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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柱: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人才培养国家体系

————兼论当前艺术人才培养的悖论与前景

更新时间:2020-01-03 19:11:32
作者: 孙惠柱 (进入专栏)  
国家对于艺术院校质量的评估,如果根据多少长江学者、院士、博士来评价是不行的。高等艺术教育的基本结构应该是30%对70%,实践应该占70% ,理论研究占30%。[5] 看来叶朗教授认为技能训练多了,而刘伟冬教授认为实践还太少了。两位都有相当的道理,叶朗说对了一半。叶教授是位著作等身的学术型教授,可能很少、甚至从来不需要撸起袖子来教授技能型的操作课;他把知识的灌输与技能的训练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放到一起,而事实上二者的情况很不一样,甚至恰恰相反。二十年来所有大学的扩招都导致大课剧增,课堂上学生更多了,中国教师历来习惯的单向的“知识的灌输”确实是更大大增加了;但是,艺术的“技能的训练”是需要在小课上通过师生互动才能做好的,这在多数院校、特别是新办的院校里其实是十分严重地不够的。同为北大著名文科教授的陈平原对大学“教学方式”的看法也与叶朗的意见相左:“越是名校,越是名教授,越不屑于‘斤斤计较’,于是培养出一大批意气风发但粗枝大叶的学生。不止一个美国教授跟我感叹:听你们的学生发言,真是聪明;可到了写论文,为什么训练这么差?一开始,我以为是文化隔阂,后来才明白,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基于‘精英’乃至‘天才’的假设,我们认定学生都……不必再练习‘操正步’等小儿科的动作。”[6]其实,“‘操正步’等小儿科的动作”是任何教育都不可或缺的,对于艺术人才的培养就更加重要。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教授正确地指出:艺术人才的培养应该分层、分类管理,国家对这方面的顶层设计和分层、分类管理做得还很不够。因此,当下艺术人才培养领域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来实行分层、分类管理?这就需要具体切实的研究、论证和实验、总结。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田亚梅、王海英在《普通高校专业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现状研究》一文中指出,普通高校的实际情况与艺术院校的艺术专业有很大差异,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与学生有机结合,教与学有脱节现象,教学效果差,达不到预期目标。[7] 李琼瑶的论文《适应市场需求,创新高等艺术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指出: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变,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和需求变化等对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沿袭下来的精英教育人才模式提出挑战,在全国高校热衷办艺术类专业和艺术类专业连续扩招的情况下,艺术院校必须对原有单一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做出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人才市场需求。[8]湖南师范大学李晶2010年的博士论文《高等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主要关注音乐院校,但指出的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招生规模连年扩大,超乎学校的办学能力和教学质量。有些音乐院校为降低成本,部分小课改为上大课;就连最好的专业艺术院校也难免不出现教学质量滑坡现象。……政协委员们呼吁:‘政府要清醒地把握住艺术教育的节奏。’‘我们不应该以浮躁的心态对待我们的高等艺术教育事业!’(《2008年全国人大、政协一次会议综合报道》,《人民日报》 2008、3、28)”[9]

   这些研究都是发现问题的重要一步,我们还需要把问题进一步细化,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在规模一下子变得如此巨大、模式又杂乱不清的情况下,中国艺术人才培养的模式问题急需认真的梳理、调整和改善——包括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招生规模、课程设计、师资配置、授课方式、实习手段等等,以确保青少年能有更好的学习艺术的环境,让艺术人才能更健康地发展。这是个在国际上也很难找到成功先例的难题,要破解这个难题,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探索新模式。一方面要结合面上的大数据调查和“解剖麻雀”式的定点田野调查——田调也应该是动态的、参与式的,尽可能将较新的教育模式付诸教学实验,以观察实际效果。另一方面,还要把文献研究和动态的现场考察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文献梳理和现存的“活化石”戏曲、古乐器的传统式训练相应证;对国外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文献梳理和出国考察及邀请外国专家来现场做工作坊相应证。

   和大部分其它文科专业相比,艺术人才培养的关键特点是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研究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也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一定要落到实处,通过实践来验证。初步的分析发现,目前中国的艺术人才培养工作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挑战:

   一,院校、专业及学生数扩大如此迅速,应当如何做到因需施教、因材施教?我国社会的文化艺术产业和事业究竟需要多少种培养模式?分别是什么样的培养模式?目前有不少新开的培养机构思路不清,有的不顾条件盲目照搬精英艺术院校的模式,有的干脆没有模式意识,目标、课程、师资混乱。

   二,西方影响日增也带来了引进的鱼龙混杂,有的地方盲目照搬西方模式,特别是某些名为推崇外国先锋理念的做法,实际上是自由放任误人子弟。我们的国情与西方很不一样,首先要有厚实的大众艺术的草根,才有可能锦上添花;发达国家有不少锦上添花的艺术,往往无须顾及观众感受、只为自己自娱自乐,并不适合作为我们的范本。我国的人均艺术资源还比较匮乏,更大的问题是分配不均,有资源、有精力把玩西式自我中心的艺术的机构,应该更多地关心一下那些尚属艺术营养不良的中国老百姓。

   三. 按中央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及大学“双一流”建设的要求来衡量,目前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所占比重偏低——从总体思路到具体课程均如此。如何让我们的艺术人才既能放眼世界,又擅长讲好中国故事?这将会是艺术教育机构不能回避的永恒的挑战。

   四,如何用高科技手段来帮学生更为有效地学习,而不仅仅是用视频代替面对面交流,帮校方和老师省钱省事?不少学校新办艺术专业、多收艺术生,原因之一是以为艺术比理工科容易教,还能多收学费创收;他们不清楚真要培养好艺术人才,所需的师生比远高于一般专业,生均成本也更高。高科技能否在帮助每个学生学得更好的同时又降低生均成本?这是艺术人才培养机构面临的最新挑战。

  

三、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方向

  

   改革开放40年,大学扩招、艺术教育大发展20年来,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了很多经验,也有过不少教训,都很值得认真总结分析,我们要在过去几十年的基础上全面深化艺术人才供给侧的改革,自觉地构建一个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国家体系。这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从内涵来说,包括指导思想、艺术史论、创作方法和实际创作四个方面——关键在前二者提供的理想范本如何与后二者的自主呈现有机结合,也就是如何将人格修养、知识积累融合到技能训练中去;从形式来说,应该包括讲座课、讨论课、操作课、实习课四种主要教学形态——这四者的比例,加上各自的师生比及师资结构,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出不同培养模式的特点。

   例如,专门艺术院校理想的课程结构模式就很接近前引南京艺术学院校长刘伟东教授所说的“基本结构应该是30%对70%,实践占70% ,理论研究占30%”。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模式。美国很多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也设有门类齐全的艺术院系,那里总体的学分要求看上去好像是“倒三七”——艺术专业课程三、其他各种人文科学课程七;那是因为那里培养主要的是复合型艺术人才——一般大学多数专业都这样,本科阶段大多强调复合型,在越是好的学校里,选择双专业、三专业的学生越多;但在艺术课程的内部,还是实践操作课占至少三分之二——有些艺术史论课会和通识类的人文课重叠,如莎士比亚研究、音乐史、美术流派等,本专业和其它专业的学生都可以修,这样有助于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展开头脑风暴。我国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不少综合性大学也设置了这样开放的艺术课程,但我国大学里这样的课上常见的问题是,由于课堂大学生多,往往只能听老师对理想范本进行讲解介绍,再加点PPT,成为单向的知识传授,没有足够的时间空间让学生进行艺术实践。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大学的专业分工历来过于细碎过于刚性,很难找到善于理论联系实践的艺术教师。这就牵涉到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另一大类——艺术师资。

   我国艺术师资的培养工作主要是由师范院校来做的,但近年来师范大学越来越非师范化,其艺术专业越来越靠向专门艺术院校,忽略了全社会对各个层次各类艺术师资的大量需求。因此,如何把艺术技能的钻研和教学能力的提高结合起来,是健全、改善各种师资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课题。此外,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专业设置长期以来基本上只是局限于目前中小学普遍开课的音乐、美术两大门类;而2015年9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已经下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71号),明确要求中小学增设戏剧、舞蹈、影视课,而且特别指出要解决当下普遍存在的“重少数轻全体、重比赛轻普及”的问题,要求进行“课程化管理”。因此,除了音乐、美术的师资,我们还要几乎是从头开始,培养大量能教戏剧(包括各剧种的戏曲)、舞蹈、影视课程的中小学美育教师。和高校艺术教育规模拓展的神速相比,中学艺术教育的发展显然是太慢了。因此,2018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国家高中艺术课程标准加大了艺术课的分量,新设了综合性的“艺术”这门大多数省市还没开过的课程,特别是增加了戏剧、舞蹈、影视,与传统的音乐美术并列为选择性必修课。拓展中学艺术教育的难度特别大,因为艺术课程不仅要讲授知识,更强调要每个学生都参加实践活动,对生师比、设备,特别是对以教材为主要代表的“理想范本”的要求特别高。从国际艺术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学艺术教育势必要从传统的音乐美术拓展开去,戏剧、舞蹈、影视是顺理成章的艺术“新三门”;然而这三门课如何教?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找到了公认的好办法。美国及欧洲都有不少戏剧、舞蹈或影视活动很有成就的中学,但多半还是只有少数精英学生参加,类似于我们这里的“拓展课”或“兴趣小组”,远未达到成为普及型课程的程度,也没有足够的专业教师。而我国将要开设的是普及型的课程,这就对师范院校的艺术专业提出了数量极大的需求。同时,师范院校中戏剧、舞蹈、影视这些“新”的艺术专业,也是公共文化机构十分需要的艺术指导人才的来源。因此,认真研究分析师范院校艺术院系的现状、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是建设培养艺术人才的国家体系这一重大任务的关键一环。

   构建这些基于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都很重要,而从习总书记所期待的“高峰”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属于夯实基础的常规工作,“织锦”成功以后还要在“锦上添花”。文化事业、产业的发展趋势是艺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对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为了创造出艺术人才培养工程最高端的成果,还需要各种针对专业艺术人才的高水平的非学历培训,例如专业院校举办的短期国际“大师班”、专门艺术协会针对会员的特殊需要而举办的“读书班”、艺术院校或协会为院团推荐的艺术人才举办的聚焦于各类专门技能的高级培训班,等等。这些培养模式几十年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经常显出一些问题。有的主办方由于时间压力,过分强调提供范本的大师的单向传授,较少给学生机会在大师的指导下进行自主的呈现。有没有可能运用高科技来更好地发挥高端培养模式的作用,让更多学生能通过新创的培养模式,在大师的具体指点下进行创作、得到提高?这也是各人才培养机构都要研究、总结的重要部分。

此外,我们还需要更大规模的非学历培训来为初级的艺术人才服务。前文说到,我国农村大量民营剧团的演员从未受过高等艺术教育;从他们频繁演出的现状来看,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脱产好几年考进院校去接受正式的学历教育,但他们中间的一些骨干曾经受到过短期的艺术培训,对提高演出的艺术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大部分演员都有机会分期分批接受一点这样的培训就更好了——最好还要由政府给予一定经济上的补贴。民营戏曲剧团如此,其它艺术领域的基层从业人员也有大量的类似的需求。面对这样的社会需求,国家全额拨款支持的艺术院校按理说是义不容辞的;然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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