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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丽霞:面向实践的中国立法学——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立法学的成长

更新时间:2019-12-08 12:09:13
作者: 封丽霞  
有力推动了立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的诞生。

   (三)立法学创立初期的研究成果及其特点

   立法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相关专著与论文的出版与发表。从1978至2000年间,以“立法”为题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搜索到260余种专著。(15)从“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发表情况来看,从1978至2000年间,以“立法”为主题的论文共计13811篇,以“立法”为篇名的论文共计7032篇。从相关论著的主题来看,主要是涉及创建中国立法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立法的基本概念与原则、立法学体系的基本构成、立法权限划分等基础性问题。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国内立法学专著除了周旺生《立法学》和《立法论》、张根大《立法学总论》、张善恭《立法学原理》、孙琬钟《立法学教程》等教科书之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的综合性专著主要有:吴大英《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问题》(1984)、蓝全普《三十年来我国法规沿革概况》(1980)和《立法工作初论》(1988)、顾昂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1989)和《新中国立法概述》(1995)、郭道晖《中国立法制度》(1988)和《当代中国立法》(1998)、谷安梁《立法工作概论》(1990)、李培传《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理论与实践》(1991)、宋汝棼《参加立法工作琐记》(1994)、李步云《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1998)和《立法法研究》(1998)。这一时期,学界开始了关于立法权、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等问题的专门研究,出版了孙承谷《立法权与立法程序》(1983)、徐承敏《立法理论与立法技术》(1989)、孙潮《立法技术学》(1993)、曹叠云《立法技术》(1993)、史敏《立法项目实例评析》(1998)、吴大英《法规草案的设计与研究》(1998)、周旺生《立法技术手册》(1999)、徐向华《中国立法关系论》(1999)、马怀德《中国立法体制、程序与监督》(1999)等专著。

   鉴于当时中国立法学研究理论贫乏、基础薄弱的状况,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系列专门介绍国外立法制度的专著。譬如,吴大英《立法制度比较研究》(1981)和《比较立法学》(1985)、曾济群《中外立法制度之比较》(1988)、法仑德《美国宪法的制订》(1987)、李林《立法机关比较研究》(1991)、石泰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法》(1994)、曾繁正《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1998),以及介绍苏联立法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立法纲要汇编》(1982)、《苏联宪法和苏维埃立法的发展》(1987)。在译著方面,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岩井奉信《立法过程》(1990)、边沁《立法理论》(1993)。在立法史研究方面,出版了蒲坚《中国古代行政立法》(1990)、刘广安《清代民族立法研究》(1993)、张善恭《中国立法史论》(1994)、张希坡《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立法》(1994)、谢扶民《中华民国立法史》(1996)等。

   1979年《地方组织法》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性法规制定权,揭开了中国地方立法的序幕。尤其是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经济特区立法权之后,我国地方立法一直开展得相当活跃和高效。20世纪90年代,有关地方立法的著作大量出现,主要有:唐孝葵《地方立法比较研究》(1992)、郝思恭《地方立法实践与探索》(1992)、陈洪波《中国地方立法概论》(1992)、王盛林《地方立法概论》(1993)、孙启明《中国市场经济与地方立法》(1996)、许俊伦《地方立法论》(1998)等。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积累了丰富的地方立法经验,整理出版《改革开放的轨迹:广东省十年地方立法》(1991)、《深圳经济特区市场经济立法的理论与实践》(1999)、刘云亮《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研究》(1996)。地方立法方面还出版了《海南十年立法实践与探索》(1998)。民族地方立法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孙继文《民族立法与实施》(1998)、吴宗金《中国民族立法理论与实践》(1998)、周礼成《民族立法的理论与实践》(1999)等。

   1978年以来,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各个部门法也都面临基本法律制度的立法创制与完善问题。从部门法角度研究立法问题的专著大量出现。譬如,《中国土地立法研究》《中国环境与自然资源立法若干问题》《行政立法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事立法专论》《刑事立法导论》《中国证券监管与立法》等。

   综上所述,以系统集中阐述立法问题的立法学教科书和法学院系、学术机构开设专门课程为标志,中国立法学逐步从法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而非政治学专门学科。这一时期的立法学研究虽然还很粗陋,但是完成了构建中国立法学研究基本体系的历史任务,为中国第一部《立法法》的制定进行了长期的理论准备和学术铺垫。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法学界对于立法学研究的投入还非常有限,与指引立法实践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可以说,立法学研究还远未达到未雨绸缪、高屋建瓴指引中国立法实践走向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的高度。

  

   二、2000年之后:中国立法学的规范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努力,中国立法学基本完成了《立法法》等立法制度构建的学术准备任务。2000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立法法》。以此为标志,中国立法学研究有了正式的法律文本依据。这也意味着中国立法学研究有了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进入了一个规范化发展的新时期。

   (一)全国立法学教材的统一修订

   2000年之后,立法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对新制定的《立法法》进行解读和阐释。关于《立法法》等现行立法制度解释和实施问答方面的著作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立法法实施问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立法法条文释义》《立法法及其配套规定》《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释义》等10余种。《立法法》出台也推动了立法学教科书的全面修订与重新编写。《立法学》教材的种类和数量更加繁多,主要有:周旺生《立法学》(2000、2004、2009)和《立法学教程》(2006)、孙敢《立法学教程》(2000)、刘和海《立法学》(2001)、朱力宇《立法学》(2001、2006、2009)、刘明利《立法学》(2002)、黄文艺《立法学》(2002、2008)、池海平《立法学研究》(2003)、马新福《立法论》(2005)、张永和《立法学》(2009)、刘国福《立法学理论与实践》(2008)、侯淑雯《新编立法学》(2010)、徐向华《立法学教程》(2011)。在立法学辞书方面,出版了罗传贤的《立法学实用辞典》(2004、2014)、周旺生主编的《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法理学、立法学、法律社会学卷)(2010)。

   《立法法》的颁布也带来了立法学人才培养和学科教育发展的大好契机。自1998年起,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开始招收立法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0年前后,北京大学立法学研究中心成立并很快成为中国立法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创办了《立法研究》杂志。《立法研究》是国内第一份集中系统刊登立法学研究成果的专门性学术刊物。从2000年至2007年,《立法研究》每年一期,共连续出版了七卷,刊登了这个时期中国立法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逐渐成为立法学的权威论坛和立法学研究者与立法实践工作者学习交流的园地。

   (二)立法学研究进入“规范立法学”阶段

   在有了国家法律作为统一、权威的研究文本之后,立法学研究除了关注立法的一般原理之外,对现行《立法法》所涉及的具体立法制度、程序和立法技术的精细化、实证化研究迅速升温。中国立法学研究逐步开始偏重法教义学或曰法释义学的研究思路,分析与实证主义色彩渐趋浓厚。鉴于《立法法》实施的现实需要,关于《立法法》法律文本的解释也成为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的主题。显然,立法学研究开始从立法原理、立法制度建构的价值论、认识论研究转向以立法程序、立法技术和立法后工程为中心的方法论、解释论研究。

   根据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检索的图书资料来看,2000年《立法法》颁布之后,以“立法法”为题名的著作有37部。根据“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情况,以“立法法”为主题的论文共计3627篇,以“立法法”为篇名的论文有603篇。论文大部分围绕《立法法》的相关概念和条文的具体阐释、修改和完善等问题展开。这种研究范式使得立法学几乎成为一种“规范立法学”“描述立法学”或“立法解释学”。以至于人们常常有这样一种误解,即把立法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仅限于《立法法》,甚至认为立法学就是研究《立法法》的学问。

   《立法法》颁布之后,关于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立法与国情、立法的历史发展、立法体制等宏大主题的综合性论著并不多见。(16)立法制度、立法程序与立法技术等专门性问题进而成为立法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即“立法学研究历经基础研究阶段,正在逐步转向专题研究阶段,并呈现出哲理化、实证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17)。“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立法制度”为主题的论文共计6328篇,以“立法程序”为主题的论文4129篇,以“立法技术”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525篇。

   在立法制度与立法程序方面,主要著作有:《立法程序论》(2001)、《立法质量研究》(2002)、《地方立法质量研究》(2002)、《立法听证研究》(2003)、《立法决策论》(2005)、《制度设计与立法公正》(2005)、《立法程序与技术》(2008)、《国外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2008)、《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法治化研究》(2008)、《正当立法程序研究》(2009)、《立法过程中的公共参与》(2009)、《立法过程:制度选择的进路》(2009)、《公众参与立法》(2010)、《地方立法权限与立法程序研究》(2011)、《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与整合机制研究》(2011)等。在立法技术方面,出版《立法效益研究》(2003)、《地方立法技术手册》(2004)、《立法语言学导论》(2005)、《完善地方立法立项与起草机制研究》(2007)、《行政立法成本分析与实证研究》(2008)、《地方立法框架下立法技术研究》(2009)、《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2010)、《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研究》(2010)、《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研究》(2011)、《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制度研究》(2011)、《立法用规范词研究》(2011)等。在立法监督方面,出版《国内法律冲突及立法对策》(2003)、《立法不作为问题研究》(2008)等著作。

  

   三、2011年:“后体系时代”的中国立法学研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立法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立法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1年3月,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一个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就此,习近平总书记给予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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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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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地方立法研究》(广州)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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