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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意志

更新时间:2019-12-22 22:50:02
作者: 韩水法 (进入专栏)  
这个新的结论就尤其重要:人的自由意志或意识的自由需要从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在任何一个动作中,更不用说在实验室特定条件之下的动作,意识也全程伴随,尽管会以不同的方式,以及不同的表现样式。

  

   事实上,在1985年在其公布和研究那个标志性实验的论文中,李贝特也做了类似的说明。但是,人们后来在引证李贝特的实验研究时,它似乎被忽略了。这个说明由两段文字组成,为了清楚起见,这里分别引证如下:其一,“然而,可以发现,在特定的有意识的意向出现之后的150毫秒或剩下的时间内,做动作的最终决定依然是有意识地受到控制的。事实上,在去做动作的预先安排好的时间之前的100—200毫秒时段内,被试能够‘否决’运动的执行。”其二,紧接着前面一段话,李贝特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继续补充说:“有意识的意志的作用可能不是肇始一个特定的自愿的动作,而是选择和控制有决断的结果。它表明,有意识的意志能够在一个许可的样式中发挥作用,或许可阻止那个做动作的意向无意识地兴起的运动的执行。或者,存在对有意识的激发或触发的需要,没有它们,最终的运动输出不会随无意识的大脑的肇始的和准备的过程而起。”

  

   李贝特实验研究以及海恩斯和孙俊祥等人的实验,对于理解大脑神经活动和意识的生物基础无疑具有重大的帮助和促进。这些实验表明,自由意志乃是意识的一个主要特征,而意识活动的生物基础不仅可以观察,而且可以从各个不同角度和层面来观察。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实验,包括那些旨在弄清语言活动与大脑生物活动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就如前面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大脑电位或电活动与特定的意识活动之间的对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属于推测,并不能建立起确定的因果关系。

  

   行文到此,人们可以发现,自由意志与大脑生物现象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更由多重复杂关系构成:意识活动本身的复杂体系、大脑神经活动的复杂系统、外在现象与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此等等。在这样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中,单一现象之中的关系的厘清对增进认识无疑有益,但一般性的结论无法仅仅凭借诸如李贝特实验这样有局限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的实验得出。因此,物理主义或决定论在这里面临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即它必须从整个世界的因果关系中来解释人的意识活动,包括自由意志。同时,就当下情形而言,物理主义或决定论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们只是出于一般物理规律而做出的一个推论,并无法具体地指明那些导致特定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特定的因果关系。而就前文分析的例子来说,如果物理主义或决定论主张有意识的活动肇始于大脑和其他的物理活动,那么它们也无法清楚地指明同时对大脑发生影响的其他各种复杂的因素和关系,因为许多可能的生物的或物理的现象还远未被认识。而那些已经被初步认识的物理现象和活动似乎只是与那个或那些有意识的活动相关联。

  

   在这里,做出一个假定应当是合理的:人的意识虽然在现象上是通过个别的思维、语言、情绪乃至下意识的反应等实现的,然而就其现实性而言,它乃是一个整体;我们承认意识的最终基础是生物的,或者更一般地说,物理的,即便如此,意识乃是以其整体依赖于生物基础,或物理现象。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并非每一单独的意识活动依赖于单独的一个生物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意识活动无法还原为一个单一的生物活动,反过来,从单一的大脑生物活动也无法推出某一对应的单一的意识活动。自由意志作为意识的卓越特征,情形亦是如此。

  

当下的冲击

  

   第一个大问题中所讨论的李贝特类型的自由意志实验和研究,无论结论如何,它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人的全然的生物性质。这就是说,无论自由意志存在还是不存在,人的物理基础就是生物的个人。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的性质正在经受变化,从而人的自由意志的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并且由于这个时代的各种科学和技术的应用,人的意识和自由意志与由于各种中介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甚至与自身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正在逐渐改变既有的自由意志主张及其理论的基础,也就无可避免地要冲击或侵蚀自由意志本身,从而从基础的方面冲击政治秩序和法律和道德规范,使之面临严重的新挑战。

  

   从长远来看,这种变化及其后果应当说比李贝特类型的实验更其严峻,其挑战也就更具根本性,因为它是在削弱、侵蚀甚至取消自由意志的生物基础,尽管现在它们甚至还达不到严重质疑自由意志的程度,至多是削弱了自由意志在个人行为中的作用。但是,鉴于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和脑—机接口等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既有的自由意志主张和相应的理论亦将受到逐渐加剧的冲击,而这也就承带了对现行社会秩序、政治和道德规范的逐渐愈演愈烈的挑战。因此,目前的探讨和研究虽然立足于现实问题,却要着眼于人工智能时代各种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未来前景及其应用的可能性。在下文我将先分析和讨论这些冲击带来的挑战的类型、性质和特征,然后考察它们的严峻性以及可能的因应之道。

  

   首先,我将首先从自由意志的间接、延时和远程执行这一现象入手分析。无人驾驶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它不仅在汽车上,也在飞机、舰船和其他交通工具上得以实现,诚然,在它们之中,无人驾驶汽车是最为典型亦最受关注的自动交通工具,因为它要能够应对路面交通的复杂而动态的人、规则、物之间的关系,并保持自身的安全而有效率的行驶,而这就意谓,它在一定程度上要自动地处理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类似无人驾驶的系统还被用于武器系统,后者比民用无人驾驶系统更为尖锐而直接地关涉正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在下文,我从两个方面来考察自由意志与这些系统的关系:

  

   第一,无人驾驶系统的法律和道德责任由谁人承担。无人驾驶汽车甫一出现立刻就引起其责任归属的问题和争论:它们一旦失误或造成事故,由谁承担责任?这是一个相当现实而急迫的关切,同时它又牵连了根本的理论问题,即责任的最终根据,或行为的决定根源。而在人的社会关系中,这种最终根据无疑被认为是人,而不是其他的事物或现象。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意志。相较之下,无人汽车则被判定为并无自由意志,连起码的认识和情感都付诸阙如。因此,只能由其背后的人来承担责任。有关具体的细节,人们会争论究竟要由汽车设计和制造公司负责,还是要由汽车的运营公司,或无人驾驶汽车的具体管理者负责。不过,类似的技术细节并不是什么新的问题,亦非大的难题,因为这些责任的确认和分担在有人驾驶车辆的事故中也同样会遇到,因此可比照有人驾驶的情形予以处理。

  

   第二,无人驾驶汽车的所有程序最终由人设计、指令由人预设,它所能处理的各种状况都是人类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识而设定并归类处理。不仅如此,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无论中间有多少层的监控是由人工智能系统自动执行的,所有的无人驾驶系统或自动运作系统,最后都受人的监视和控制。由此,我们看到,在无人驾驶汽车或类似系统中,人的自由意志通过人工智能的驾驶系统,得以外在、延时、持续、复合或反复地执行。

  

   在这类人工智能的无人系统中,人类的理性设计、合理计算和各种具体的策略和决定等体现了认识、情感和自由意志的决定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外在地、延时、多次、多点和重复地执行,人类的道德选择和倾向被转化为面对现实状况的一定的算法。这种做法实际上与李贝特的实验有相同之处:一系列的条件和情景规定好之后,人只需响应这些条件和情景而做出各种反应和决定。诚然,无人驾驶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要处理的因素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但是,无论如何,它只能处理人们设想好的各种条件和状况下的事件,并按照预定的方案——无论这些方案在具体执行时看起来是如何的自主和随机——来应对。

  

   其次,与第一点密切相关,人工智能在执行先前由人类完成的医疗诊断,包括医疗影像读片等行为时,同样也涉及责任问题。虽然现在的人工智能诊疗系统和读片系统在程序上只是提供和建议治疗方案,并非做出最终的治疗决定。但是,当人工智能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准确率和有效率超过一般医生的诊疗水平时,普通医生就会倾向于依赖这样的系统,因此,虽然最后的诊疗决定由医生签署,但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都是由人工智能系统做出的。一旦这类系统在算法、大数据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从而对某些疾病诊疗的准确率和有效率超过一般医生水平,并且这类水平持续保持稳定,它有一天就可能被赋予一定程度的执业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无人驾驶汽车的相同的责任归属问题就出现了。比如,人工智能影像诊疗系统倘若误读了影像,比如错过了某些结节,那么该由何人承担责任?是研制和生产这个系统的机构或公司、使用和操作这个系统的医疗机构,或者更具体地说,直接操作和管理这个系统的操作人员,还是主管的医生?就现在的情形来说,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到医疗的最终责任,因而直接关涉自由意志,而在这里就是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的确定,并且包括医生的道德情感等方面的因素。现在,人工智能诊疗系统,在综合了无数医生的经验、病案、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的各种指标等大数据,凭借特定的算法,经过专门的训练之后,将原本的医生的医疗判断和决定,以一种似乎自主的方式予以执行。从根源上来说,这种执行依然来自于人的自由意志,不过,它现在是被外在、延时、重复地执行,而且,这种人工智能诊疗系统所体现的自由意志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意志,而是许多医生的自由意志的综合、叠加和延伸。但是,在归责时,人们又只会追溯到若干直接相关者,而非为这个系统贡献经验或病案的所有医生和其他相关人员。于是,不同个人的自由意志经由人工智能诊疗系统既被综合,亦被分离了。

  

   再次,现在我要分析和讨论涉人的生物技术与自由意志的关系。与人工智能并驾齐驱地发展并导致人的性质改变的另一重大技术是基因工程。就现实的效用而论,基因工程主要用于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尽管也有其他应用的个别案例。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接受过基因治疗的人的自由意志是否受到影响?诚然,同类的问题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它们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受到关注。比如,大脑中植入的起搏器是否会影响个人的自主决定?如果联系上文所述的李贝特的实验,而脑起搏器的作用就在于产生特殊的电活动,以用于治疗特定的疾病,譬如帕金森症。这种电活动即便受到严格的限制,也会对大脑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或者退一步说,即便完全作用于病灶,它确实也对大脑产生了外来的电活动,而这种外来的电活动是否会影响或妨碍人的自由意志?

  

现代医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义器被用于医疗,这使许多病人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康复的条件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手段,但同时却也改变了人的存在的单纯生物属性,而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些义器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是如何的?比如,人工耳蜗是否会导致这样的问题?人工耳蜗的功能就是将来自外界的声音转换为一定编码形式的电刺激并施加于听神经。这里有一个关键之点,即人类认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即听觉的信息及其质量因人工耳蜗技术的局限而被改变,比如,人类的自然耳蜗有约16 000个精巧的毛细胞,而人工耳蜗最多只有22个电极,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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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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