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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统一战线的三重面相——策略、战略与治道

更新时间:2019-12-11 08:58:34
作者: 陈明明  
这一战略目标的新内涵是广泛地团结社会各阶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基础。在这里,统一战线的结构优化战略面相体现得很清楚:在四大阶级联合、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条件下,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对现有的结构进行调整。思想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文化学术上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产的批判,经济上逐步确立国家资本主义和国营经济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支配性地位,农业上通过采取互助合作体制把五亿农民逐步引入集体经济,等等,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创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主题。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对被新民主主义继承、改造和保护的经济、文化、社会进行结构调整,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结构。

   其中,对知识分子和旧精英的团结改造,是20世纪50年代统一战线战略的基本内容。在一个宣布四大阶级联合专政、五方杂处共居国中、四面八方需要调适的百废待举之国,知识分子和旧精英中的多数人已经在心态上接受了新时代新世界胜出的事实。那些长期游离于旧制度之外或与旧制度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群体、阶层,需要和“旧我”告别,把“旧我”的思想、行为方式彻底革除,以一种重生的心态拥抱新制度。这正是统一战线结构优化战略大有作为的年代。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后来一段时期内指导思想的反复,没有国家对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全面排斥,没有随之而来的国家政治生活的逆转,统一战线结构优化战略是可以逐渐因应形势而内化为一种增进有序的公共生活的新型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段时期,由于社会政治总体方针的重大变故,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萎缩、冷冻的时期。统一战线作为一种结构优化战略失去了存在价值,因为国家已经全面压倒社会;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策略已无用武之地,因为“清一色”的社会已“无人可统”。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地基似乎清理干净、宣传话语极度发达,但政治生态和发展活力却走向衰败。人们只是在后来才意识到,统一战线无论作为策略还是作为战略,都与国运兴衰存在着紧密联系。

  

   三、现代国家建设催生统一战线新意涵

  

   “文革”结束后,统一战线的机构、组织和话语重新回到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词典。改革开放是以放权让利为先导的,放权让利意味着社会的复苏、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不同利益格局的出现,这是统一战线重建的客观前提。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统一战线是否仍有必要存有不同的认识。撇开那种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不应再回到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统一战线)的观点不论,怀疑论者对“统战”的“战”字存敏感认知。赞成论者看中“统战”的“统”字。“统”者通也,通者合也。显然,赞成论者抓住统战大团结、大联合的基本特征,认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呈现出某种复归多元结构的演变趋势,历史再度为统一战线提供了新空间。改革开放的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来,在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的条件下,以统一战线方式建立合作互利式的社会整合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像改革开放前那种国家内部结构单一的状况的确无需统一战线,因为统一战线是以承认多元结构的事实为前提的。此外,随着中国社会分层的演化,阶层矛盾和群体冲突可能日益增多,客观上需要一种政治机制予以调整、平衡与疏导。统一战线的传统框架(中共和民主党派、人民政协和各界别),统一战线要处理的关系(国有经济与新出现的民营经济的关系、人民团体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工人农民阶级与新社会力量的关系等),正好充当这种政治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各民主党派组织和工作的恢复,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理论尤其受到关注,并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理论问题结合起来,进入统一战线研讨的视野。如果说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那么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则是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和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局面,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在多党合作的意义上,统一战线的有效性取决于如下几点。其一,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政治文明的一般原则与特殊国情的有机结合。其内容涉及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政府与公民的社会契约、政党与国家的法权关系、政党与社会的逻辑关联等。其二,在多大程度上能完善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领导-合作关系。其方法包括体制性的利益保障、政治的理性运作、政务的平等参与、制度化的监督、光荣与梦想的共同分享等。其三,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执政党与参政党党内政治精英的制度化流动和交接轮替。其根本途径有赖于国家的法治建设和党内民主的发展,以及在操作层面上以政治忠诚、政治绩效、民意民望、年龄划线和职业界别(此项主要见诸参政党)为标准的政治选任方式。其四,在多大程度上能维护执政党与参政党高层面对重大政治危机时的团结和共识。其政治基础在于各民主党派对宪法和中国政治制度的竭诚拥护、对国家与社会共同负责的信念,以及为应对现代化的复杂性、国际压力、发展的不确定性、日益显现的高风险社会而建立的切实的政治沟通、政治协商、政治互信机制。其五,在多大程度上能保障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自主性和共享性发展。自主性和共享性发展是以承认和尊重社会利益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的,是以各政党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是以各政党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为基础的。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构中,政党关系不是恩庇侍从关系,而是平等关系;不是政党分肥关系,而是组织化的风雨同舟关系。

   这些问题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政党关系的维度讨论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它实际上触及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核。中国是在帝国解体、主权受侵、社会分裂的背景下开启现代国家建设历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以重组社会的方式重建中央集权,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能够重聚社会与国家的政治力量,才能担当起领导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的重任,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力量。在超大国家和人均资源匮乏的约束下,中国共产党不能通过简单的权力统合来完成这一根本任务,它必须依靠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凝聚全体人民的智慧,容纳广泛、自主的公众参与,以社会各界的团结、支持和协同来推进[10]。这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增长点。在这里,统一战线既超越了策略层面的联合斗争意义,也超越了特定时期战略层面的政治结盟视野,越来越显示出一种新意涵——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杠杆。

  

   四、作为现代国家治道的统一战线

  

   治道是中国古代典籍讨论治国安邦时常用的一个词语,兼具“制(度)”“(道)理”“(策)术”等多重含义。现代人讲治道也有不同角度,有的是指“社会构造”(梁漱溟),引为政治制度;有的侧重“治权”,以和“政权(政道)”相对(牟宗三);有的释为“治世原则”,与政道等量齐观(王绍光);有的则用之为“governance”的翻译,可读为“治理”(毛寿龙)。笔者把治道理解为三层含义。其一指治国的价值理念,是政治的最高目的[11]。中国古代典籍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丰衣足食、海晏河清,等等,代表了理想的政治秩序和治理的最高境界。其二指治国的制度原理,体现了政治的内在逻辑。如冯友兰所说:“每一事物皆有其理。国家社会之组织,亦必有其理。本此理以治国家则国家治,不本此理以治国家则国家乱。故此理即所谓治国平天下之道。”[12]其三指治国的方略,包括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和方法。如牟宗三所说的“儒家的德化治道、道家的道化治道、法家的物化治道”[13],就是指儒、道、法不同流派所主张的不同治策。

   说统一战线是一种治道,是说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基本理念契合并支持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它的组织体制蕴含且表达了中国制度安排的政治逻辑,它的行动方略体现或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机制。作为治道的统一战线,是价值理念、组织体制和行动方略的有机结合。

   第一,统一战线的基本理念契合现代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统一战线的基本理念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14]。无论是作为策略还是作为战略,统一战线都以团结、联合为旗帜,因为只有通过团结和联合才能达到统一战线的“统合”与“统和”目的。不同时期大团结大联合有不同的时代和阶级内容,但团结是进步之基、团结是力量之源。把促进人民团结、维护人民团结视为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不是新的认识,而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长期努力贯彻的主线。不过,作为一个融入市场社会、上升到国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大团结大联合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后才真正确立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法通过简单的权力统合来完成,而必须动员各方面的社会力量,依靠社会各界的团结和协同来推进。

   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一系列战略,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必须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正所谓‘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中国共产党已经有8 200多万名党员,但在13亿多人口中仍然是少数。要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重视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方面的作用。”[15]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大团结,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成一往无前的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16]凝聚全民族全社会“众力”“众智”以实现共同目标,正是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价值理念的功能所在。

   “所谓统一战线,其实质就是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17]这个表述把统一战线视为大团结大联合的同名词,表明了统一战线的核心使命就是促进大团结大联合,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寓意。大团结大联合不仅出于事功(功能)的需要,而且出于文化建设的需要。大团结大联合符合中国人对美好生活和盛世的想象和评价,它与“和”“合”相通,进而与“平”“安”相连,代表了人心所向、民情所望,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种境界。在这个意义上,统一战线对大团结大联合的体认和追求,不仅是国家现代化可资利用的重要政治文化资源,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文化状态。这种心理文化状态对治理主体和整个国民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的作用。所谓“强制性”即内在的规范性和认同性,诉诸一种“道德命令”——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被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本身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祥瑞象征,任何背离团结联合的言行和趋向,不仅有害于“共同奋斗”的实践,也有违于“政治正确”的原则。大团结大联合的理念通过与国家目标体系的连接,与民族复兴的理想建立逻辑关联。

第二,统一战线的组织体制表达现代中国代表制政府逻辑。中国作为一个承继大一统文明传统的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历史、理论和实践形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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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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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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