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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等: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更新时间:2019-12-21 21:41:39
作者: 邓小南    
口号之下还有一套说辞。而且这一派的理论在政治实践中明显占了上风,因而很可能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主流。如果把所谓官僚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思想也搞清楚,并且同理学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思想加以对比,我们对宋代政治文化的了解可能会更全面,更深入。

  

   第三,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从上古到明清一脉相承,不曾中断,而且是一环扣一环地发展起来的,因此有脉络可寻。在这个脉络中,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都是在前代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又为后代的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因此要深入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必须对前此、后此的政治文化也有所了解,把握它的来龙和去脉。余先生研究朱熹,注意到不能仅从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着眼,因为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从北宋开始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研究宋代的政治文化不能只着眼于宋代,因为宋代政治文化是在汉唐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事实上,余先生所说的宋代政治文化的一些特点就不是宋代独有的。比如“国是”问题,秦汉就有,只是不像宋代那样明确,法典化程度也不如宋代高。再如“外王”之学和“内圣”之学的对立,也不是从宋代才开始出现的,魏晋以来儒家的“礼法”之学和玄学、佛教的“心性”之学的对立显然是其前身,汉代儒家内部“以德化民”和“以礼为治”两种主张的对立,还有战国秦汉的儒法之争,可能是更早的渊源。宋代学术思想肯定不是像理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直接承自孔孟,和汉唐无关。那么宋代政治文化和汉唐政治文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四,政治文化史研究是个很有潜力的方向。政治文化史和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学科不同,它没有自己的专有领域,它的研究对象是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风俗史等诸多学科相互交叉的部分。而恰恰是这一独特视角使得政治文化史研究能够揭示一些从单纯的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风俗史视角所看不到的现象。我在对汉代政治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余先生对朱熹的研究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这是政治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所在。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有一条上下贯通的发展线索,并且对各个时代的政治、学术、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变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它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中诸多发展线索中十分重要的一种。通过大家的研究,把这条线索勾画出来,对我们系统理解中国历史会很有帮助。

  

   葛兆光:

   我读余先生这本书比较早,去年在台大教书的时候就读过。当时,有一个事情促使我要写关于这部书的书评。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并且传了一篇书评给我,他兴高采烈地说,这下可有人把余先生修理了。此后的一个月里,我又接二连三地听到一些说法,好像总算有人把余先生扳倒了似的。我发现,这些评论有很复杂的背景:就是有人认为余先生这本书有瓦解儒家价值世界的倾向。这里不仅出现两个价值的冲突,同时也出现了两个学科方法的冲突。第一,所谓价值的冲突,就是一些人要捍卫儒家学说,或者说是儒家学说在当今世界的意义,可是在历史研究和意义阐发之间,真伪和是非常常是有冲突的。这两者之间怎么协调,我想,一时恐怕找不到更好的协调方法,于是就产生了两种价值的冲突。第二,所谓方法的冲突,是受哲学训练的人研究哲学史,习惯于把宋代理学的思维和主张,悬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上,抽象出来谈永恒的可以叫做哲学的东西,研究历史学的人,却习惯于把它还原到历史语境里去谈它,这就发生了一点冲突。所以我在接触这些私下议论和公开评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冲突很有趣,所以我在写那篇书评的时候,我就特意说,这篇评论不仅仅是评余英时的书,还连带评和它相关的评论。

  

   这样两个冲突来源很早,对于朱熹的研究,很长时间确实都是中国哲学史在引导。今天讲的是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学视野一般都不太谈这个事情,余先生打破这样一个状况,当然就引起了一些反弹,所以才形成这样一个争论。余先生这本书出来以后,慢慢会有一批包括哲学史界的学者会认同,比如我注意到陈来的书评,题目就是“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所以,当我们用历史学的视野讨论这个过去属于哲学史的话题的时候,余先生这本书就给我们提供很好的范例。

  

   第二,也许我跟各位的学科背景不太一样,我非常注意余先生这本书中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写作,一个是想象。余先生这本书里有很多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余先生很注意这本书的写法,就是写作的技巧。现在,包括学哲学的人和学历史的人,很多人不太注意这方面。你可以把余先生这本书和束景南的《朱熹年谱长编》对着看,看上去,余先生所使用的很多资料在束景南的书里都有,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把它串起来,而且就好像你亲历历史一样去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余先生对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变化,写得非常生动,也许,他的历史史料不能完全支持和证实他的叙述,但是,他有非常巧妙的想象,他用心理史学来支持他的想象的合理性。我们现在写历史尤其是写哲学史思想史的书,很少有像这部书一样,好像一幕一幕话剧似的展示历史,但是余先生做到了,这让我很佩服。另外,余先生用中文写作论著的时候,有很多方法,实际上是跟写欧美式的科学论文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余先生的书很好看,实际跟他的写作技巧有很大关系。最近我跟一些朋友聊天,常常讲“历史学家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想象力”。最近,我看黄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我认为,黄先生很了不起,他对陈寅恪先生很多具体论断和史料应用的批评是很对的,但是反过来说,陈寅恪先生对于隋唐很多历史因果关系,是有很丰富的想象和连缀的,陈先生史料功夫很了不起,其实,更了不起的是他的想象力和大视野,他用这种想象和视野,使得那些史料有了一个框架式的历史解释,后来的人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在他的如来佛手心里,这就是大学问家。我想,余先生这本书在这一点也做得非常非常好。

  

   第三,思想世界和历史世界。余先生用这样的方式写了朱熹以后,激起那么多的反弹,似乎给我们一个感觉,好象余先生这本书出来以后就形成一个对立,用历史学方法的研究和用哲学史方法的介入好像形成一个对立,于是,价值和事实之间仿佛出现一个鸿沟。所以,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有一个沟通?其实,余先生从朱熹的历史世界,从孝宗、光宗、宁宗的各种变化讨论朱熹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对理学价值世界的瓦解,倒是支持了理学价值世界的成立。为什么?“道理最大”呀,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当时流行的口号,但是,实际上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士大夫或者理学家为了对抗笼罩一切的皇权不得不提出的高调口号。如果说,你能够证明,或者说能够叙述出宋代理学家由于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借用似乎抽象的高调真理,来赢得话语空间和说服力的时候,那个理学的“道理”就很有价值。所以,我想这是不是可以沟通两端?

  

   另外一方面,我始终稍稍有一点不满足。宋代的理学家,包括道学之外的这么一批人,这批人对于政治文化的关怀,不仅仅是在朝廷上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宋代士大夫跟前代士大夫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地方上、在具体的施政领域、在改变风俗方面有很多作为。特别是理学家,他的理念在支持着他的作为,所以我一再说,其实当时的“一道德、同风俗”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支持了理学家的理念和实践的贯通,实际是把理学家要重建三代秩序的想法,用在具体的推动风俗改变和儒家文明扩张的方面。从最抽象的道理到最具体的事实之间,实际是可以贯通的,不仅仅理学家抽象的观念,可以和朝廷上的政治行为互相支持,实际上,它和士大夫在社会中的实践活动也是可以互相解释的。所以,我总觉得,余先生这本书非常好的描述了一个孝宗、光宗、宁宗时代一批精英的活动,同时也给我们开启了一个很好的继续研究的领域,要研究他们这批士大夫的理想,如何通过他们具体活动,把他们的理念不仅仅渗透在政治中,而且也渗透在对社会风俗的改造中,我想这里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最近,台湾又出了一本余先生的新书,实际就是这本书的绪论,加上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是讲明代,从宋到明,我想,需要注意余先生下面往哪儿走,因为那篇明代的文章还是很有意思,可以看出他的想法在往哪儿蔓延,这个蔓延就有可能变成讨论整个的政治文化历史的脉络。

  

   李华瑞:

   余先生这部书我是去年下半年读到的,当初非常想读这本书,因为我近几年一直想做一个有关朱熹对北宋历史评价的课题,所以我很想看看余先生写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我想从宋史的角度谈几点看法。对宋代文化的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成为宋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宋史的人多是从制度的层面讲这个问题,而思想史学界则多从学派、人物或思想理路入手。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一种合流,打破了学科的界限,但是这种打破还是宋史接受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思想史接受宋史的研究成果。宋代的政治文化的整合性研究,应该是在21世纪初期出版的两部书,即余先生的大作和漆侠先生写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这两部书如果放在一块儿比较,有一点困难,余先生和漆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立场、观点有很大的歧异。余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不感兴趣,漆先生则坚持用唯物史观治史。历史学家关心的问题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虽然论证的方法和角度不同,但是确实有殊途同归的东西。余先生提出宋代儒学的整体动向是重新建立社会秩序,漆先生认为北宋儒学的主流是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革,虽然用词不同,但是他们的立脚点是相同的,都是从儒学内圣外王的角度谈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相同点。还有,他们对宋代儒学的发展阶段的划分也基本相似,漆先生认为宋学经历了从宋初形成阶段发展到熙丰时期的洛学、王学、苏学的对立,然后到南宋理学的发展三个阶段,余先生也有类似的三个阶段划分,这是他们又一个相同点。漆先生《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没有写完,但在他的写作计划中有“道学与南宋中后期的政治”方面的内容,其结论大致与余先生截然相反。

  

   “国是论”是余先生书中非常重要的架构,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落实到实处,推论就难以成立,所以这方面的材料还需要补充一下。第一,宋神宗定“国是”不是始见于熙宁三年,而是在熙宁元年,当时王安石还未任参知政事,也就是说变法还未开始。由此来看余先生有关宋神宗与王安石为了压制异论而定“国是”的论证值得重新思考。第二,就我目前看到的有关宋代“国是”的材料,“国是”的内涵有两点。一是泛指国论中之一种,把国是作为基本国策来理解,这个国策包括对内对外政策。这一类“国是”从宋神宗朝一直贯穿于北南宋的历史中。另一类是余先生所讲的作为政治路线代名词的“国是”。运用“国是”这个手段来打压反对派,主要存在于北宋后期绍述派当政、宋高宗时期秦桧掌权和庆元党禁前后的历史时期。第三,关于资料的使用问题。余先生不是做宋史研究的,他对北南宋的“国是”基本还是一种推论。有一些基本资料余先生没有使用。如绍圣本《神宗实录》就明确说宋神宗“去壬人而定国是”。《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元丰四年定国是的具体记载。南宋中后期人对“国是”议论和反思的材料颇多等等。从论证的角度讲,如果使用这些材料来讲“国是”可能会更好一些。

  

余先生书中另一个重要架构是宋孝宗后期欲起用理学集团来完成他未竟的恢复大业,要重建历史“遗失的环节”,但是余先生只注意到理学集团的思想和动向,而对反理学倾向和当时的历史环境没有太多的论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只从一个角度,不能把历史说清楚。虽然余先生从心理学史及其它角度揭示了一个层面,但是不能忽略当时的历史条件。比如说宋孝宗和理学集团结盟的基础是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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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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