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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回归历史自身的逻辑

更新时间:2019-12-24 22:16:56
作者: 阎步克 (进入专栏)  
来自西方史学;将其用于中国史,难免会引发另一些学者的“生硬”之感。基于“文化史观”的“三段论”,与西欧史的“三阶段”有神似处。而中国史发展的内在节奏与韵律,是否被淡化了呢?在内藤湖南观察欧洲思想史时,已看到了一个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进程。日本学者讨论日本史的“近世”,比照西欧从文艺复兴向绝对王权的发展,以镰仓、室町时代为“近世”,由此进及中国史的“近世”,即以宋元明为“近世”。学界曾有“打破王朝体系”的尝试。内藤云:“从历史特别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唐宋时代’这个惯用语是没有意义的。”打破了“王朝体系”,很多新鲜线索随即就能映入眼帘;但王朝的治、乱、分、合,其实也是中国史的固有发展逻辑的一个反映。六朝与隋唐被划入了一个时代,可它们一个是分裂动荡,一个是统一帝国,其政治社会面貌,存在着巨大差异。借用西欧近代化的诸特点来解释唐宋历史,未必尽皆贴合。还有“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提法,也并非不能质疑。若无外力推动,而是沿着自己的“历史中轴线”自然前行,明清真的进入“后期”了吗?实际上,大多数的中日研究者,仍是在力图发掘中国历史之独特性的。像“贵族制”、“非封建的中世”等提法,日本学者认为恰好就是中国有异于西欧中世纪的独特之处。而郭沫若的封建分期,也被评论为“最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各种史观,好比从不同角度投向历史客体的一束束探照灯光,它们各自照亮了不同景象,也必然各有所见不及之处。学术进步,就在于不断探索、寻找新的角度。

   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这个改革与东欧、俄罗斯改革的重大差异,给了学人新的刺激与想象。一些日本学者再度反省中国史,指出了“经济史观”(主要是“五种生产方式”)、“文化史观”(即前述“三段论”)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专制国家论”的新切入路径,或采用“世界体系”、“全球化”等视角观察中国近代等等,很多尝试已超越了旧说。近年来,我揭举“制度史观”,参考田余庆先生的若干论述,试图用“常态─变态─回归”等概念,为叙述魏晋南北朝史提供一个新模式。所谓“制度史观”,除了强调政治体系、政治形态、政治制度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上的巨大权重、强调中国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波动性之外,其又一个目的,就是尝试回归于中国史自身的发展逻辑。详见我近年的相关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无论如何,值二十一世纪,期望“中国历史独特性”和“全球化”两点,能给认识中国史研究提供新的启示。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关心魏晋南北朝史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宏大问题。从系统、结构上看历史,与从其他视角看历史,各有千秋。毕竟,每一个具体的人物、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独一无二、无限丰富的意义,其与“史观”的关系,只是理解它们的无数途径之一,远非全部。那么,川本先生此书对各个人物、事件与现象的具体论述,各具匠心、各有胜境,其与中国学者的观点异同,相信同样能够引发阅读兴趣。无论如何,来自异域的“他山之石”,有助于磨砺中国读者的眼力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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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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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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