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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盛世下的“未统一”与“伪统一”

更新时间:2019-12-18 20:24:37
作者: 梅新育 (进入专栏)  
“救土崩之难,莫如建诸侯;削尾大之势,莫如置守宰;……故王者视所救为之,勿及于敝则善矣”(《新唐书·宗室列传赞》);汉初的形势是潜在“土崩之难”显而易见,宗室“尾大之势”却还连苗头也没有出现,汉初决策者在秦朝完全郡县制基础上大幅度掺入分封制内容,在当时属于理性次优决策。

  

   汉朝社会普遍认为,秦朝二世而亡而周朝享国长久,关键原因之一是秦朝彻底废除了分封制。《汉书·诸侯王表第二》有云,秦朝“姗(讪)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无)骨肉本根之辅,外亡(无)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梃(大杖),刘项随而毙之”,反映的是两汉社会、至少是其主流精英的普遍共识。

  

   且秦灭六国(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西元前221年)至垓下之战取胜、刘邦即帝位(汉高帝刘邦五年,西元前202年)不过19年,尚不足一代人,诸侯分封制度及旧六国王室、贵族“余威”仍在;而刘邦家族出身平民,在刘邦之外更缺乏威望卓著的家族成员,完全没有六国之后那种数百年王室的政治威望“无形资产”可以利用凭借,非刘氏中同样怀抱“彼可取而代也”之心者众多。汉高帝刘邦五年(西元前202年),项羽败亡,刘邦即帝位,新生的汉王朝名义上统一了天下,燕王臧荼当年便起兵造反。直到刘邦驾崩之后,尽管韩信、彭越等最大开国功臣异姓王已被清除,吕后与审食其仍然认为,开国功臣诸将本来与刘邦同为平头百姓,对向刘邦叩头称臣尚且不太服帖,更难甘居少主之下,图谋将他们全部灭族;[2]刘邦身后诸吕专权实际上也是一种“彼可取而代也”的实践。有鉴于此,汉初决策者在制度建设时不能不更多地考虑防范“土崩之难”,即使在汉文帝继位之后也是如此。同时,平民出身的刘氏宗室成员本来就没有政治威望,在推翻秦朝和楚汉相争中亦无功勋,且在汉初人丁稀少,刘邦兄弟3人加上他们的妻妾等等合计不过50人,[3]亲亲分封至少在一二十年内尚无宗室“尾大之患”。

  

   有鉴于此,尽管楚汉战争刚刚结束,异姓王与汉朝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以至于刘邦在汉高帝五年(西元前202年)至汉高帝十二年(西元前195年)七年之内就把八位异姓王剪除了七位,但在消灭项羽次年的汉高帝六年(西元前201年),击败燕王臧荼、黜楚王韩信为淮阴侯、大封功臣之后,汉高祖就开始大封同姓,并徙韩王信封地于太原,文帝时进一步将同姓王从九名增加到十八九名。《汉书·诸侯王表第二》有言:“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王、侯)。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分封了九个同姓王)”。

  

   与此类似,同样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定鼎之后大举分封诸子为王,授予较多实权,甚至掌握精锐兵力,镇守各要冲之地。

  

   在实践中,在刘邦身后,汉初分封的同姓王侯确实为拱卫刘氏江山、反吕氏篡汉、拥立文帝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从汉王刘邦二年(西元前205年)刘邦使韩襄王孙信击降项羽所封韩王郑昌,以信为韩王;至汉文帝三年(西元前179年)济北王刘兴居造反败亡,时间跨度为26年,分封同姓王侯总体上还是为汉朝度过最脆弱的开创初期发挥了汉初决策者所期望的功能。对此,班固在《汉书·诸侯王表第二》中的评论应该是代表了两汉精英阶层的普遍共识:“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第三,秦朝虽然实行了全盘郡县制,但地方主官实权甚大,权力相当集中,各级政权机构基本上都实行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监察等诸权合一,郡守和县令还有权制定地方法规、政令和选任低级官吏、属吏;[4]假以时日,容易形成无其名而有其实的诸侯。这样的体制对汉初政制选择与发展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未成熟郡县制相较于分封制的优势还不够突出,尚不足以吸引人们更强烈坚持全盘郡县制;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尚处草创时期的汉朝朝廷而言,从秦朝的未成熟郡县制转向分封制,朝廷转移的实际权力不算太大,尚不至于导致最高决策者本人和中央国家机关坚决抵制分茅裂土、剖疆封侯。

  

   第四,汉初承秦末丧乱之余,人口稀少,民生凋敝,分封制客观上有激励地方积极性之效。为增进自身利益,诸侯封君有强烈动机大力招揽流民定居,发展生产,进而客观上有益于全国,即使后来发动叛乱的诸侯那时也不例外。如《史记·吴王濞列传》有云:“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战国时中国人口峰值4500万,公元前221年秦统一时人口至少4000万,[5]西汉初人口已经锐减至1500万—1800万之间,[6]稀少的人口也意味着那时诸侯各自掌握的人力资源不算多,挑战中央政府的潜在能力弱,且诸侯封君与朝廷之间、诸侯封君之间发生利益矛盾冲突的概率相对较低,诸侯封地较广反而有助于避免十羊九牧、加重百姓负担。

  

二、分封制发展成为“伪统一”


   在秦朝统一之初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政策辩论中,李斯直斥分封制为导致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根源,“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尽管汉初分封制就总体而言发挥了那个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但上述“李斯效应”不可避免地要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凸显,到“文景之治”时期和其后,这一制度总体上已经走向其反面。

  

   从汉高帝刘邦五年(西元前202年)消灭项羽、刘邦即帝位,到汉文帝刘恒元年(西元前179年),汉朝赢得全国政权已历23年,在汉朝统治下出生成长的一代人已经成年;到汉景帝后三年(西元前141年)景帝去世、武帝嗣位,汉朝赢得全国政权已经61年,“文景之治”历时已经38年,在汉朝统治下出生成长者至少已有3代人。汉朝中央政权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政绩已经相当明显,仅享受了“文景之治”成就的受益国民就接近两代人,人民对刘氏汉朝政权的认可、认同已经稳定,异姓政治力量起兵夺权、改朝换代的风险已经降低到日常可以忽视的地步,体制内分封制蕴藏的潜在风险则膨胀到了颠覆性程度。当时,汉朝的大部分国土、人民和经济资源已经落入诸侯掌控之中,而且诸侯拥有经济、行政、司法、军事等各方面权力,某些经济权力已经大大超越其封地范围而影响全国,诸侯对中央政府的潜在挑战能力空前增强。

  

   诸侯挑战中央政府的潜在能力取决于土地、人口两大因素。就国土而言,如《汉书·诸侯王表》所述,当时各诸侯王国“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制百官同制京师”,当时汉朝大约54个郡,各诸侯王国占有39郡之多,[7]占比高达72%,汉朝中央政府管辖之地包括京师(时称“内史”)在内总共只有15郡,而且这15郡中还有不少土地属于公主列侯的食邑,[8]真正剩下来归汉朝中央政府直辖的领土就更少了。

  

   不仅如此,当时诸侯世袭且没有系统的、大规模实施的退出机制(秦朝封君则很难世袭而世代相承坐大),不断涌现的新功臣则要不断赐予新的封地,[9]若长此以往,汉朝中央政府能够管辖的国土日削月朘,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周朝东迁之后,就是由于继续不断分封,导致周王辖地最终极度萎缩而无足轻重。在各游牧帝国和莫卧儿、奥斯曼等伊斯兰王朝历史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趋势,以至于带领莫卧儿帝国攀上征服武功顶峰的奥朗则布死后仅30余年,昔日泱泱大国莫卧儿帝国就沦落到只能统治首都周边弹丸之地了。中国古人所说“胡虏无百年之运”,相当程度上就是源于游牧帝国的分封传统导致其必然走向自我削弱。

  

   当时某些诸侯国封地之广,综合实力之强,已经足以形成挑战中央政府的核心力量。《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称,“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尤其是齐王封地70余城,楚王封地40余城,吴王刘濞封地50余城,用御史大夫晁错的话说:“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史记·吴王濞列传》)。而一大批诸侯封地“皆外接于胡、越”(《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无形之中又增加了他们挑战中央政府时勾结外敌的风险。事实上,后来叛乱诸侯不少确实都勾结了匈奴、百越等外敌。

  

   人口意味着财富和潜在兵源,汉初诸侯封君及其食邑占地扩张恰恰伴随着社会总人口、诸侯封君掌握人口猛增,极大地增强了诸侯掌握的财力和潜在兵力。只要组织得当,军队战斗力并不与人数同比例上升,而是上升幅度远远大于人数增幅,且超过一定阈值后还会加速提升。在韩信这样的名将手里,10万军队的战斗力绝不等于1000军队战斗力的100倍,而会是后者战斗力的几百倍、上千倍;拿破仑也说过,两个马穆鲁克骑兵可以轻松对付三个法国骑兵,因为他们装备更好、马匹更好、训练更好,但一百名法国胸甲骑兵不会惧怕一百名马穆鲁克,三百名可以打败相同数量,一千名法国骑兵可以轻松击溃一千五百马穆鲁克。[10]因此,同一块封地壮丁人数倘若翻番,该地封君发动叛乱时叛军战斗力恐怕要翻两番,甚至更多。

  

   与此类似,由于人口集聚能够提供更多分工、协作、交流知识技能与信息的机会,一个城市人口增长通常会带来其经济产出的更大增长。城市人口增长突破一定阈值后,就能满足某些工商业发展所需的最小经济规模,规模效益、范围经济由此还会推动该城市经济产出加速增长。长沙与海口两座省会城市比较,后者是沿海城市,又属于特区;长沙则是内陆城市、非特区,也不座落在长江干流边,海口在现代经济时代的区位与政策优势明显胜于长沙。但长沙人口规模明显多于海口,其GDP、地方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超出海口的倍数又多于人口超出海口的倍数。2016年,长沙年末户籍人口是海口的4.17倍,该年长沙GDP、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是海口的7.52倍、6.44倍、5.20倍(参见表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25-2“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主要指标(2016年)”。

  

   西汉初人口估计1500万—1800万之间,[11]此时诸侯封君各自掌握的人口数量不多。《史记·高祖功臣侯表》称,汉初受封时,“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从少数有户口数的侯国看,受封时超过五千户者屈指可数。这样的人力数量,决定了那时的大多数诸侯难以组织起一支足够规模的武装力量挑战中央政府。到汉武帝初元光元年(前134年),西汉人口已经增长至3600万,[12]单个诸侯封君掌握的人口数量和财力也随之成倍上升,能够组织起规模足够大的武装力量挑战中央政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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