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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伟:哲学的起源、危机与希望

更新时间:2019-12-17 21:40:22
作者: 张志伟 (进入专栏)  
因而哲学难以对社会发挥作用,甚至对社会没有作用。这才是最可怕的“哲学无用”。

  

   第三,哲学的危机源于大众文化的威胁。

  

   我们这个时代是大众文化的时代,哲学在大众文化的时代被边缘化了,遂有“坚守学术”“坚守象牙塔”之类的“豪言壮语”或悲壮的誓言。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属于精英文化,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东西很难普及化。在大众文化时代之前是精英文化的时代,虽然大多数人读不懂也不会读哲学作品,但是它们仍然可以成为文化的代表,并且引领文化的潮流和方向。然而,自从进入了大众文化的时代,亦即进入了商业文化的时代,任何可以流行乃至发挥作用的文化产品必须符合商业规律,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标准不是学术水平或教化作用,而是“热搜”“排行榜”“票房”和“点击率”;加之哲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得哲学的产品“拒绝”大众的理解,遂使哲学基本上退出了与大众文化竞争的舞台。虽然哲学界也会有少数学术明星,但是从总体上难以对大众文化社会发挥有效的影响,而正是哲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与大众文化的泛滥相配合,导致了哲学的退场。就此而论,哲学越来越演变成为学术共同体内部“自娱自乐”的舞台,在这里的确也“风起云涌”,围绕各种理论问题可以有激烈的思想交锋,然而其影响很少能够超出哲学圈子之外。这意味着我们貌似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理论问题,但是它们都仅停留在哲学工作者的头脑之中,我们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解决。

  

   第四,最严重的哲学危机源于轴心时代的没落,传统观念退出历史舞台,而哲学家们对此毫无反应,这意味着哲学失去了它的“大问题”,从而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

  

   哲学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结果是任何哲学工作者都被限制在哲学一级学科下属之二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或研究方向上面,哲学家们的确从“粗放型”的全能天才走向了专业细分的专家学者,我们每个人都存身于哲学的细微部分,由此遗失了哲学之整体的问题。哲学工作者们默默地耕耘,有条不紊地培育着一篇篇、一部部的哲学作品,其丰硕成果与哲学的危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如前所述,哲学是古希腊人的创造,起源于轴心时代各大文明所面临的虚无主义的挑战。雅斯贝尔斯解释轴心时代出现的原因时说,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更高的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从那时起,轴心时代的理念便主宰着世界各大文明,西方人“言必称希腊”,中国人总是要回到先秦诸子百家去。然而,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推进,西欧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全世界都未能避免这一进程。其后果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个轴心时代最终没落了,原本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传统文化失去了现实影响力,哲学和宗教首当其冲,不仅上帝死了,存在、实体、真理、至善、天、道、“仁义礼智信”……统统失去了现实意义。这就是我所说的“虚无主义的威胁”,这乃是哲学最根本的危机。

  

   如此一来,终有一天,哲学可能已经死了,而哲学这个学科却仍然在热火朝天地蓬勃发展。

  

   最后,我们说说哲学的希望。

  

三、希望

  

   一说到哲学的希望,令人颇费踌躇。如果造成上述这些危机的因素都不能消除,那哲学的希望在哪里?

  

   叶秀山先生的遗著《哲学的希望》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讨论“欧洲哲学的发展”,下编分析“中国哲学的机遇”。我同意叶先生的说法,现在是中国哲学的机遇期,因为前述之哲学的危机严格说来主要是西方哲学的危机,中国哲学是一种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哲学”。既然有所不同,中国哲学或许能够成为西方哲学的补充,弥补西方哲学的缺陷。只不过要从事这项工作,首先需要切实地理解西方哲学,与此同时切实地理解中国哲学,这两者是前提条件,缺一不可。可惜的是,这两个条件现在都不能得到满足。

  

   自西学东渐以来,不过百年之久,想当初佛教东传,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中国化,所以就我们学习西方哲学的时间来说,远远不够消化其营养,生长自己的肌体。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既不系统也不全面,更难说深入,这意味着我们所了解的似乎是一个残缺不全、时序错乱的西方哲学。再说中国哲学。表面上看,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比研究西方哲学的有利条件多了很多,但是实际未必如此。因为一方面,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在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造成了传统的“断裂”;另一方面,走上现代化道路意味着我们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原本适应于传统社会的传统文化失去了现实影响力,这就是轴心时代的没落对我们的影响。显然,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时间,而且相应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我们还需要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方面任重而道远。问题是,时代的需要究竟能够留给我们多少时间?恐怕并不多。

  

   因此,现在的确是中国哲学的机遇期,只不过中国哲学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对此我并不盲目乐观。中国人在沿着西方人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努力前行,我们也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作为“外源性的现代化道路”,转型的结果是古今之争、传统的断裂。既要现代化,同时还要保持传统文化,这本身就带有悖论的性质。例如有人在反启蒙和现代性,亦有人主张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方案;有人认为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的批判预示了中国哲学的希望,也有人认为中国不缺少神秘主义的东西,欠缺的是理性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我们试图以中国哲学来补充西方哲学,那么我们的课题是,如何复兴传统文化(准确地说是让传统文化现代化)以便驯服现代化,这看起来只是我们的问题,实际上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因为轴心时代的没落是世界性的问题。我想把叶先生说的“中国哲学”的范围扩大一些,用来指现代中国的哲学,而不仅仅指中国古代哲学。如果中国的哲学可以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如果我们兼收并蓄,融会中西,乃至不问西东;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在专业性的学术问题研究,也关注当今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哲学专业知识普及大众的方式,让哲学发挥社会影响……实际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如果”。这些“如果”乃是哲学的希望的条件。迄今为止,这些还只是“如果”。寄希望于这些“如果”能够变成现实,这需要我们的努力,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否还有“机遇”,也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已经错过了“机遇”,不得而知。

  

   还好,希望毕竟还在。有希望,就值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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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动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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