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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中国法理学进步的阶梯

更新时间:2019-12-09 08:39:39
作者: 徐显明 (进入专栏)  
(30)法学方法论在法的本体论之外成功开辟了一片理论天地。

   (五)从“权利义务”到“权利本位”

   把“权利义务”确立为中国法学的基本范畴,是中国法理学寻找学术研究逻辑起点最成功的范例,(31)是中国法学历史上的重大突破。为什么法学是“权利之学”而不是“义务之学”?这是一直困扰中国法学界的哲学问题。就权利和义务本身的关系而言,是对立统一的。就量的对应关系而言,也是等量齐观的,有多少权利就应有多少义务,有多少义务就应有多少权利,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32)但历史上的法律,统治者享有特权,而把服从特权统治的义务推给人民,因此历史上凡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法,无不奉行义务本位。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同时也就成为权利主体,法的本位也就从义务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在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是目的,义务为目的而设。权利本位的理论既深化了对法的本质的认识,也解释了法的历史类型演进的规律,同时也推动了权利义务辩证关系认识的深化。它也是法理学从阶级斗争法学中摆脱出来的学术标志。(33)权利本位理论对中国的法治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为立法工作以权利保护为宗旨、司法工作以权利救济为功能、执法工作以权利实现为目的都提供了理论支撑。权利本位的理论还催生了中国权利学派,这是中国法理学40年发展中唯一可按立场、观点、方法划分而形成的理论学派。

   (六)从“以立法为中心”到“以司法为中心”

   1978年,包括标志“文革”结束的“七八宪法”在内,全国生效的法律仅有八部,社会生活的基本面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状态。改革开放之后,“人心思法”,全国人民都迫切要求有健全的法制。在这种背景下,法制建设出现“立法中心主义”乃大势所趋。(34)这一法治需求反映在法学研究上,就是“立法论”受到法理学者的推崇,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一种学术必然。(35)但随着法制建设和法治实践的不断进步,只强调立法已显不足。(36)在立法已经能够达到相对满足的程度之后,给予法律的司法适用更多关注必然成为法治建设新的目标。(37)中国法理学开始注重从司法实践出发,对法官检察官的法律适用活动给予较多研究,(38)产生了一大批以“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司法公开”“司法权性质”“司法功能”“司法规律”“司法改革”等为代表的司法理论和法律解释理论成果,为中央和最高司法机关持续推动20年之久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国法治进步的两大显著标志:一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二是持续不断地推进符合法治规律的司法体制改革。这两大成果都是法理学智慧的重要结晶。

   (七)从“制定法”到“民间法”

   中国法理学的注意力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集中在制定法层面,习俗、民族习惯等规则并未纳入法理学的主流研究视野。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界个别学者对社会法有所涉猎,但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习惯的研究上。90年代开始随着法律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受到重视,民间法的研究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后,法理学界对世俗、礼仪、家规、民族习惯、宗法制度等研究的热情与日俱增,形成了以民间法本体论、民间法关系论、民间法实证论、民族习惯法、民间法司法适用五个领域构成的学术体系。(38)法理学研究从制定法到自然法的目光流转,标志着法学注意力从国家法向社会法、从硬法向软法、从看得见的法向看不见的法的转移。十八大之后,随着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政治逻辑的确立,党内法规也被视为中国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40)法理学界对国法与党规的关系及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也投入了极大研究热情。这是法理学从中国的田野出发,探索使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走向统一的一种努力,也是法理学界对中国法学本土化路径的新开拓。

   (八)从“法治理念”到“法治文化”

   法治原则是约束法律规范的准则,是法治成立的标准和条件,法学界经过十数次的学术研讨,形成了如下共识:法制统一、主权在民、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司法职权独立、尊重程序、罪刑法定、法律不溯及既往等应是法治的一般原则。(41)承认并奉行这些原则,依靠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法治的感受、态度、认知和理论,能把法律意识理性化,可以使人形成对法治原则的坚守,这种理性化的法律意识就是法治理念。法学界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形成了关于法治理念的共识,这就是奉行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维护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良法善治等。(42)对法治理念的坚守就是法治信仰,是法治精神的精髓。法治理念的社会化并根据这种理念形成稳定的生活方式,就是法治文化。(43)40年间,法理学界一直把培育法律精神、形成法治思维、树立法治信仰和弘扬法治文化作为本学科的基本使命。

   (九)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任何法理学和任何法理学家都绕不开的基本理论问题。对德法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历史上不同的法学流派。改革开放40年来,法与德的关系始终是中国法理学关注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及十八大以来三度成为理论热点。法律与道德各有其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与道德各有其形成的规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与道德各有其不同的调整对象,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的,道德是调整人的心灵的。二者的关系应是相互转化、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44)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中国历史上有丰富而成熟的经验,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模式为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礼法合一、外法内德的中华法系。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凡德法结合得好的朝代,都能长治久安,凡结合得不好的,要么天下大乱,要么短促而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规律,是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瑰宝,法理学界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理论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持。

   (十)从“法律移植”到“法律本土化”

   从清末沈家本主持修律开始,中国法律现代化应当采取怎样的路径,就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难题。清末、民国时期,选择了全面扬弃中华法律传统,而将西方法律奉为金科玉律。通过大规模地移植西方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建立起以“六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45)新中国成立及1952年司法改革后,伪法统被废除,然而新法统尚未建立,法学和法律不得不大量照搬苏联。这同样也是移植。改革开放后,法学界开始反思“法律移植”的理论弊端和实践错误,陆续创造性地提出了“法制改革论”“文明互鉴论”“法律文化论”“法治模式论”“中华法系再造与复兴”等新论断,逐步为法律本土化回归创造思想基础。(46)我国的法治,一部分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一部分传承和转化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而主体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进行的创造。法律的本土化必然要求法学理论的本土化。法律本土化理论的形成,一方面表明法学界对我国制度实现了自信,也为探索中国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提供了学理依据。

   (十一)从“法制”到“法治”

   “法治”是法学界特别是法理学界永恒的主题。法制是完成从人治向法治跨越的前奏,如何将“法制”发展为“法治”,中国法理学界矢志不移,召开的与法治有关的专题会议不下百场,(47)发表的与法治相关的文章达有万篇,最终于1997年推动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完成了从“法制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而在宪法层面上则最终完成于2018年的第五次修宪,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这一字之改,法理学界奋斗了整整40年。法制与法治的区分已达成四点共识:其一,法制侧重立法,而法治既重立法尤重法律的实施,视法律实施为法律的生命;其二,法制不预设法的价值观,而法治则既要求法为良法,更要求治为善治;其三,法制是法律现象的一般形态,在任何历史类型的社会中都存在,而法治则是法律史上的高级形态,它只在民主与商品经济出现之后才出现;其四,法制在处理法与权力的关系时,常沦为权力的工具,而法治正相反,它特有的功能是制约权力,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48)从“法制”到“法治”,虽只一字之差,但预示着执政党在执政理念和方式上完成了一次飞跃。

   (十二)从“排斥人权”到“尊重人权”

   自1957年之后,人权话语成为政治与学术的双禁区,无数学人、律师、法官因言人权而被划为“右派”。人权理论是受思想禁锢最牢和时间最久的理论,甚至在思想解放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等观念被普遍倡导多年后,人权理论仍被视为资产阶级专利,在学术上仍是禁区。法理学打破这一禁区的突破口,选择在对法的价值的重塑上。法学既然是权利之学,而人权又是权利王冠上的明珠,法学当然就是人权之学。1991年全国人权理论研讨会的召开,预示着人权理论正式登上中国政治和中国法学的舞台。这次会议产生了两大成果:一是催生了政府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二是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突破意义的人权理论研究成果。人权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结晶。无产阶级争得民主的实质就是争得人权。人权在全人类具有普遍性,而在实现它的时候各国又具有特殊性。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人民首要的基本人权。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尊重和保障人权应成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法治的真谛是人权。这些基本认识,(49)推动了人权入宪,推动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宪法基本原则,推动了切实保障人权进入党章、进入党代会报告,推动了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领域由被动变为主动局面的形成。人权理论的产生,为法治确立了目的和灵魂,也改变了国家形象和国家的价值观。

   (十三)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修改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报告还提出,要把在2010年前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的阶段性目标。(50)2011年,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中国无法可依的局面正式成为历史。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51)堪称世界法治奇迹。中国用三十几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用300年才走完的路,它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第一块里程碑。此次会议之后不久,法理学界即围绕如何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转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行了研究,对法治体系的内涵予以科学揭示。它应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法治体系”的概念在人类法学史上是个原创。(5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被确定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这个概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法治实践。能够原创法学的基本范畴,标志着中国法理学进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十四)从“法治体系”到“法治道路”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法理学界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就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过程。(53)中国的法治道路,既不能像日本、新加坡、韩国及非洲一些国家那样被其他国家所强加,并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而形成,也不会像欧美两大法系国家那样,要经历漫长时间让其内部演进而自然生成。我们要走一条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上而下的带动与以人民为主体自下而上的改革推动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有三条核心要义,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还有五条必须长期坚持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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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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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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