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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保:茅盾的民族主义与《子夜》的叙述伦理

更新时间:2019-12-08 22:45:05
作者: 方维保  
乡下人“他们只见镇上人穿着亮晃晃的什么‘中山绨’‘明华葛’,他们却不知道这些何尝是用他们辛苦饲养的蚕丝,反而是用了外国的人造丝或者是用比中国丝廉价的日本丝啊!”[10]

   有人认为,茅盾之所以在《子夜》中将中国民族工业当时的现状叙述得危机四伏,是其左翼立场使然。也许茅盾所叙述的工商业破产境况,确实比较悲观,但那个时代的经济危机以及大批工商业的破产也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这样危机四伏的经济和政治困境,呼吁着一个强有力的拯救者。而茅盾之所以在《子夜》一开始就将吴荪甫塑造为“理想化”的民族资本家,也是出于他自己拯救民族工业、抵御外国政治和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愿望。

   在茅盾的思想中,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论思想,都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但在“五卅”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显然雄踞上风。“五卅”之后,茅盾写出了一系列的散文随笔,及时记录了事件后的种种社会现象。《五月三十日的下午》中,他因中国工人的被杀戮,并很快被忘记并被涂抹,而“诅咒这污秽无耻的都市,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11]“五卅事件”显然激起了茅盾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并促使他向民族话语的转变。在纪念“五卅”五周年的时候,殷夫在诗作《血字》中塑造了一个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政治巨人形象,而茅盾则塑造了一个经济巨人。

   茅盾偏爱吴荪甫这个人物,甚至采取中国传统戏剧的脸谱化的手法,意图对其进行全面的赋魅。赋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一种叙述伦理。吴荪甫被描述为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硬干的胆识”,“魁梧刚毅紫脸多苞”的男人,一个有意志力的雄性气质充盈的硬汉形象。在我看来,恰恰是民族主义的动机,压制了茅盾思想中的阶级意识,促使他将负面的吴荪甫“改写”成了一个“希腊式的悲剧英雄”。但是,希腊式英雄的纯粹的崇高美,却是吴荪甫并不具备的。小说通过林佩瑶的感伤,放逐了吴荪甫的古希腊时代的浪漫骑士的位格。他“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12]但他其实是“20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骑士与王子”,[13]冒险家乐园中的一尊冒险的怪兽。他并不是“道德楷模”,而是有着马基雅弗里式手段的商人。茅盾的民族主义在这里脱离了乌托邦气质,他要把吴荪甫塑造成一个“有用”的商人,能够在商场上纵横捭阖搏杀的有民族情怀的商人,一个有野性和兽性的民族主义的经济恐龙,一个身上附着国家主义魅影的政治奥特曼,而不是中看不中用的骑士和偶像。茅盾运用心理叙述的方法,让主人公自诩为“威严神圣的化身”,“他一向用着方法来造成人们对于他的信仰和崇拜。并且他又自信这是锻炼气度的最好方法。”[14]就是在行将失败之前,还在为“威严破坏到不成样子了”而愤怒,而努力振作。真是很难想象,在“五四”时期被胡适在诗作中推倒的“威权”式人物能够在30年代茅盾的小说中卷土重来。吴荪甫形象的复杂性在于,其身上还神奇地出现了哈姆莱特式气质。他沉浸在阴谋论中,他的每一次行动中,他的每一次貌似果断的决策中,都沾染了“生存还是毁灭”的犹疑和忧郁。

   茅盾在“最初构想”吴荪甫这个人物时,他的鄙视和嘲笑分明了然。但是,在《子夜》的正文本里,他的叙述依然带着讥讽,只不过更多的还是崇拜和惊异。他的民族主义情结导致了叙述伦理的倾斜,导致了他对于吴荪甫的道德评价的模糊和暧昧。当然,这也是希腊式悲剧的叙述需要,只有将一个形象推到极致,最后才能在他的失败中收获“彻底”的美感。

   可以说,30年代中国社会的破产,外国政治和经济入侵的现实,引导茅盾“改变”了他对于工业资本家出于左翼立场的负面叙述,而将吴荪甫塑造成了民族主义政治理想的化身,一个有着民族抱负的资本家,一个敢于与外国资本进行决战的勇士。那个在“最初构想”中毫无理想而又飞扬跋扈、骄奢淫逸的负面形象,已然了无踪迹。有研究者拿后来处于困境中的益中公司将工厂顶给日资会社和英资洋行,来指责吴荪甫的民族资本家身份,[15]其实,这是倒果为因,也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三、“十面埋伏”的围剿叙述

  

   吴荪甫作为应和茅盾的民族主义“询唤”而出现的英雄,从一开始就成为整个小说叙述的核心,并将注定贯穿整个叙述,其命运遭际将成为整个小说叙述的主心骨。但是,从生活常理和美学逻辑来说,一个没有经历过挫折锤炼的英雄,其实就是普通人而不是英雄;一个没有经历过精神炼狱的英雄,也就不能成为悲剧英雄。除此之外,作为以其悲剧命运来证明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16]的符号,他必须经历被围剿的叙述过程,并以其灭亡致敬理论理性所设定的叙述伦理。

   在围剿吴荪甫的叙述过程中,茅盾大规模描绘中国社会现状的社会学冲动,于是发挥了叙述的结构作用。在叙述的“面”上,小说《子夜》给吴荪甫设置了至少五条战线,与中小企业主较量的战线,与罢工工人较量的战线,与家庭中的反对力量较量的战线,与农民暴动较量的战线,以及与买办资本在公债市场上较量的战线,而其他的战线,诸如国内战争、世界经济危机等都被归入这五条战线之下,运用侧面透露的手段,成为影响战线的因素。但这五条战线,在叙述上是伴随着吴荪甫的命运过程而历时性发展的,也就是在叙述中有五条纵向的时间线和事件线同时演进,到结尾“算总账”。而每一条线索,也都会在叙述的某一个重要的节点,或松散或紧密地与民族主义理想发生关联。叙述者也会通过叙述语调,或人物表情和心理,或直接的介入,显示伦理态度。

   吴荪甫建构工业帝国的野心,首先是从并吞陷入困境的纱厂开始的。茅盾在吴家的客厅中,非常残忍地披露了中小企业主可怜而又可笑的处境。资金链濒于断裂,生产的产品质量低劣,火柴打不着火,纱线掺杂了头发,空言民族工业,坑害中国消费者,被市场抛弃。政客唐云山对于“红头火柴”的挤兑当然不地道,但民族工业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为吴荪甫把它们拿到自己的“铁腕”中的狂想提供了依据。作者又潜入吴荪甫的内心,挖出了他的真实想法,“他看见好好的企业放在没有见识,没有手段,没有胆量的庸才的手里,弄成半死不活,他是恨得什么似的。对于这种半死不活的企业家,荪甫常常打算毫无怜悯地将他们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17]这里的逻辑是:企业的经营者是庸才,把企业做坏了,不利于国家,所以它们就应该被交给吴荪甫这样的有理想有才干的企业家掌握。在反衬的手法下,萎缩与高大,庸才与雄才,立见分明。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尼采塑造的那个傲视芸芸众生的有威慑力的超人的身影。在叙述吴荪甫设计阴谋吞并工厂的过程中,作者的道德理性已经被民族主义催眠,把一个似乎应该受到道德批判的无底线商业行为,辩解为一次民族主义的义举;将一个大鱼吃小鱼的商业竞争,讲述为一个行善的道德故事。但其实作者的道德警醒并未缺席且一直如影随形,当“救济”故事演变为阴谋之旅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运用反讽叙述针砭了主人公无限膨胀的欲望和控制一切的野心。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让吴荪甫以及益中公司的并吞行为最终成为一个“报应”。在小说的结尾,在吴荪甫最需要资金投入债市决战的时候,当初鲸吞的八家工厂都成了“脱不下的湿布衫”,成为绞死这个工业巨人的绞索之一。作者在叙述吴荪甫与中小企业主之间的恩怨故事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贬斥与民族主义立场的褒扬一直动荡缠绕难以明辨。

   对工人生活和劳资关系的叙述是《子夜》预定的叙述意图的重要方面。在侧面透露中,小说主要站在吴荪甫的立场,讲述了他对工厂和工人的控制,诸如任用“能臣”屠维岳、安插卧底、金钱收买、警察弹压等手段,对付怠工和罢工的工人,欺凌这些生存线上挣扎的劳动者。而在直接叙述中,作者将叙述视点调换到工人利益的立场,直面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以及他们怠工和罢工的行动。小说为了减轻吴荪甫的道德压力,给他设置了一个迫不得已的情境,甚至给出了一个看上去“合理”的两难选择:“一个人又要顾全民族的利益,又要顾全自己阶级的利益,这中间有没有冲突?”[18]这样的所谓的“难题”,在茅盾所批评的李辉英的小说《万宝山》中就为他所思考——“作者努力使阶级意识克服民族意识”。[19]而在《子夜》中则正好相反,茅盾有着用民族意识克服阶级意识的倾向。作者借助所谓的“民族利益”议题,为吴荪甫对工人的压榨提供了合法性辩护和道德掩护。当然,小说也通过工人之口进行了揭露,通过资本家的奢华生活描写进行了映照,不过并不是很成功。因此,有评论家指出,《子夜》并不适合从“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来观察和分析,“如果那样的话,这书将更无价值,而这作者将要受更多的非难。”[20]而且,小说还借助杜学诗之口给出了“国家干预”的答案。杜学诗与吴荪甫的“铁腕”理论,看上去是站位不同而其实又是高度同构。作家的左翼身份驱使他去表现工人阶级及其领导者的革命行动,但是,作品的叙述重心自始至终在核心人物身上,作家的道德情感也不能不往他身上倾斜。

   对农村社会状况和农民暴动的叙述同样是《子夜》预定的叙述意图的重要方面。小说同样采取了侧面透露和直接叙述相结合的手段。作者正面叙述了曾沧海和曾家驹父子所经历的农民暴动。这样的叙述同样也偏离了主线,但这是作者“大规模表现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也是体现其左翼作家身份的契机。作者几乎以幸灾乐祸的语调,表现了曾沧海父子的狼狈,展现了农村革命暴风雨般的打击力量。但聚焦都市的既定策略的作用,使得这一线索在叙述上还是受到了压制。但它对于吴荪甫的命运至关重要。在“最初构想”中,吴荪甫是在“交易所事业投机成功而致富了”的,但是在正文中,并没有交待其暴富的原因,这就使得他的财富来源集中在他家族在双桥镇的产业上了。所以,当吴荪甫在交易所投机中急需资金做最后决战时,家乡的农民暴动令他原来取之不尽的财富命脉被掐断,才最后败下阵来。也正因此,他才喊出“国家不像个国家”的愤怒之声。这样的叙述,假如放在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道德天秤上衡量,同样也是颇费思量的问题。

   在《子夜》中,吴荪甫一直将家庭视作他的天然的势力范围。在家庭中,吴荪甫有着《红楼梦》中贾政的影子,与曹禺话剧《雷雨》中的周朴园也有几多的神似。家庭看上去似乎很难与民族主义政治发生联系,但其实不然。吴荪甫控制着家庭,保持着家长的威严,让家庭成员对他保持着“信仰和崇拜”,这是他作为民族主义政治家的力量源泉之一。他利用其与杜竹斋的姻亲关系,与金融资本密切合作,谋夺朱吟秋的工厂,联合起来做多头。他控制着妻子林佩瑶,而通过妻子的情人雷参谋,获取中原大战的战况信息,为自己办实业和投机公债服务;他控制着四妹,要她嫁给杜学诗,其实是为了与姐夫金融资本家杜竹斋进一步加强联盟。更不要说这个家庭在双桥镇的当铺、地产、房租等为吴荪甫在上海的民族主义经济战提供源源不断的后方支持了。所以说,家庭是他的民族主义战场之一。

   但《子夜》在叙述吴家人物时,主人公吴荪甫的参与度是比较低的。就如同叙述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一样,作者往往是脱离主线而“各表一枝”。他大量地直接叙述林佩瑶、林佩珊等女眷与范博文、吴芝生等人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资产阶级日常生活。这一线索的安排,有作者浓厚的兴趣之所在,甜腻的叙述中飘荡着若有若无的批判。作为一条软性的叙述,在叙述伦理上对刚性的吴赵大战显然是一个对照和调剂。而放在文化的序列上,吴家女眷的生活作为“五四”知识分子的遗梦,与“机械骑士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其在叙述上也构成一种相互阐释和瓦解的互文关系。

茅盾在叙述吴荪甫开疆拓土的英雄行为时,是夸张的,带着一点儿嘲讽的,他常常使用心理叙述手段,披露其内心的紧张和虚张声势,以及偏于阴暗和狰狞的表情。就是在叙述吴家女眷的恋爱生活时,也没有多少浪漫,叙述者挂在嘴角的鄙夷的嘲笑一直挥之不去。在这种不信任叙述之下,吴荪甫的民族资本家的理想,以及他的经济战场上抵抗外国资本侵略的英雄身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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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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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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