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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禅宗现代转型的发展路向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20-01-02 19:01:00
作者: 刘峰  

  

   摘  要:禅宗在近代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时代背景下, 在佛教自身革除旧弊以求发展的逻辑要求下, 凭借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等固有思想蕴含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价值, 通过教内外的努力与作用, 在传统丛林模式的基础上呈现出世俗化、生活化、教团化、学术化等几种新的发展路向, 它们彼此关联又各具特色。总结和反思禅宗现代转型的这些发展路向, 可以为探索佛教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禅宗;世俗化;生活化;教团化;学术化

  

   禅宗作为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宗派之一,滥觞于中晚唐。[1] (P511-512) 在经过五代及宋的发展之后,至元明时期,因为对其解脱思想和修行方式的刻意追求和极端发展而流弊丛生、颓势具现。清代以降,原来盛极一时的五家七宗只剩临济、曹洞艰难维系,禅宗总体上思想僵滞、龙象匮乏、宗风不振、法脉难续。正是在花果凋零的形势下,在千年未曾有之大变局的刺激下,在教内外人士或主动或被动的努力下,禅宗从近代到当下,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发展路向,其中既有可供总结与坚持的成功经验,又有需要省察与克服的问题和局限。

  

   一、背景及原因

   佛教在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与传统儒家、道家文化的长期冲突与融合,在隋唐时期以中国佛教八宗的成立为标志,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但至宋以后,在内部禅净教合一和外部儒释道一致的大趋势下,佛教为了避免在意识形态领域被边缘化,过分地追求三教一致、强调三教一心,义理上固守陈规、无甚创建,僧团内部戒律松散、修持懈怠、不求精进,莲池大师就批评当时的僧人“不务正业”:“末法僧有习书、习诗、习尺牍语,而是三者皆士大夫所有事,士大夫舍之不习而习禅,僧顾攻其所舍,而于己分上一大事因缘置之度外,何颠倒乃尔。”[2] (P1) 由此可见,虽然明清之际也有诸如晚明四大高僧的努力和推动,但佛教从总体上颓势不减,除去念佛称号、做法谋利之外,所剩无几。对此,整个社会充斥着强烈的不满和否定态度,认为佛教只重身后、怪诞陆离、焚纸烧香、迷鬼信神,同时又占据大量田产经济,阻碍社会进步,因而反佛之声高涨,清末民国轰轰烈烈的“庙产兴学”运动就是这一情绪的具体宣泄。正是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与重压下,佛教自身的革新与图强成为佛教发展的历史必然,而禅宗正是在这一逻辑要求下开启了现代转型的进程。

   关于禅宗与汉传佛教的关系问题,净慧法师指出:“到了宋代以后,禅宗已经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以至于禅宗的兴衰直接决定着整个汉传佛教的兴衰。可以说,振兴汉传佛教,撇开禅宗另立炉灶是不现实的。”[3] (P2) 这说明,宋以降的佛教衰退,实质上正是禅宗的衰退,同样在近代以至当下佛教的复兴,其主要内容也正是禅宗的复兴,因此我们说禅宗的现代转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佛教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换个角度讲,宋以后的历史事实其实就是佛禅一致,所以提佛教就指禅宗,说禅宗也可代佛教。同样的意思任继愈也有间接的说明:“宋以后的学术界通常用禅学指佛学,称某人思想近禅,即指其人学术有佛教思想倾向。”[4] (P358) 吴立民也认为:“中国佛教,无论何宗何派,从会昌以后……要算只有个禅宗。现今的中国丛林,实质上说,大都是禅宗的。……中国佛教的一线生机,也就仗着禅宗这一宗承连绵以致今日。”[5] (P40) 可见,近代的佛教复兴与改革运动都可以看作广义上的禅宗转型,本文基本采用这一较为宽泛的佛教禅宗概念。

   禅宗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直指人心为核心思想。虽然随着历史的变迁,历代门人结合自身的条件与机缘,对这一思想的诠释和运用不尽一致,甚至出现分门别宗的情况,但从总体上说,不管哪一宗或哪一家,仍然是以顿悟成佛、直了心性作为自己解脱论、修行论的基础,所谓的差别更多只是接引方式上的不同。对此,任继愈就指出,不管禅宗的流派有多少,但都遵循“自我解脱”为共同的信念:“照唐人记载,禅宗流派不下十几家,细分起来当来不止这么多。不论他们之间教义有多少分歧,但禅宗的共同信念是‘自我解脱’。……关键的一步全凭自修自悟。”[4] (P359) 另外,洪修平也认为:“五家七宗更多的只是由于接机方式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门风而已,理论上的创新并不是很多。”[6] (P199) 贯穿于禅宗发展历程始终的“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思想,与传统佛教的解脱理论相比较,最大限度地将成佛的根据从人以外拉回到人自身,使每一个人都是成佛的主体,人与佛之间毫无嫌隙,人与人之间一际平等,成佛不再是曲折艰辛的过程,解脱与否全在自己当下的一念心之间,前念迷佛即凡夫,后念悟凡夫即佛。如此一来,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的肯定,人的个体性得到真正的解放,所以方立天强调:“禅宗……提高人的主体地位,并把人格尊严高扬到极致。”[7] (P87) 同时,禅宗要求修行要世间化、生活化,强调砍柴担水皆是禅、行住坐卧均是道,意在突出入世、以求出世的洒脱性格。这些具有丰富人文价值的思想在近代中国寻求平等、民主、自由等理想社会之时,天然地成为多方汲取的理论资源。

   此外,禅宗思想在解脱成佛的基础上,透露出超越而清新的精神追求、人我宇宙和谐一致的理想境界,即它弥合主客、内外、物我等二元分立,立足于现实人生而不断充实自己的自然本性,不断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不断追求心灵的自由解放,这对反省、思考和补救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文明困境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由于禅宗思想自身蕴含着丰富的、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它才有条件对时代问题给出强有力的回应,从而使自身的转型具有坚实的理论保障。

   当然,不管是佛教自身发展逻辑要求的出现,还是禅宗固有思想精神的彰显,都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自足封闭的社会系统,遭到西方以坚船利炮为标志的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冲击,中国社会随之逐渐陷入国衰族殆这一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救亡图存、谋求现代化成为近代中国最为关键的核心议题。所以,不管是佛教的复兴还是禅宗的转型都是直接围绕这一时代问题顺势而起的,正所谓:“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困境中寻找出路是中国佛教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的特殊主题。”[3] (P1) 因此,当近代国人以现代化的标准诸如科学、理性这些观念对传统佛教进行审视和衡量之余,得出的结论是:“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8] (P89) 将佛教禅宗斥为现代化的障碍,就直接危及佛教禅宗的生存根基。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教内人士,正是为了对此做出回应,为佛教的合理发展赢得可能的生存空间,才积极主动地发起了近代佛教的复兴与改革运动。同时,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碰撞和比较交流的影响下,中国人为追求文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采用西方现代学术方法与范式对佛教禅宗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学术研究,禅宗以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被动地进入主流学术圈,以一种与传统宗教样态截然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被时人所理解与认识,这既从客观上促进了禅宗的影响与传播,进而这些理解与认识过程本身包括结果,也逐渐积淀为禅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特有内容,因此理应视为禅宗现代转型的一部分。

  

   二、路向及特征

   正是在民族与文化危机这一时代背景下,在自身革除旧弊以求发展的逻辑要求下,佛教禅宗凭借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等固有思想蕴含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价值,借助教内外的多方努力,在传统丛林模式的基础上呈现出世俗化、生活化、教团化、学术化等新的发展路向。

   (一)世俗化

   世俗化是指佛教禅宗主动打破明清以来以经忏法事、迷信鬼神等为主的固有落后状态,强调在对佛教思想切实体认的基础上,要以理性的态度投入世俗生活,参与现代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的各个方面,在世俗参与中体现佛法价值、实践佛法精神的发展路向。[9] (P207) 以太虚大师和印顺大师为代表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潮正是这一路向的集中体现。[10]

   太虚大师目睹近世佛教的凋零与颓废,为避免佛教在社会转型期遭到历史的淘汰,他在深究传统佛教尤其是大乘思想之后,提出人生佛教的主张,倡导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强调成佛的基础在于成人,净土佛国不在天上、不在来世、不在彼岸,就在当下的现实生活当中。因此,太虚大师要求佛教僧人在提高自己素养的基础上,要严格遵守戒律,契理契机积极入世,以大乘菩萨道的精神不断精进、自利利他。正是在这种认识和理解的指引下,太虚大师躬身力行,从早年开始就不断投身于佛教的革新运动,既努力推动全国性的统一佛教组织的建立,又深入探索僧伽制度的改革和进步,还切实开展现代佛僧教育活动,另外大力提倡汉藏、中日间的佛教交流和学习,最后紧贴时代脉搏,认真严肃地投入中西学界的诸多争鸣与讨论之中。

   总之,尽一切努力推动佛教禅宗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发展相互调适,将佛教禅宗的发展根基稳固地确立在世俗社会生活当中。经过太虚大师的努力,佛教禅宗与传统相比,不再以在山间丛林中追求个体的解脱和自由为最终归宿,而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转向世俗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推动宗教改革、反对外敌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慈善事业等诸多方面恳切有为,真正发挥了佛教禅宗镶辅国政、安定人心的价值和作用。这不仅为佛教禅宗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而且经过印顺大师和赵朴初居士的承续发扬与大力提倡之后,以世俗化为典型特征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已经成为当下及未来佛教禅宗发展的主流方向。

   (二)生活化

   生活化指佛教禅宗在成功化解历史危机、适应时代要求之后,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背景下,侧重于关注和解决现代生活方式中的个人人格进步和精神提升的发展路向,主要以净慧法师倡导的生活禅为代表。从宏观上审视,生活化实际上仍是世俗化潮流下也即人间佛教一个具体集中的缩影,但是它的确又具备显著的个性特征,即以生活为参禅修正的法门、以生活为开悟禅智的契机、以生活为体验禅境的载体,一句话:“所谓生活禅,即将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采。”[11] (P164) 因此虽然与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同样都强调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佛教精神,但前者明显是以发展、突显佛教禅宗的现代价值及合理存在为目标,后者则更多突出个人在生活中当下一念的修正和觉悟,进而要求在个人精神提升的基础上去“觉悟人生、奉献社会”:“生活禅是禅在人生日用中的落实与运用;其宗旨是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其要领是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其着力点是在把握当下一念:觉悟在当下,奉献在当下,修在当下,证在当下,受用在当下,保任在当下。”[11](P1-2) 所以二者都要求个人的解放与进步,都强调在现实环境中建设佛国净土,但前者重在对世俗的参与和适应,后者则更加强调禅的自然与活泼,以彻底追求人自身的发展为根本目的,与传统禅宗思想的核心精神更加接近。

   当然,这种所谓的差异也只是时空条件的变化所致,进行这种区分也并非认为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和生活禅在本质上有所抵牾,恰好也从侧面说明了佛教禅宗的包容性、丰富性、发展性,因而才会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呈现出相互关联的多元形态,同时也说明在当前社会稳定和谐的条件下,佛教禅宗向自身本然状态的回归已经势不可挡。所以,台湾星云法师在具体落实和践行人间佛教时,也是大力提倡“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12] (P380) 。因此,禅的生活化也是佛教禅宗在当下及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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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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