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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

更新时间:2019-12-29 23:21:40
作者: 阎云翔  
只好赶紧让他们结婚。按照他的说法,事情虽说是紧急,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说完他自己也笑了。

  

   对未婚夫妻性关系的日益容忍也改变了早先人们认为新娘必须是黄花闺女的观念。既然大约有10%的婚约最后被取消,有一些姑娘在被人知道其有过性行为之后又重新开始找对象,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她们日后的婚姻呢?村民们说没有什么影响。老梁指出,堕胎很容易,而且人们对处女膜也有了新知识,知道大运动量或过度体力劳动有可能使处女膜破裂,这使许多人特别是年轻姑娘不再那么担惊受怕。不过最重要的是,在婚前性关系日益普遍的情况下,年轻一代对新娘是否黄花闺女已不那么重视。其他一些村里人则表示,老梁的说法太理想化,也太复杂。但是,根据每个姑娘所得到彩礼的价值来判断,村里人承认,在90年代,非处女的姑娘在谈婚论嫁时不像过去那么落价,因为她们得到的彩礼一点都不少。

  

   1999年夏天,有一个青年在城里的建筑工地打工时交上一个女友,将她带回到村里。他们就像订了婚的男女一样住在男方父母家。不过在男方父母拒绝付出两万元彩礼后,女方决定和男方断绝关系。当姑娘的亲戚问她,如果别人得知她和男方有过性关系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她说:“那又怎么了?有过关系又没改变我什么。我还是老样子。”在1998年的另一个案例中,下岬一个男青年和某个姑娘订了婚,而这姑娘和过去的未婚夫有过性关系。男方的父母试图以此为理由要将彩礼从两万五减到两万,但是女方不干。这姑娘还向男方的父母挑明,她在订婚后第二天,就要和“爱人”睡在一起。结果,男方的父母让了步,付出了两万五的彩礼(关于彩礼的详情,参见第六章)。

  

   值得注意的是,下岬订婚青年的婚前性关系并不能被等同于当今大城市青年中流行的同居。在同居关系中,性与婚姻可以是分开的。下岬的青年男女对婚姻非常认真,在订婚之后双方都已经是全心全意。正是这种对婚姻的严肃态度,再加上订婚的礼节,给了未婚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以民间的合法性。有意思的是,这种以订婚为基础的婚前性关系与David Schak于六七十年代在台湾观察到的情况很相似(参见Schak, 1974)。

  

二、爱情的语言和姿态


   语言表达历来被看作是爱情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农民表达感情的特殊方式在学术界里曾引起关于农民的情感与爱情在他们的生活中到底有多重要的争论(参见Kipnis, 1997; Kleinman and Kleinman, 1991; Potterand Potter, 1990)。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中国农村日常生活中特殊的口头或其他的情感表达方式。

  

   对于下岬的青年人来说,恋爱还仅仅是通向婚姻的桥梁,而不是生活中一个独立的阶段。当然,这个桥梁与他们的前辈的独木桥相比已经是康庄大道了。在谈恋爱期间,村里的年轻人一般都爱用“喜欢你”和“想你”来表达他们的爱意。有的年轻人说,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让未婚对象知道自己有多喜欢或者多想念他(她)。有时未婚男女会用“离不开”来表达感情的深度。

  

   “爱”这个字眼在最近这些年也开始出现在择偶的词汇中,通常都是用来形容第三者的感觉。比如说,某某人爱或者不爱某人。不过在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事件里,有个姑娘因为和未婚夫有性关系而被父母责骂,她毫无愧色地宣称:“我爱他!”人们告诉我,年轻恋人私下里会用这个字眼,可是至今我还没有亲耳听到有人这么用。村里人说,男孩子通常都大胆些,表达感情时也更直接,所以用“爱”这个字眼比女孩子要多。可在同性朋友之间,女孩子用“爱”这个字就比男孩多。男女双方都喜欢用的表达方式,是借助歌词中含有“我爱你”这类字眼的流行歌曲。那些用得好的人被夸作“风流”或者“有风度”。在许多情况下,流行歌曲都是情感表达非常方便的工具。

  

   最经常用来形容未婚夫妻的字眼是“般配”。虽然这个字眼在古书、戏剧、口语中都被应用,但是自50年代以来衡量一对男女是否般配的标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人们的标准主要基于男女双方的家庭地位和经济状况,如今却更多着重于性格以及其他个人的特点。当我要村里的年轻人解释什么算是般配时,他们提供了两个共同的标准:“对脾气”和“有话说”。

  

   所谓对脾气,包括在个人性格、爱好、说话方式上面的合拍。这也用来形容夫妻关系。而在实践中,人们有时也用它来描述那种男女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相互爱慕。例如,在1998年的一次婚礼中,新人自称他们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对脾气。当时女方的父母对姑娘指出,他们两人的性格爱好在许多方面都正好相反,相貌也不般配,姑娘则反驳说这都没法解释他们的对脾气;她就是觉得两人彼此合适。我对这种无法名状的“合适”感到好奇,于是想和姑娘一起探讨这是否就是爱情。她说:“如果你们城里人觉得那就是爱情,就算你对。”但她又说,她不过是感觉到与男友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与相互吸引,他们的例子算不上是我所说的那种浪漫恋爱,关键还是对脾气。有些青年人,尤其是姑娘,因为与未婚对象之间感觉不到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对脾气,因而取消了婚约。

  

   同样,如果双方做不到“有话说”,也会成为取消婚约的原因。什么才算是有话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有个绰号“小白脸”的男青年被许多姑娘称赞为会说话,而老一辈人却嗤之以鼻,说他总在“胡说八道”。我发现,这个年轻人在几个城市打过工,比较了解现代都市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熟知许多港台流行歌曲,有大批港台歌星的音乐磁带。虽然他嗓子不好难得开口唱歌,但对歌词却了如指掌,能出口成章地引用。要知道,绝大部分流行歌曲都是爱情歌曲,所以他很容易就能说出一串一串的绵绵情话。

  

   人们告诉我,其他类型的“有话说”对于吸引异性也同样重要。比如,有个青年爱上了个姑娘,因为对方虔信基督教,还自行布道,能够连续几个小时讲《圣经》故事。村里许多人讨厌她的布道,但是这个年轻人却对教会感兴趣,并且觉得他和姑娘会有很多话说。

  

   农村青年在恋爱中重视“有话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前30年国家在婚姻关系上推动变革的结果。在新的意识形态里,“共同语言”是择偶的主要标准之一。至于什么是“共同语言”,却要看当时的政治环境而定。尽管如此,在理想的新式“革命夫妻”中,具备共同的信念和目标这点却始终如一。因此,有“共同语言”就解释了为什么恋人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有趣的是,当代的年轻人与他们的上一辈人都重视有话说,但原因却有所不同。上一代人的有话说,通常指的是两家门当户对,所以两人应该有共同语言;而年轻一代这么说的时候,却总是在强调两人之关系的亲密。例如在70年代,有个村干部的妹妹爱上了个出身不好的小伙子,女方家庭不同意她的选择,说她不可能与一个来自四类分子家庭的人有共同语言。女孩子反驳说,她要帮助对方进步,在思想讨论的过程中他们已有了许多共同语言。到90年代,父母在看到孩子找的对象不合适时,还要说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年轻人却不再用政治术语来为自己辩护,而是说他们之间有话说。

  

   下岬的老一辈在恋爱时表达感情的方式,要比当今的青年远远来得隐讳曲折。不少人回忆说,在整个六七十年代,爱意都是通过种种拐弯抹角的话和遮遮掩掩的行为来表达的。他们还觉得,行为比语言更重要,而如果实在要说的话,那么有数不尽的迂回表达方式。有些会说话的上一辈人认为今天的情歌将“我爱你”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实在太没劲。

  

   有个43岁的妇女以她自己的经历作了现身说法。她说,她丈夫当年在工间休息打扑克时总将好牌都给她,过了一阵之后,队里的人开始拿她开玩笑,他们两人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另外一个男人告诉我,他和他老婆原来在一个队里,好几年里都是好朋友,但没有超过这层关系。一次大伙儿到队部开会,会前一起聊天,他说,以后自己孩子如果功课不好的话,他就要把他们赶出家门。突然,后来成了他老婆的那个女孩脸唰地一下就红了,她的女伴们也开起了玩笑。那一刻,这人意识到女孩喜欢上了他,愿意和他成家过日子,所以她才会脸红。

  

   1997年我在做调查时,有个39岁的男人对我讲述了他的恋爱故事。他说,他老婆原先和他一个队,长得很漂亮,人非常害羞。他第一次对她产生特殊的感情,是在1979年秋收的一次工休中。“我在磨镰刀,她从后面叫我,手里还拿着个香瓜。她说,刚刚在玉米地里找到这个香瓜,问我是不是想分一半。我问她为什么给我吃,她脸一下就红了,骂我坏。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她喜欢我。我想娶她,结果心想事成。我老跟她开玩笑,说咱俩的真正媒人是那个香瓜。”

  

   的确,在那个年代,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有可能是爱情的信号,不过只有那些身在其中的人才能品味。有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妇女告诉我,她小时候有一天听到一个男同学说歧视成分不好的人实在不公平。她心里非常感动,最终在80年代嫁给了他。这一举动在村里也曾招来不少闲话,因为在80年代取消成分后,女方的条件比男方高多了,而男方则属于村里最穷的人家。

  

   显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感情表达,从原来那种象征性的以及和工作相关的拐弯抹角方式在转变为更加直接表达爱慕之情的新方式。与他们的父母兄长相比,村里90年代的年轻人且无论男女,都在爱情方面掌握了更多的词汇,在表达时也更公开圆熟。那些笨嘴拙舌的小伙子在吸引异性上日益困难,因为到了90年代末,村里的姑娘已经将会说话作为理想对象的标准之一了。

  

三、择偶理想的变化

  

   在50年代,当父母还在包办婚姻时,人们还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择偶理想。双方的父母都在给自己家寻找合适的新成员与社会关系。因此,好婚姻的标准,首先是亲家是不是好亲戚,其次是其本人是不是好媳妇或好女婿,至于年轻人自己的意见则无关紧要。只是到了集体化时代,人们才开始谈论起理想的好对象(而不是好亲戚)。改革开始后,情况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老一代的村民说,在六七十年代集体化期间,理想的对象是人老实,脾气好,干活勤快,听老人和领导的话。无论男女,都最好是身强力壮,那对挣工分非常重要。家庭出身也很要紧,不过对男女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从女方的角度看,男方家庭的经济状况是第一位的考虑,而从男方的角度看,女方家庭的名声要被考虑得更多,因为那决定了姑娘的品德。在择偶时另外一个必须考虑的非个人因素是家庭成分,由于成分是通过父亲传下去的,所以对男方比对女方的影响要大得多。至于那些想要在政治上往上爬的人,他们找对象时的政治标准就要更高。比如,在70年代早期,下岬两个最积极的年轻人沒有被吸收入党,也没当上干部,因为他们都和出身不好的姑娘结了婚。有人批评他们,说他们的老婆都是“反革命”、“定时炸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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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会社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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