。但同时他也越来越意识到,他早期那些充满政治激情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文章将会成为他的历史包袱,甚至带来麻烦。尤其在“肃反”以后,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中有好些人被捕入狱,如毕修勺、叶非英等;而且叶非英被戴上了连“肃反”条例里也没有罗列的罪名:“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分子。”虽然这些威胁暂时还没有给巴金的人生道路带来阴影,但是在心理上的压力一定是存在的。1949年以后,巴金在政治上获得很高的礼遇,他被安排在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直接参与了很多国事活动。他顺应时代的发展,再也不提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时,巴金主动修改了自己旧作,不仅把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文字全部排除在外,还把他的小说里涉及无政府主义的任何痕迹也都删得干干净净,部分作品的内容也做了修改。在越来越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巴金不做这些修改已经不可能了。许多作家在这个时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老舍就拒绝再出版自己的旧作;还有更多的作家对自己的旧作进行重写或者做重大修改,如李劼人和曹禺。平心而论,巴金与他们相比,修改旧作还不算太多,但他在自己旧作中所否定的,不是艺术技巧问题或者一般的思想问题,而是他曾经心心念念要立誓献身的信仰。为此,他还写了类似检讨的说明,表示与曾经的信仰划清界限。

   但尽管如此,巴金的作品依然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巴金为此不得不多次做了违心的检讨。一个人,对自己曾经为之立誓献身的政治理想公开否定,且不讨论这个理想本身是否正确,对于信仰者来说,内心是痛苦的,时间久了就成为一种自我折磨。这种痛苦局外人也很难体会。巴金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对自己的内心痛苦,既能直面相对,又苦于无法准确表达,为此他一直忍受着内心煎熬。这就是他说的“油锅反复煎了十年”的隐喻所在。《随想录》和《再思录》里一再重复的忏悔话题,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是巴金一直没有能够明白说出来的他对信仰的忏悔。

  

   四、巴金晚年著述:面对暮云,仍然不忘理想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讨论巴金的晚年著述如何完成了他对无政府主义信仰的表述。如我前面所说,巴金在《随想录》里并没有真正说出他心里最想说的话。《随想录》里主要贯穿了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参与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发生的思想文化、文学领域的各种论争,包括对于“十年浩劫”的反思和批判。从《总序》和第一篇谈《望乡》开始,到第一百四十九篇《老化》收官,是最完整的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是反思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软弱表现,进行自我批判。这条线索从第二十九篇《纪念雪峰》开始,到最后一篇(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收官,也是比较完整地清算了自己屈服于权势、对受难者落井下石的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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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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