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阎云翔: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

更新时间:2019-12-29 23:21:40
作者: 阎云翔  
结果,在大约10年时间里,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挑对象时都要认真考虑对方的家庭出身。

  

   另外,“老实”这个标准也值得进一步解释,根据情况而定。“老实”可以指一系列的个人素质,比如诚实、坦白、有教养、听话、头脑简单等等(参见Kipnis, 1997: 112)。其中,听话与诚实是最常用的含义。在80年代初期以前,在村里既听话又诚实的人最受欣赏,姑娘都愿意找老实的男青年当对象,甚至地方党组织也愿意吸收老实人入党。但是改革以后,老实人却逐渐不吃香了。眼光高的女子都看不上老实的青年。村民们解释说,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上,老实人容易吃亏,对家庭不利。

  

   在我看来,老实是封闭社会所推崇的品德。当村民们基本上只限于在一个关系密切的地方社区中相互交往时,老实便意味着可靠、值得信任,这使乡村社会中的交往成本大为降低。但是,老实的其他含义,比如天真、诚实,一出了当地社会的小圈子便成了极大的短处。尤其是到了改革时代,村民们必须在一个尚未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老实更成了要命的缺点。在新的环境里,老实人就被人欺负,老实丈夫就没法养家护家。出于几乎相同的原因,鲁迅在70年前就写道,在30年代的上海,老实是无用的代名词。

  

   不过,下岬的女性并不仅仅是出于现实的原因而不再选择老实人。有些姑娘说,她们不喜欢老实青年,是因为他们不会说话,没有风度。而会说话和有风度恰恰是与听话和简单相反的两个素质。

  

   在1991年的调查中,一位27岁的青年使我注意到老实人找对象不再吃香这个变化。这是个公认的老实人,可是找对象却一次次失败。当他第一次告诉我说,如今人们无论男女都喜欢风流的对象时,我还以为是气话,因为风流在当地原来是个不雅的字眼。后来,不少人告诉我,如今“风流”的确是找对象的新标准时,我着实大吃了一惊。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风流”有三方面的含义:(1)有才华、杰出;(2)有文采而不受礼法拘束;(3)男女间的放荡行为。90年代以前,村里人只知其第三种含义。说一个男人风流,就等于说他是个浪荡子;说女人风流,则等于骂她是荡妇。

  

   我问村里人,风流这个词现在到底是什么含义,他们的回答不一。总的来说,年轻男子长得漂亮,收拾得干净,穿戴整齐,特别是会说话,就被姑娘们称赞为风流。而风流的姑娘,则是漂亮、会打扮、会化妆、会社交。显然,到了90年代,下岬的青年人已经采用了风流的另外两重正面含义,并且将风流定为找对象的标准。对村里青年人所作的进一步调查则揭示,风流的新含义是来自当代的流行文化,特别是爱情歌曲和肥皂剧。

  

   在风流成为新标准的同时,老实自然也就不再受欢迎。现在村里年轻人喜欢的对象是会表达爱情的人。我问几位老人,他们的孙子辈最擅长的话是什么,他们说,这些小青年什么正经话都不会说,都是些“二屁话”(与性有关的话)。这也印证了“风流”这种新的流行标准。不过,在问姑娘们同样的问题时,她们的回答要复杂得多。有人说,男的应该会哄女孩高兴,说话的关键在于方式,而不在于话的内容是什么。有个面容姣好但头脑简单的姑娘承认,她愿意男朋友夸奖她漂亮,在她穿着打扮时欣赏她。不过另外一个姑娘不同意,认为风流就是知道怎么表达感情,不要像她爹那样除了骂孩子之外什么都不会说。她希望将来的丈夫能够对她说好听的话,教给她一些自己不会的事。

  

   这些姑娘的话到底有多认真呢?一位老朋友的儿子的遭遇能为此作注脚。那是个勤快、脾气好的年轻人,但却不善于表达。村里其他年轻人说,他能工作整天都说不上三句话。不过,他总是能耐心地听别人说话。在1998年,有人给他介绍了三次对象都没成。第一次,两人在外见面才一会儿,姑娘就走了。第二次,他和对方订了婚,还去照了订婚相。照订婚相旅行本来应该是三天,但才一天他们就回来了。姑娘取消了婚约,告诉父母说是因为这小伙子不知道怎么说话。第三次,在见过第一面之后,对方请他到家里,又是因为他不会说话而使婚事没成。在我1999年夏天离开下岬时,他不但还没有订婚,而且越发不会说话了。

  

   90年代的另一个择偶标准变化是,无论男方或女方都显示出了物质主义的倾向,不过男女之间还是有所差别。女子择偶的标准包括这几个方面:未婚夫来自富裕家庭;穷家哪怕给高彩礼,许多姑娘也不干。第二是未婚夫的能力,而传统着重的身体强壮与种田能力不再是首选,取代的是通过非农业特别是技术工作赚钱的能力。最后,外貌也非常重要。90年代的姑娘喜欢漂亮、高个子、皮肤白的年轻人。而男子的吸引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说话、交流的能力。

  

   男性青年理想的未婚妻也有类似的几条标准,不过重要性的次序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外貌,比如身材好、高胸脯等等。其他条件包括姑娘是否会穿衣、打扮、化妆。姑娘是否会干农活并不重要,因为现在的农活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好的体力。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使得家务劳动不再那么繁重。再有就是女方的性格,例如脾气好不好、是否温柔等等。村里人相信,性格是遗传的,所以姑娘父母的性格也在考虑之中。最后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姑娘家庭的经济状况。

  

四、爱情的表达问题

  

   目前西方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研究都认为,那里不存在爱情与亲密关系,至少爱情对于农民不重要。我在前面关于下岬人爱情生活的描述以及上一章里对择偶的调查都证明这种论断是毫无道理的。为什么学者们会漠视农民的情感生活呢?原因在于人们过去普遍假定中国农民没有能力表达他们的情感,所以对于感情生活没有兴趣。

  

   例如,Potter夫妇说:“理想的择偶应该基于人们说的‘感情好’,但是那从来不是指浪漫或热烈的爱情。”(1990: 191)Potter夫妇认为,考虑到农民在对待家庭或其他人际关系时总是着眼于工作和相互帮助,中国农民不需要用感情来构筑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强调,在美国社会中,爱是社会关系的中介,在中国农村,是工作将人们联结起来。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工作是社会联系表达的中介,工作是农民懂得的最基本的概念,这一概念加强了人际间的关系。”(1990: 195)

  

   AndrewKipnis(1997)不同意Potter夫妇的看法。他认为,美国人强调确切真诚地表达感情,中国农民却具有一种所谓“非表达原则”,根据这种原则,人们将着眼点放在良好关系的建立上。Kipnis提出,感情与关系无法分割,但是感情的表达必须为关系网的运转与延续服务。因此,农民不时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表达感情。强调工作与相互帮助就是这种方式之一,因为这体现了关系结构。所以,西方人那种通过准确表达感情来体现诚恳的方式也就不能用在中国农村(Kipnis, 1997: 104-115)。由于他是把重点放在关系文化中感情的作用上,所以Kipnis的研究完全没有涉及爱情表达。

  

   Potter夫妇和Kipnis都试图去了解中国农民中为什么缺乏强烈的感情表达,但他们关注的却仅仅是口头表达。他们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特殊的文化。Potter夫妇觉得缺乏口头表达是因为社会生活中感情没有多少重要性;而Kipnis则相反,认为感情在那里对于构筑社会关系极其重要,因此必须根据维系关系网的需要来小心谨慎地表达。因此,凡是Potter夫妇认为证明感情在维持社会关系中不重要的例子,Kipnis都能从中找出相反的证据来证明农民会利用感情来构筑他们的关系网。不过,他们双方却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认为感情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只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实用手段。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去理解中国农民缺乏强烈的情感表达,特別是缺乏浪漫爱情这种现象。Potter夫妇与Kipnis都把这看作是中国农村情感生活中的基本特点,并且将这一特点与西方(主要是当代美国社会)情感表达的理想模式作比较。虽然他们得出的结论不一样,他们的研究都着重于中国农村的特异性。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Potter夫妇与Kipnis都表明他们反对西方中心论,并且试图从中国农民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

  

   Kleinman夫妇在讨论Potter等人的研究时指出,建立关于中国社会的心理动力的理论需要“首先构筑中国社会里各种个人经验与人际交往的文化范畴”,因为“感情是一种相互关联的人际呼应,人们通过具体切实的情景来感受这种呼应”(1991: 286-287)。Kleinman夫妇特别提出,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应该简单地以是个人中心还是社会中心来划分东方和西方。所以在我看来,Kipnis在提出“非表达原则”来将中国农民与现代美国人作对比时,他是与Potter夫妇一样犯了这种简单化的错误。

  

   根据在下岬所作的实地调查,我认为,关于中国农民不能够表达感情——包括最细腻的爱情——的说法首先就值得质疑。正如下岬人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堕入情网,就能够找出千百种方法来剖白心思。工作当然可以用来作为表达爱情的途径,食物、关怀甚至寥寥数语都能体现爱意。表达的方式是语言还是其他途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当事人是否有办法能够相互表白。上面提到的各个例子(比如姑娘送瓜、小伙子口吃、女孩脸红等等)都显示,他们用不着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就能很恰当地用对方明白的方式来表白自己的爱情。下岬人固然不会当众拥抱亲吻,但是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会不断地当众表现出他们的亲密关系,尽管外人不太容易觉察到这类表达方式。Potter夫妇没能看到农村生活中人们的爱情与亲密关系,是因为他们将情感表达方式定义得太狭窄。同样,Kipnis“非表达原则”的说法也是基于西方社会里感情必须通过口头来直接表达的规则。在Kipnis看来,既然中国农民与美国人在情感方面的需要不一样,那他就得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因此,他提出了中国农民因是着眼于社会关系,而将他们的情感表达融入他们的关系网络中的说法。

  

无论是Kipnis的“非表达原则”,还是Potter夫妇的“社会中心”的说法,这都是假定中国人在感情表达方面不仅具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并且一成不变(实际上,他们眼里的美国社会同样一成不变)。这完全低估了中国农民在社会巨变中的应变潜力。我长时间在下岬进行的研究表明,当今的青年在表达他们最亲密、最热烈的感情时越来越公开,越来越直接。不仅“爱情”这个神奇的字眼进入了他们的恋爱词汇,而且他们还将异性表达感情的能力作为理想对象的标准之一。不错,今天的年轻人受到了媒体、流行文化、城市生活等多方面的影响,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将大多数现代的情感表达的方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中,同时他们还发展出了能表达自己情感世界的亚文化(参见Yan, 1999: 79-81)。情感的表达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如果美国年轻人学得会,在社会容许的情况下,中国农村或其他地区的年轻人肯定也能学会。考虑到今日世界上信息流通的增加与国际流行文化的迅速传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654.html
文章来源:社会学会社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