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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禅宗现代转型的发展路向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20-01-02 19:01:00
作者: 刘峰  

   (三)教团化

   教团化是佛教禅宗在学习借鉴现代社团组织、商业组织发展形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固定独特的组织系统和严格明晰的运作程序,同时既区别于传统的丛林模式又充分体现宗教特殊性和时代性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它鲜明有力地表现出,在现代管理和组织方式下运行的佛教社团,它的稳定与发展对促进佛教禅宗的推广、普及与弘传起到了积极的助缘作用,甚至成为佛教禅宗现代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其实,佛教教团化由来已久,历史上东晋慧远创建的庐山莲社,唐代百丈清规影响下的禅宗丛林等,都曾积极促进佛教的发展和繁荣,但随后也都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变迁中。[13][14][15][16]近代以来,太虚大师将佛教的组织制度建设提到佛教复兴发展的战略高度,经过他本人及后来海峡两岸各种力量的努力与创新,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的组织化、制度化建设取得了多元卓越的成效,当下颇具影响的台湾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佛光山在“大本山”制的基础上,采取下属道场职事轮调制[12] (P374) ,正是在这一制度的有效推动下,佛光山真正形成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遍流五大洲”的宏愿,迄今为止在全球建有200多家分会,这一规模堪称佛教之最。慈济功德会与此不同,从1966年创建开始,随着不断发展壮大,于20世纪90年代后形成事业个人负责制和财务董事会决定制的组织核心。正是在以此为骨架、以社区志工为血肉而形成的“四合一”这种“横面关怀、直线互动”的组织架构之上[17] (P26-31) ,慈济功德会才能系统有序、快速高效地深入社会,开展教育、文化、医疗、慈善、赈灾、环保等实践活动,至今已经在全球47个国家设有分支会和联络处,援助超过71个国家地区,这不仅使慈济功德会的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客观上也有力地促进了佛教禅宗的传播和弘扬。因此,高度组织化、制度化基础上的现代教团模式,已经成为佛教禅宗当下及未来发展的重要形式。

   (四)学术化

   自近代以来,佛教禅宗在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受西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影响,在教内外出现的以文献、语言、思想诠释、历史考据、文化比较等理性工具为主要手段的知识化、对象化研究,即为佛教的学术化。其特点是研究主体以教外学者为主、教内僧人为辅,在多元研究视野及多重学术方法作用的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术成果,内容涉及佛教禅宗的各个方面,有对典籍文献的整体、对历史史实的讨论、对思想理论的分析等。[18] (P450-473) 除去这些直接的研究外,还把佛教禅宗作为构建自己思想学说的重要理论资源,诸如受启蒙思潮影响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均在相当程度上援引采摘佛教禅宗的理论来阐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总之,在学术研究的大力推动下,佛教禅宗史实的澄清与梳理、思想精神的诠释和彰显取得了空前的繁荣,而且在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下,佛教禅宗自身的特征更加突出和明确。因此,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其意义和价值在主流文化圈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播。佛教禅宗这一发展路向与传统的最大区别在于,以理性思维代替宗教信仰。从胡适开始到后来的印顺导师,再到大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佛教禅宗研究名家,不管他们各自的立场和思路有何具体差异,但均是以理性、客观的科学研究为基本原则,这点已有学者明确指出:“这些人只是研究佛学,他并不信仰佛教,他只是一个学者,是佛教文化的研究者。”[19] (P56-57) 因此,以历史的长焦距对此进行审视,佛教禅宗发展的学术化势必已取得教内外的一致认同,因为它有力地消解了禅宗神秘、超验的宗教色彩,更便于以理性思维方式为主的现代人的接受和吸收,民国期间大量的佛教组织主办各类以佛学研究为主的学术刊物就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反映。[20] (P39) 这一良好的传统延续至今,21世纪以来,各佛教组织都积极主动地与学术界联合,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创办专业学术刊物、资助各类学术研究等,这些都有力地表明,学术研究的趋向在佛教禅宗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

  

   三、思考及启示

   近代以来佛教禅宗在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几种路向说明,禅宗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取得了积极的发展成果,个中经验需要认真继承,其中的问题也需要切实反省。佛教禅宗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注意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神圣与世俗兼顾,回归神圣

   契理契机、积极入世使近代佛教禅宗得以紧叩时代命题,顺利适应时代要求,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化被动为主动,为自身赢得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可以说,世俗化是佛教禅宗转型获得成功的核心要素,在当下及未来仍然需要坚持和维续。但是,佛教禅宗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文化形态,毕竟本质上仍是以追求人的超脱解放为核心要义的宗教,这种质的规定性必然要求它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不能脱离自身向上超越的宗教属性:“佛陀教法中确实包含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现实人生改善,人类社会发达的人间的、世间的内容,但终究以了生死,出世间之可谓‘超人间性’的内容为核心、为精华。”[21] (P3) 因此,虽然世俗化使佛教禅宗有力地适应了社会历史的需求,但这本身也使得它作为一种宗教存在,为现实人生提供终极价值和超越意义的效力不断削弱。

   结果是,首先会降低受众对它的信奉程度,因为“世俗化影响普通人的最明显的方式之一,是对宗教的‘信任危机’”[22] (P1) 。如此一来,必然会直接影响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况且世俗化加剧本身也是佛教禅宗逐渐淡化自己宗教神圣性的过程。所以,洪修平在反思人间佛教世俗性与神圣性失衡的问题时强调:“我们不能在强调佛教的中国化或人间佛教的入世性时,而忽视了佛教出世解脱的根本宗旨以及中国佛教契合佛陀本怀的普世性意义和价值。”[23] (P71)显然,这个结论值得当下的佛教禅宗认真思考和重视。因为,20世纪以来,在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推动下,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人类开辟了史无前例的生存空间、创造了多元丰富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现实社会的多样性自然要求佛教禅宗要应时应机地与此进行积极互动,这必然会进一步促进佛教禅宗的世俗化。如果在此过程中,神圣性的一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加强,即佛教禅宗不能从根本上、从超越层面为愈加异化和物化的平面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意义指引,那么它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在“出世不离入世、入世以求出世”的要求下真正实现神圣与世俗的动态平衡,将直接关乎佛教禅宗发展的成败与否。

   (二)信解与行证并重,强化戒律

   佛教禅宗认为,佛法超越了所有世间知识与智慧的有限性、具体性、规定性等特征,是最高的智慧,因而称“一切种智”。只要对佛法生起坚定的信心和虔诚的信仰,再根据个人的基础和条件都可以正确地理解佛法,具体地亲近最高智慧,进而在佛法智慧的要求与指导下躬身践履,最终都能证入佛教追求的解脱圣境。因此,不管佛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期、思潮及流派各自的思想学说和修行实践有何差异,信仰佛教、理解佛法、切实践行、积极证悟这一基本要求是贯穿始终的,即“信、解、行、证”作为一个内在相关、系统有序、不可分割的整体,既体现了佛教追求超越解脱的宗教特征,又成为佛教徒信仰修行遵循的基本思路。其实“信、解、行、证”在现代语境下的核心要义,就是强调在信佛、学佛、修佛的过程中,佛教理论的学习和正确的修行实践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不能偏废,这是就个人而言。如果就佛教禅宗的发展来讲,理论的发展、丰富和创新与行法体系的明晰、严密和系统两相结合才能构成佛教禅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反观历史,正是由于宋以后对佛教禅宗“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极端理解,因而人为地割裂了信解与行证的一致性,过度地夸大了离文字以求般若的用意,从而使佛教禅宗义理凝滞、修持懈怠,只能以净土念佛为宗,而净土念佛“反映佛教衰落时期僧俗信徒急切求取解脱而又缺乏自信的实况,是一种历史性的倒退。……净土念佛的畸型发展和繁荣,营造了佛教徒的变态心理,也会使佛教文化趋于形式化、庸俗化”[24] (P110-111) 。所以说,“信、解、行、证”的分裂与废止,是造成佛教禅宗晚明以后无限颓势之根基。正因为对此有所洞察和认识,近代佛教禅宗一上来就要求“回归到‘本师释尊之遗教’的宗旨”,而且“到了现代佛教,面对世俗化日益严重的现实佛教,人们更彻底地回到原始佛教———佛陀的根本佛法时代”。[25] (P72) 向佛陀时代回归恰恰是在说明,近代佛教禅宗首先强调对佛法的根本要义、思想理论、精神旨趣要有彻底的认识和了解,这就是所谓的“正信、正解”,而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修持以及变革与发展等行为也才称得上“正行、正证”。[26] (P220-222)

   当然,在“信、解、行、证”并重的过程中,要将强化戒律提升到决定佛教发展前途的战略高度。明清以来,佛教衰落的根本原因无非两个方面:第一,束书高阁,不学无术;第二,戒律松弛,堕落无度。太虚大师在目睹佛教内忧外患的境况时,无比痛心疾首,因而慨叹禅宗代代堕落,根子就在于未能以律为基:“中国古时虽能会教明禅,然未能从教律之次第上,而稳建禅宗,至末流颓败,一代不如一代也。”[27] (P108) 所以他极其重视戒律对禅宗乃至整个佛教发展的根本作用,视它为佛教健康发展的生命线:“佛制戒律,是佛教建立主持僧团的生命线。”[28] (P386) 它不仅是佛教立足世间的基本保障,在太虚看来,它更是修行佛法的基本途径,“律仪为学佛之行业规范,最为重要,但专依律仪为行门而修习,亦可达到究竟果位”[28] (P402) 。因此可以说,以强化戒律为前提的“信解行证”统一协调、齐头并进,对当下商业化、功利化、世俗化急剧膨胀背景下的佛教禅宗的发展显得更加紧迫。

   (三)研究与弘传并行,方法自觉

   已有百年历史的现代意义的佛教禅宗研究,为佛教禅宗在近代的复兴和革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较早的梁启超借用心理学、统计学等现代学术方法对佛教思想、历史及文献等展开研究,成果蔚为壮观。尔后在西方学术方法的刺激下,以陈垣、胡适为代表的对禅宗的相关历史进行研究的成果,对当时及后来的佛教禅宗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像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诤记》,就有学者评价道:“他的研究重在历史时代的考察,对西南地区的禅宗史实作了详尽的梳理,材料丰富,观点鲜明,立论公允,此书至今还没有人从整体上能够超过。……至少目前研究明清佛教的人,还必须参考这本著述。”[18] (P450-473) 而胡适在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指导下的禅宗史研究成果,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管对学界还是教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江灿腾就以胡适和现代禅宗研究的开拓者忽滑谷快天的比较,评价胡适在发现禅史资料方面的影响:“胡适在研究史上,仍开启了一个比忽滑谷快天更前进、更大胆、更武断、影响也更大的新探讨角度。……因此可总括一句,胡适在新禅宗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影响方面,迄今仍有极大价值。这证明他并非仅是忽滑谷快天的追随者,而是有自己独特研究面貌和巨大贡献的!”[29] (P94) 当然,因为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作用[30],胡适的许多研究结论像《坛经》作者为神会等在当时就不被接受,而且还多次引发教内外持续广泛的讨论和争辩。[30]

正是由于学术研究引发的各方持续讨论和激烈争辩,从客观上促使佛教禅宗史实不断再现和清晰,从而其脉络更加明确,也促使禅宗思想不断认识和阐发,从而其价值愈发明了。进一步,在当代各种学术思潮相互碰撞与交织的过程中,它的永恒和超越精神才会豁显开来,从而为当下的精神文化建设贡献特有的力量,这正是学术研究对于佛教禅宗发展与转型的意义所在。此外,与研究同时的积极弘传,也成为影响佛教禅宗现代转型的重要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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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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