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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活着,又不仅仅是活着

—— ——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更新时间:2019-12-17 18:15:51
作者: 樊星 (进入专栏)  
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治”的脆弱,史上不绝于书,现实中也屡见不鲜。

   早在1984年,蒋子龙就在中篇小说《燕赵悲歌》中刻画了一位乡村强人武耕新的形象。其原型为当年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天津静海县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禹作敏在艰苦奋斗多年后为仍然改变不了家乡的贫困面貌而苦闷,却到底从地主赵国璞的发家史中感悟了致富的秘密:要想富,光抓农业不行。得农牧业扎根,经商保家,工业发财。于是他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专业承包,联产到户”,解散生产队,组建农工商联合公司,还大胆起用有争议的人物跑业务,在县委副书记的支持下,办起了一个个工厂、副业队和农场,成为新时期之初迅速致富的传奇。他还带头穿时装、盖豪宅,宣布“所有干部开会、会客、外出,一律穿顺眼的好衣服和皮鞋。谁要说买不起我给他买,以上三种场合再有人穿带补丁的衣服就罚他!”其“暴发户”的阔气可谓气势逼人,也因此惹出了流言蜚语,得罪了看不惯改革的县委书记。作家由此写出了改革的风云多变,也就写出了主人公无所畏惧的铮铮铁骨、慷慨悲歌。这样性格刚强、敢作敢为的改革家,当时民间有不少。他们是改革大潮的弄潮儿,也常常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小说1984年发表以后,曾获得1983—1984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改革文学”的名篇。

   如果说,《燕赵悲歌》、《羊的门》的主人公还有为大家谋利益的责任感,《向上的台阶》还写出了为官付出的惨重代价,那么,与《燕赵悲歌》同年发表、也一起获得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矫健的中篇小说《老人仓》,则因为深刻写出了改革年代里“土皇帝”为非作歹的现实忧患而引人瞩目。县委新书记上任,大刀阔斧整顿干部作风,矛头指向群众不满的公社书记汪得伍,而汪又是县委老书记郑江东的老下级和得力干将。汪得伍的八面玲珑又弄虚作假、田仲亭及其“五虎大将”的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以及汪得伍、田仲亭等人之间的“铁哥们”关系已经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迅速致富的是这些有能耐的乡镇干部!作家写出了新形势下乡村矛盾的尖锐、复杂、触目惊心。写同类题材的还有后来的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阎连科的《丁庄梦》等等。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燕赵悲歌》发表八年后,禹作敏就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五年后,他在狱中吞服大剂量安眠药自尽。他曾经是大邱庄的“神”。他的一生大起大落,与敢想敢干、也过于狂放有关。蒋子龙没有忘记从禹作敏的悲剧中发掘警世的意义。2008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其中的主人公郭存先从勤劳本分经艰苦奋斗脱贫致富以后就忘乎所以、私欲膨胀的道路也是许多暴发户走过的歧途。郭存先那句“我们有的是钱,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多用钱解决”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现代版;还有“嘛叫本事?有权就有本事,谁得势谁就让人惧怕”的狂言也使人想起“文革”中流传甚广的据说是林副统帅的“警句”:“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夺权的艰难,保权的重要”。他成功以后,心理变态,“添了个新毛病,凡有高官来郭家店,他都喜欢用开玩笑的口吻询问人家的工资收入有多少”,因为他的收入已经高出市委书记十倍多;“凡副部级以下的干部来了,他一概不接待”;“他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和秘书处,由自己控制舆论,制造舆论”;他的新家所在小区“在样式上、气魄上要参考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在质量上要高于中国现有的任何建筑”;同时,“让群众轻易见不到他,才更有神秘感,有神秘感才能成神。”他成了这里的“救世主”、“土皇上”。也最终因为忘乎所以沦为阶下囚。小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发家致富成了‘地主’,便要当恶霸,一当恶霸就快作到头了”?并进一步追问:“纵览社会各界,不仅农村、城市、工厂以至特区,哪一个成功者,哪一个成功单位,后面没有一个类似郭存先式的人物?没有一个擅长政治运作远甚于经济操控的强人?”这样的追问,足以使人蓦然回首,想起历史上那些成功或者失败的草莽英雄,想起那些农民出身的军阀、帝王将相,还有现实社会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土皇帝”……难道这就是农民强人的宿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虽然,事实上,现实中还是有不少以民为本、低调做人、为人称道的农民好人,例如当年的“劳动英雄”李顺达、回乡当农民的“红军团长”方和明,还有“农民伟人”吴仁宝等等。

   中国的传统文化倡导温柔敦厚,可心比天高的草莽英雄、狂人、野心家也绵绵不绝。那份狂气、野心,有时通向伟大事业,也有时就通向了地狱。多少人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出人头地艰苦奋斗,也有多少人为了自己的失败付出了株连家族和家庭的惨重代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在中国社会何其多!该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社会生态?

   从这个角度看,贾平凹的《废都》也有了值得重新审视的意义。《废都》的主人公庄之蝶在文学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也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可他却身陷家庭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婚外情风波中。他试图在放纵自我中寻找“无忧”的快乐,却终于还是沉溺于更加颓废的情绪中。庄之蝶关于“自我作践着好。世上这事儿是,要想别人不难堪,也想自己不尴尬,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我作践,一声乐就完了”的议论与王朔“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豪言何其相似!在世俗化年代里,这样的颓废言行相当流行。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从成功到颓废、自我作践的蜕变如此迅速、不可逆转?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定律,为什么屡试不爽?

   如此说来,成功显然不是一切。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局势多变的环境中,成功以后的忘乎所以常常通向难以预料的失败。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所谓“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所谓“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还有“人狂没好事,狗狂挨砖头”……这些尽人皆知的常言、古语,凝聚了多少令人唏嘘的教训!所以,历史上才常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长叹、还有“归去来”的超越,以及“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感慨吧。大起大落的人生常常真不如平平淡淡的“活着”。而这,也许正是“平安是福”的玄机所在?

  

       三    追问意义的活法

  

   成功不易。改革更不易。改造社会也不是可以在几十年里完成的伟业。可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上,改善自己的生活应该不难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在摆脱了仅仅活着的状态后,会自然而然地思考活着的意义。

   例如史铁生。他在下乡劳动时突然落下了残疾。他绝望过,但最终还是从写作中找到了乐趣。在他198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山顶上的传说》中,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活着呢”、“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干吗呢”、“不走运可怎么办呢?”“你似乎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抛进了深渊,……”“唉,人类奋力地向前走,却几乎是原地未动。痛苦还是那么多,欢乐还是那么少,你何苦还费那么大劲往前走呢?”……人们面对无力摆脱的厄运,面对那些无解之谜,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战胜命运,谈何容易!“乐观的,是因为有乐观的基础;绝望的,是因为有绝望的处境”。“落到谁头上谁就懂得什么叫命运了”。史铁生让自己笔下的残疾人选择了西方的西绪福斯神话作为精神支柱:“人最终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得到一个过程”——小说中关于生存的偶然性思考,关于生存意义的虚无性的体悟,关于为抗争而抗争、神就是自己的逻辑推论都具有相当鲜明的存在主义色彩。这些思绪是198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存在主义热”的结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存在主义关于现实的荒诞性学说风靡之时,有人因此而消极厌世或纵情玩世,史铁生却选择了顽强的抗争。为什么《山顶上的传说》与另一些存在主义色彩浓郁的作品不同,把反抗荒诞的奋斗写得那么深沉动人、可歌可泣?作家对深沉的抒情风格的追求是一个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小说中隐隐约约透露出的宗教情感也格外引人注目。尽管小说中“什么是神?其实,就是人自己的神”这样的句子很容易使人想到“上帝已死”的喧嚣,但对人无法参透造物的奥秘、无法战胜厄运的宿命的深重思考却直接导致了这样的顿悟:“上帝本来不公平。上帝给了你一条艰难的路,是因为觉得你行……”也就是说,作家感到了有一股在冥冥中支配着人的命运的异己力量在安排着一切。这股看不见的力量,中国人叫做“天命”,西方人名之“上帝”。人一旦面对生死之谜的玄思、对生存意义的诘难、对自我渺小的承认,便会自然产生关于天命或上帝的猜测与浩叹的。从存在主义出发接近宗教的主题显示了史铁生探索道路的独特。本来,存在主义就有“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以萨特为代表)和“宗教的存在主义”(如马塞尔等)⑤ 之分,而史铁生,作为没有受过宗教教育的中国青年,却在自己的摸索前行中从自强不息的存在主义走向了胸怀豁达的宗教。在这方面,他与《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礼平不谋而合。《山顶上的传说》中的“他”有关“幸福不在天涯,而在自己的心中”,“谁都是只相信自己的心”的顿悟也就与《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南珊关于“这个世界的希望,更多的是在人类自己的心灵中,而不是在那些形形色色的立说者的头脑中”的见地于冥冥中若合符契了。经过“文革”的磨难,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自救是最可靠的道路。

   我不知道史铁生在写作《山顶上的传说》时是否受过《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前一部小说的宗教意识远不如后一部小说那么清晰。但1985年以后,史铁生对宗教的求索却一下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发表在《钟山》1986年第1期上的创作谈《交流、理解、信任、贴近》已明确写道:

  

   教堂的穹顶何以建得那般恐吓威严?教堂的音乐何以那般凝重肃穆?大约是为了让人清醒,知道自身的渺小,知道生之严峻。于是人们才渴望携起手来,心心相印,互成依靠。

   这至少也是小说的目的之一吧。

  

   从那以后,史铁生以一系列充满崇高、温馨宗教情感的作品打动了广大读者——从中篇小说《礼拜日》到散文《我与地坛》再到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他成为当代文坛的一面旗帜:以豁达的情怀理解命运、以博爱之心给人以温暖的旗帜。

   韩少功十分推崇史铁生。他在读了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坛》后曾经写道:“史铁生……以个体的生命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史铁生的笔下是较少有丑恶相与残酷相的”。⑥而韩少功本人选择的自救之路,则是部分回归田园,过“半耕半读”的生活,这很自然令人想起了陶渊明。韩少功早在“伤痕文学”风生水起的年代就已发表《月兰》、《西望茅草地》等名作,到1985年首倡“寻根”,发表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为人称道也引发了争鸣。此后,赶上海南开发的热潮,举家迁往海南,办《海南纪实》杂志,发行超百万份,取得巨大成功。《海南纪实》被迫停刊后,又改办起《天涯》杂志,多年来也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到2000年,迁居当年下乡的湖南省汨罗市八景乡,过上“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山南水北》),像苏东坡那样,“兴趣广泛,顺应自然”。⑦他那部记录自己乡间见闻的散文《山南水北》就像万花筒一样异彩纷呈、妙趣横生:有怀旧的真情,有神异的趣闻,还有民俗的感想、人生的奇思。作为当代“寻根”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他以《山南水北》的清新、奇异风格表达了对从古典笔记到当代“笔记小说”传统的认同。他使人想起了陶渊明、苏东坡,但他又并没有像在终南山隐居的人们那样远离现代化生活。⑧他因此成为当代作家的又一面旗帜:尝试多种活法,让自己的生命丰富多彩;既时时关注当代世界与当代思潮,又保持了相对超脱的思想者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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