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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世安:《国风》与春秋时期的北方地域文化

更新时间:2020-01-02 00:29:36
作者: 颜世安  
这是描写一个人或一些人在丘地歌舞,《诗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⑩“子”是否陈幽公,后人一直有疑问,朱熹《诗集传》说:“子,指游荡之人也。”(11)这样不确定到具体某人,是稳健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歌舞之人是贵族人物,非底层民众。清人方玉润说得清楚:“乐舞非细民所宜,威望亦与庸众无关。”(12)诗歌主旨是刺舞者放荡,虽然有情,却无雅望,不令人敬重。这指的是贵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宛丘》中的歌舞并非民间巫舞,而是述说陈国贵族沉湎于乐舞,《汉书·地理志》解释其来历说:“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13)这个解释一向被古今论者信从。此种风尚是否来自胡公妻子一人,其实是有疑问的,此处不论。需要注意的是,这是陈国上层贵族的风尚,无关乎民间的生活经验,所以不能认为表达了地方性的风俗文化。

   《东门之枌》有些不同:

   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谷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

   《诗序》说:“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14)是说因陈幽公淫荒,影响到民众风尚。这解释出自《诗序》作者对“风”政治意义的理解,(15)并非事实。民间风尚形成当有地方生活的根源,不可全归于上层影响。但说此诗表现了民间风尚,则是对的。诗歌说,在东门、宛丘的树荫之下,有“子仲之子”巫舞婆娑,引起男女聚观,相互期会,又有赠物以示爱悦。(16)诗中“谷旦于差”,“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诸语,解释颇有分歧,但大体应是来自民间风俗。所以,说《东门之枌》中可见陈国地方风俗是有道理的。但关键要注意,《东门之枌》作者写民间巫舞和人民围观,是一种旁观的批评的态度。“不绩其麻,市也婆娑”是对舞者的批评,这一点古今释诗者基本意见一致。《东门之枌》虽写到民间风情,但作者却立足于雅文化立场,对此民间风情自觉保持距离。东门和宛丘树荫之下的巫舞群聚,在诗歌里表达为不务正业和败坏风尚。这样的立场,便与民间风情拉开了距离。

   再看郑、卫情歌,这是《国风》地域文化研究中最受重视的部分。各国之《风》皆有情歌,但郑、卫情歌尤其引人注意。古代文献以“郑、卫之音”为“淫”,现代学术打破儒家标准,以日常生活的感情和眼光看《国风》情歌,往往赞其情感真挚、大胆奔放。说到地方文化特点,则认为郑、卫情歌表达了地方风情。但《郑风》与《卫风》其实是不大一样的,二者究竟何种意义上表现了地方风情,需分开讨论。

   《卫风》(含《邶》、《鄘》)情歌数量多,情感幽郁优美,且多女子诗歌,与各国情歌相比,为一大特色。陆侃如就曾说,卫国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发源地,这一点很是值得书写。但是《卫风》情歌的特点,如同《秦风》之质朴雄武、《齐风》之开远辽阔一样,都是贵族诗歌的风格,不是民间的风情。前辈学者朱东润曾说,《卫风》中贵族妇女的诗歌,表达了特别的幽郁,(17)这样的感情显然不是出自草野。除女性诗歌,卫诗情歌中较引人瞩目的是《鄘风·桑中》,此诗自古被认为是卫风“淫”的代表作。现代学者研究国风地域文化,则认为此诗表现了卫国男女自由聚会的地域风情:

   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沬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诗中写男女相约于“桑中”,这个地名似乎是一个关键。《墨子·明鬼》:“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这里说到几个邦国都有民间男女聚会的场所,应该都是各地的民俗风情。有学者就认为,“桑中”就是“桑林”,此诗写的是卫国的民俗聚会。可是《桑中》主人公相约的孟姜、孟弋、孟庸著明姓氏,都是贵族妇女,明明是贵族男女相互邀约。(18)《明鬼》说“宋之有桑林”,不是说卫国。“桑中”之名应与“桑林”无关。也许有另一种可能,“桑林”是男女相会,歌舞热闹之地,名气甚大,诗歌作者借“桑中”之名喻桑林,暗指男女情会之地。但就算如此,“桑中”也只是隐喻,不是实指民间的男女聚会。所以总体说来,卫国情歌多,感情真挚,有《桑中》这样的明快大胆,有《静女》这样的衷心表白,有女性诗歌的幽怨妩媚,在《国风》情歌中十分引人瞩目。但若说卫国情歌表达了地方风情,则不切当。

   真正表现了一些地方风情的,是郑国情歌。在《国风》地域文化问题上,《郑风》特别值得关注。《郑风》与《卫风》情歌的不同,朱熹已经指出,他说: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19)

   《郑风》之“淫”胜于《卫风》,特点不只是数量多,更重要是“女惑男”,“荡然无复羞愧”。这里的儒家标准,且不去说它。《郑风》的一些诗,确实是表达了民间社会男女爱悦的风情。其中《溱洧》写到民间男女季节性聚会的风俗,尤其值得注意: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春季来临,溱水与洧水水流浩大而清澈,象征冬季以后生命的复苏。河水两岸许多青年男女相聚,嬉戏谑语,互赠勺药。这是一个生气蓬勃的乡野情爱盛会,这种聚会是郑国民俗,汉代文献已经说到。《韩诗内传》:“‘溱与洧’,悦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悦者而俱往观也。”(20)这里所说的具体仪式与《溱洧》对不上,《溱洧》并无“招魂续魄,拂除不祥”,但《溱洧》所写男女聚会是郑国民俗,应该没有问题。这一点,也是现代学者一致认可的。这首诗写到民间青年男女聚会的热闹和欢悦,作者的态度是喜乐和欣赏的,这一点很重要。(21)因为喜乐和欣赏,简短描写中才传神地表达出民间男女的欢欣之情,后世读者才能感受春日河边那种野性的青春气息。此外,《褰裳》可能也是写溱、洧二水边的男女聚会: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诗中说到“涉溱”、“涉洧”,又说“岂无他人”,好像男女之间可以随意选择,“狂童之狂也且”则像是《溱洧》所说的“伊其将谑”。方玉润评《溱洧》:“在三百篇中别为一种,开后世冶游艳诗之祖。”(22)现在把《溱洧》和《褰裳》合起来看,《国风》情歌中可称“艳诗”的,或许还有;可称“冶游”(民间风俗会)的,确乎只此二首,确是“别为一种”。除此之外,《山有扶苏》和《狡童》写“女惑男”的调情戏谑,有学者因其“谑”而疑为溱、洧水边的聚会,这就难说了,姑存疑。但女子这样对喜爱的男子表达戏谑和怨怼,率情无肆(朱熹所谓“荡然无复羞愧”),很像是民间歌谣的风格,与《卫风》那样的“幽郁”很不同。

   在《国风》中,《郑风》的情歌是很特别的,真的是表达了民间的“冶游”风情。这点正说明《国风》总体上表现民间风情其实不多,不似想象中那样普遍。《郑风》何以特别?下面分析。现在有一个问题先需讨论,自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方法引入《诗经》研究,一些论著对《国风》表现民间礼俗和宗教有大胆推测。这些研究很有意义,特别是对一些语词背后的民俗来历进行的探讨,拓展了学界的视野。但同时也有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所得结论还有待商榷。我们以孙作云先生《〈诗经〉恋歌发微》(以下简称《发微》)(23)为例,检讨一下这个问题。这篇论文发表较早,影响很大,现在已经是民俗学《诗经》研究的一个典范。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古代民间有“祭祀高媒”、“上巳节”习俗等,在《诗经》研究论文中被经常引用,似已是学术上可以确认的事实。但这些古代民俗究竟怎么回事,是否可用于解释《诗经》,却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选这篇论文讨论还有一个原因,即在用民俗学方法研究《诗经》的论著中,这篇文章有老派学者的严谨,重视文献依据,而非那种根据理论推演和人类学资料类比的论著可比。所以此文既对后来研究者有诸多启发,也能引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发微》首先引述《周礼·地官》、《管子·入国》、《毛诗传》、《礼记·月令》、《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说明古代社会有仲春之时会合男女的习俗,古人祭祀“高媒”求子,以及临水洗涤求子的风俗,就是在此时举行。按《礼记·月令》及郑玄注,祭祀高媒与简狄临水吞玄鸟卵的传说有关,简狄传说又与水边洗浴生子习俗有关,孙先生据此推测:古人祭祀高媒与临水洗浴,常在同一时期举行,渐渐演化成后世三月上巳节临水祓禊的风俗,并由求子的仪式演变为一般性的士民游乐。

   由文献记载勾勒出古代有祭祀高媒和临水祓禊的习俗,《发微》进一步认为,《诗经》中许多恋歌,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唱出的。文章列举有十五首,都与这个水边求子的习俗有关。其中四首在《郑风》,八首在《卫风》,三首在二《南》。这一看法就有些问题了。《郑风》中的《溱洧》确实是写春天水边男女相会的风俗,《褰裳》也可能与此风俗有关,《发微》对这两首诗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可是接着提到《蛟童》和《山有扶苏》就并非如此,因为其中既没有写到水边,也没有多人聚会,只是因为有女子对男子的戏谑,可以对应《溱洧》说的“伊其将谑”,就推断与水边聚会的风俗有关,这是很勉强的。这两首诗,更像是一对男女之间的调笑戏语,不像盛大仪式中发生的故事。当然不能断言这调笑一定不在盛大仪式中,但这样的推论如果流行,则《国风》中许多短句片段,都可以作出各种民俗或宗教仪式的想象。这正是民俗学《诗经》研究容易产生的问题。《发微》接着讨论《卫风》说:“卫国的恋歌多集中在淇水,其数量竟达到八首之多。”在淇水唱出的恋歌,便与“临水祓禊”的民俗仪式相关?这实在是很勉强的推测。其中有的诗,如《淇奥》说“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又说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这从诗句就可判断写的是贵族青年。又如《竹竿》说:“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是写女子出嫁,都可确定与祓禊仪式无关。看上去最有关联的是《桑中》,像是淇水边上的男女聚会。但前面已经分析过,这首诗中的“孟姜”、“孟弋”已告诉我们,它反映的并非民间男女之间发生的故事,而是贵族圈子里的故事。总之,恋爱婚嫁之事讲到淇水,可以有很多原因,不能因为是水边,就想到一定是春天临水洗浴的仪式。

《发微》不仅推测《国风》中十五首诗歌与临水洗涤求子仪式相关颇为勉强,而且对古代祭祀高媒、临水祓禊仪式的讨论,虽富有启发,同时也有一些疑问需要进一步探讨。“高媒”、“上巳节”在当下的《国风》民俗研究中常被提到,好像已是被确认的古代民间礼俗。孙先生所引文献,是《周礼·地官》、《管子·入国》、《礼记·月令》等。这些都是战国到汉代的文献,其中提到的礼俗固然有古传的根据,但这两种文献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代王者设计制度。《月令》提到,仲春二月,天子亲率嫔妃前往祭祀高媒,这很可能是战国晚期学者依据某些古传风俗编制出来的国家礼仪。《发微》有一个基本假定,即在春秋以前就已有某种各地相似的民间礼俗。文章说,农业是有季节性的,春季是人们离开家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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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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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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