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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鹏:20世纪以来元代司法研究回顾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9-12-11 09:50:39
作者: 郑鹏  
在《元代民事审判制度研究》(《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和《元代刑事审判制度之研究》(《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5年第2期)两文中,从审判机构、诉讼程序等方面对元代的民事审判制度和刑事审判制度分别进行了研究。其《元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亦有关于元代民事审判制度的论述。此外,岩井茂树《元代行政诉讼与审判文书》(《东方学报》第85号,2010年)从《元典章》中的一则案牍“都省通例”入手,对元代行政审判过程进行了考察,其有关监察御史与路府州县官在行政诉讼中居于不同立场的观点颇具启发性。

   元代司法运作中有一些特殊的制度措施,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首先是判例的适用。胡兴东《元代司法运作机制之研究》(《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6期)对元代司法运作中如何适用法律、判例及衡平救济进行判决进行了考察。他在《元代司法中判例适用问题研究》(《司法》第4辑,2009年)一文中,又着重分析了判例适用的前提、方式以及功能,认为元代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判例法。其有关元代判例法运作机制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判例法运作机制研究:以元朝和清朝为比较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有集中体现。吴海航《论元代判例的生成及其运用》(《法治研究》2014年第5期)考察了元代判例的生成背景,认为元代判例的生成与蒙古法传统渊源甚深,亦与元初法制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而判例的运用在为元代提供了司法裁判的工具性手段的同时,也造成元代立法进程愈加迟滞的后果。

   其次是元代的约会制度。对于约会制,有高岩《元代の司法制度特に约会制に就ぃて》(《史潮》第6卷第1号,1936年)与海老泽哲雄《约会に关する觉书》(载小竹文夫、冈本敬二编《元史刑法志の研究译注》,教育书籍,1962年)很早就予以关注。赵文坦《元代的诉讼管辖与约会制度》(载《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2—155页)在对元代约会制的具体内容和作用进行详细考察后指出,约会制的实质是狱讼的多元管辖。杨德华、胡兴东《元代“约会”制度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对约会制度产生的原因、适用范围、调整对象以及在元代的变迁、历史作用进行了综合论述,认为约会制度可以使不同权利主体间的纠纷得到恰当的解决,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安全。吕志兴《元代“约会”审判制度与多民族国家的治理》(《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亦进行了相似的论述。

  

   四、元代司法实践研究

  

   对司法实践的重视是近年来“新法律史”的主要特征,而这一研究路径又建立在对司法档案的发掘和利用上。有关元代司法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种文书资料:

   一是黑水城文书。元代黑城文书的发现是20世纪元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其中包含的律令与词讼文书对元代司法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相关成果不断涌现。王盼《由黑水城文书看亦集乃路民事纠纷的调解机制》(《西夏研究》2010年第2期)以黑城文书中的《麦足朵立只答站户案文卷》为中心,对元代亦集乃路民事纠纷的调解机制进行了考察。张斌《从黑城汉文书看元代地方社会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也对黑城文书中展现的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元代的亦集乃路存在正式纠纷解决系统与非正式纠纷解决系统之间的互动,即黄宗智意义上的“第三领域”。陈志英《〈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十二月亦集乃路刑房文书〉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年第5期)对皇庆元年十二月的一件刑房文书进行了考证,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和中国藏黑水城文献中的两件杀夫案文书为同一案件,进而分析了诏赦在司法中的执行情况。侯爱梅《〈失林婚书案文卷〉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通过对《失林婚书案文卷》的考释,分析了元代的司法文状和审判程序。张重艳《也火汝足立嵬地土案文卷初探》(《西夏学》第6辑,2010年)就元代站户两地入籍的情况以及案件长期未能得到审理的原因作了分析。苏力《黑城出土F116:W98号元代文书研究》(《古代文明》2011年第4期)围绕一件告拦状展开研究,进而对元代民事诉讼告拦的条件、程式等进行了探讨。张笑峰《元代亦集乃路诸案成因及处理初探——以黑水城出土元代律令与词讼文书为中心》(《西夏学》2013年第2期)对黑水城出土词讼文书所见的案件种类和处理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亦集乃路总管府在处理盗贼、财物等案件上积极作为,由镇戍宗王统领诸军参与抓捕盗贼是元代地方政府处理此类案件的特别之处。

   二是徽州文书。徽州文书中元代部分多为民间契约文书,其中有关民间纠纷解决的信息受到学者的重视。周绍泉《退契与元明的乡村裁判》(《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通过对元、明时期徽州文书中的退契进行考察,发现退契背后往往隐藏着民间纠纷和争讼,而在处理这些纷争时,元代的社长和明代的里长、老人有着惊人相似的作用。日本学者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郭万平、高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同样关注到了元代徽州乡村社会中的纠纷处理,并对其与明代老人制之间的联系作了分析。

   此外,元代传世文献以及石刻资料中也有许多司法案例,一些学者从具体案例入手,对相关的司法与社会问题进行了讨论。默书民《元代前期腹里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田产争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关注到元代腹里地区的田产争讼剧增的现象,指出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腹里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程度和发展水平。党宝海《略论元代江南学田与地方社会——以碑刻上的学田诉讼案为中心》(《13、14世纪东アジア史料通信》第11号,2009年)对碑刻资料中所见的庆元、镇江两地学田案进行了研究,从中展现出江南地域社会中儒学、豪民、高官以及地方官府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郑鹏《官、民与法:元代判决离婚的制度与实践》(《古代文明》2015年第4期)通过《元典章》中的大量案例分析了元代的判决离婚制度及其实践情况,指出在具体的判决中,官府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判离,有时会出于现实的考量断以“已婚为定”,体现出“法意”与“人情”的衡平。七野敏光《元初强奸犯杀害の一裁判案件について》(《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法学论集》第46号,2000年)对元初一例杀死强奸犯的案例进行了考察,进而在唐律到明律这一漫长的变化过程中,探讨了元代对这一案件的处置及其意义。大岛立子《从“继承”判例看法律的适用》(大岛立子编《宋至清代的法律与地域社会》,东洋文库,2006年)从元代“继承”案例入手,分析了宋—清这一长时段中法律适用的不同及其原因。她还在《元代的刑事案件与女性》(《中国女性史研究》第17号,2008年)一文中,对元代涉及女性的刑事案件进行了分析,指出元代存在减轻女性罪行和负担的事例,但另一方面又常将女性置于家庭秩序与夫妻关系的儒家价值体系中理解。

  

   五、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元代司法研究的主力是日本学者,他们就元代的司法机构、司法程序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展现了元代司法制度的基本图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逐渐成为元代司法研究的主要力量,在日本学者的基础上将研究继续推进,尤其注重探讨蒙古统治下元代司法的独特性,对元代司法的评价也越来越理性和全面。此外,得益于黑城文书、徽州文书等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制度背后的司法实践,这成为近年来的新动向。然而,无论在元史领域还是中国法律史领域,元代司法研究乃至整个元代法律史研究仍然属于薄弱环节,特别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待于继续深入。

   其一,长时段的视角。元代司法制度是在“蒙汉杂糅”的模式下建构起来的,主要为蒙古草原制度与金朝后期汉法制度的混合体,同时亦受到宋制的影响。因此,对元代司法制度的考察须置于长时段的视角下才能真正理解。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宋元明过渡说”的兴起,元代的意义被重新审视,司法也是考量这一时期历史变迁的重要方面。就现有成果来说,学者们更为重视蒙古旧俗对元代司法制度的影响,长时段视角下的考察则多有欠缺。

   其二,对实践的重视。无论在中国古代史学界还是中国法律史学界,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多已由制度规定转向实际运作。现有的元代司法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考证,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元代的司法实践,但无论其数量还是深度皆有所不足。当视角从制度转向实践场域,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官府依照国家法律对民众进行审判的单调景象,官、民间的互动,衙门内的司法运作,都以一种十分鲜活的面目呈现出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获得元代司法的真实图景。

   其三,对社会的关注。瞿同祖很早就指出,法律与社会有着密切联系,只有在社会语境中才能理解法律的真正意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司法中所反映的亦绝不止法律实践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深层图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司法是审视元代社会的绝佳观测点。现有元代司法研究主要关注官方的司法运作,对于司法中的民众基本是忽视的,对于司法秩序背后的社会图景亦少有论及。元代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和影响司法运作,不同地区间司法秩序的差异及其原因如何,皆是我们在元代司法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总之,20世纪以来元代司法研究已经有较为丰富的学术积淀,且逐步走向深入,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皆有进一步探讨的广阔空间。我们今后的方向,借用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在《“秩序问题”与明清江南社会》中所言,“不是从硬性的制度而是从模糊的、日常的常识、practice(实践)的角度研究秩序这样不可思议的问题”。(《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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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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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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