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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建龙:任建宇案:言论自由与劳动教养

更新时间:2020-01-04 09:06:40
作者: 柳建龙  

   从以上论述看,任建宇于2011年4月至8月期间在腾讯微博转发他人微博和在QQ空间里复制、点评“一百多条负面信息”系属通过互联网行使宪法第35条所保障之言论自由的结果,并且由于其中部分言论主要是批评、“攻击”政府的言论,为此,又有宪法第2条第3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规定以及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的规定的适用。为此,任建宇可以主张其言论受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的保护,而要求就国家对其言论自由受到干预以及如果受到干预,干预是否合宪进行审查。

  

   五、言论自由的干预

   言论自由的干预,系指通过法律行为而作出的直接妨碍或者限制言论自由基本权主体之落于言论自由保障范围内的行为、使其根本无法为该行为或者限缩言论自由的保障范围,即,使言论自由基本权主体的基本权的实质受到不利侵害、克减或者违反,并可通过命令和强制予以执行的有目的的国家处分。一般而言,言论自由的立法规制可以分为四类:1、检阅、事前抑制;2、浑然不明确或过度广泛的规制;3、表达内容的规制;4、表达内容中立的规制。[46]系争《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0条第1项属于对表达内容的规制。

   就本案而言,任建宇受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保障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国家的干预。重庆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其实施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所禁止的罪刑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依据该办法第10条第1项和第13条规规定作成决定对处以劳动教养2年;换言之,任建宇因行使言论自由而遭受了不利负担。

  

   六、阻却违宪事由

   (一)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系指国家对基本权的限制只有得到形式意义上的法律的授权方能为之。该原则系从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及基本权(规范)中推导而来。那么,《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方式而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是否合乎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分别检讨言论自由的限制和人身自由的限制是否有法律保留的限制,如果有,那么《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它们的限制是否合乎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具体展开如下:

   1、言论自由的限制

   较之宪法第10条、第13条、第34条、第38条、第39条及第40条而言,宪法第35条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未作法律保留。对此,一般认为,宪法既然未授权国家以法律或者根据法律而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辄意味着宪法禁止国家以法律或者根据法律而对而论自由进行限制,于此,其涵义与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联邦议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论和出版社自由、人民之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愿之权利”的规定相同。

   不过,倘依通说将言论自由视为政治权利的组成部分,则或有《宪法》(1982)第34条后半段“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的规定的适用,换言之,言论自由的限制存在法律保留,其剥夺须“依照法律”为之。不过,即便认为第34条中的“政治权利”只能置于该条语境下、不能扩大其适用范围以至于将其视为一独立条款而予以解释,其内涵仅限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不能及于第35条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排除从第34条后半段规定推导出言论自由的限制存在法律保留的可能性。不过,这也并非意味着言论自由的限制不存在法律保留,因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作法律保留乃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国原则的要求。前者要求所有重要事项的调整应由立法机关予以保留,所有重要决定和措施的做成惟有以法律或者依据法律而为之;后者则要求,行政和司法的高权行为需要从形式意义的法律中获得其正当性或者合法性。[47]何况这一原则也由之后施行的立法法巩固并细化。后者对政治权利的限制作了严格的法律保留——议会保留。其中,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第9条进一步强调“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即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未制定法律的,也不得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既然言论自由的限制应适用议会保留,那么,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0条第1项能否规定对罪刑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性言论进行行政处罚呢?换言之,公安部是否有权制定规制公民言论自由的规范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法律性质或者位阶。对此,杨建顺教授在“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缺陷与辨析”一文中指出[48]:

   劳动教养不是行政处罚,而是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故不能为了否定现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合法性,而直接援引《行政处罚法》有关修订的规定;并且,《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49]和《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50]都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虽然在形式上不是正式的法律,但其效力基本可以等同于法律,或者称之为准法律。

   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虽是公安部制定和发布的,不过,由于已经得到国务院的“原则同意”和转发,故而应视为准行政法规。它是对前述两部准法律的具体化,只要没有违反其上阶位规范,就不当然违法。[51]如果上述论证成立,那么,作为准行政法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0条第1项规定是对作为准法律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1条第2项规定的具体化,只要其不与后者相抵触,当然不能认为它违反了议会保留的要求。

   然而,上述观点恐怕难以成立。就其性质而言,《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是行政法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是部门规章,这是因为:

   首先,从程序上看,它们是国务院和公安部分别行使法规和规章制定权按照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程序制定和公布的,并可以由它们分别予以修改、废止;

   其次,虽然它们分别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批准,但这不会对它们的性质或位阶产生影响,因为此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批准就其性质相当于授权或者“追认”,而国务院得到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授权,公安部得到国务院的授权而为立法行为,这都不会改变所制定规范的性质或者位阶。否则,尤其是就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而言,《国务院关于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中的“国务院原则同意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现转发你们,望结合各地具体情况研究执行,执行中有何意见和问题,希及时告诉公安部。”也将难以得到合理解释;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以后实施,是在我国法制建设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做出的特殊安排,该规范本身实质上还是行政法规。只不过当时宪法和法律没有对此做出明确规定, 对法律规范形式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52]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制定以及国务院的“原则同意”和转发亦然。

   既然《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是行政法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是部门规章,那么,在法律未授权对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行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进行收容劳动教养的情形下,国务院和公安部却以行政法规和规章加以规定,显然已经超越了权限,当然构成了议会保留的违反。

   2、人身自由的限制

   虽然就本案而言,对任建宇处以2年劳动教养只是一种手段,旨在干预或者限制任建宇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不过,它仍构成了对后者人身自由权的干预,故也有必要检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是否妥当。于此,仍应先检讨形式合宪性,即是否满足法律保留的要求,而后才有讨论其实质合宪性(是否满足比例原则的规定)的必要。

   就人身自由而言,现行宪法第37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这沿袭了《宪法》(1954)第89条[53]、《宪法》(1975)第28条第2款[54]、《宪法》(1978)第47条[55]的规定。不过,较之前几部宪法而言,《宪法》(1982)是在吸取了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基础上制定的,旨在于更有效地保护公民人身自由。[56]一般认为该条包括以下两层涵义:一,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和限制必须依法进行,即必须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二,对公民实施逮捕必须经过法定的机关和程序。[57]换言之,虽然第37条第1款的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为此,似乎应给予作为公民行使其他一切权利和自由的前提和基础的人身自由以相对其他基本权更为严密的保护;但是,从体系上看,第2款、第3款无疑构成了第1款的但书。这意味着宪法授权在特定情形下以法律或者根据法律限制人身自由。换言之,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设有法律保留,其中第2款特别规定了逮捕的批准和决定机关以及执行机关,属于特别法律保留,而第3款则属于一般法律保留。于此,人身自由的限制无疑须有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授权,否则,则可能构成违宪或者违法而无效。

   在我国法律体系及其发展过程中,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法律保留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

   (1)至于刑罚意义上人身自由限制的法律保留主要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化予以贯彻实施的,虽然学界对《刑法》(1979)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存在一定争议,并且主流见解认为:由于受“宜粗不宜细”立法思想的影响,我国《刑法》(1979)诸多条文的表述含糊不清,加之刑法典中规定有类推制度以及此后的特别刑法中有个别规定了重法溯及既往的效力等内容,可以说,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1979年刑法典中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58]不过,在《刑法》(1979)施行伊始,学界和实务界就已经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尽管直至1997年刑法修订前,他们也未能直接促成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但是,《刑法》(1997)最终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2)较之刑罚意义上人身自由的限制而言,行政法意义上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的确立略微早些。1996年初公布的《行政处罚法》[59]第9条第2款便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该法第11条至第14条也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2011年6月30日通过并公布、2012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行政强制法》第10条2款重申了上述立场,规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此外,需特别指出的是,立法法为刑罚和行政法意义上人身自由的限制设定了更严格的法律保留——议会保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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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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