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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鹏:新技术环境下的政治安全

更新时间:2019-12-01 16:33:18
作者: 樊鹏  
回避论证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它的主要处理对象就是社会快速变迁带来的复杂性。但是基于原有的认识论和治理经验,实际上我们在处理政治安全问题时缺乏科学有效的理论工具,且容易陷入一些“道德裹挟”和“灭火模式”的窠臼。当下的政治安全分析,更加需要的是科学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需要依靠更为可靠的观测、预估、干预的治理能力、技术路线和政策工具。

   以道德裹挟模式处置政治安全问题,表现为依靠态度、立场和情绪判断是非、区分敌友,把态度和价值作为识别标准,虽可以激发维护政权的情绪,但实际上无法为执政集团寻找可靠的政策工具。在政治安全问题上,应该避免绑架思维,裹挟思维,回避封建和冷战思维评价,因为这种思维模式没有产生实际的治理效能,没有指出影响政治安全的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社会科学的观测对象难以把动机作为观测变量,即使出现一些重要现象,也要考虑人在这种环境下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把选择的条件抽象出来,就完成了社会科学分析工作的大半。

   所谓的“灭火”模式,即依靠官僚体系和国家监管制度建设进行管理的模式。理论上来讲该模式源自新左派理论,强调社会转型期国家能力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主要着眼于对行政生活中已经出现的风险因素的现实分析,强调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监管功能,着眼于已经发生的事实。基于政治安全的防御与治理需要,不能仅仅着眼于强调立场和情操,更需要的是可靠的技术路线。而围绕技术要求,又不能仅仅着眼于当下,而是要具备能够预见国家尚未出现的安全需求的能力,这就需要拥有科学的分析分工和提出假设、预警的能力,要引领治理技术的变革和进步,同时在行政实践中逐渐培养建立假设、虚构,预警、缓冲的机制。

   (一)政治安全要有风险假设和缓冲预警的能力

   要在科学观测的基础上,对日常现象进行新形式的认知和概括,抽象提炼尚未出现但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并基于此提出全新的“风险假设”,这意味着无论是基于立场和敌我矛盾的价值判断还是基于已有风险种类的国家能力建设,都无法为政治安全提供有效的干预工具。维护政治安全需要的是基于未知进行的预判,需要基于风险假设的模拟研究和及时的政治预警,而这些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分析工具和理论视角的创新。当前的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的运行和新型政治空间的复杂构造之间存在较大落差。缺乏处理复杂社会问题能力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能力应对意外。打仗要留预备队的功能在于应付意外,但面对集合性突发可能,除了被动应对意外,还要有实验室模拟和智能水平的预备队,要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预留出决策和周旋的空间。

   行政资源不应仅仅盯着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一个可能性问题上持续超负荷运转,一定程度上也要消耗在不可能的地方,而后者对于政治安全更为关键。今天的政府系统已经丧失大规模快速动作的能力,从这点来说,好的和坏的政策都被很小部分予以执行。除了通过智力实验预警,唯一可能的传统手段就是保持权力的弹性。让弹性吸收消化。政治安全应该思考的问题是:用行政和政治上的虚构思考来应对暂时的无,起码要偶尔有这样的思维投入,提出一些基础性假设,并明确指出:依据这样的假设,有几类事情绝对不能依靠传统手段处置,有几个信号一旦出现,必须迅速回应,或者召开临时会议,用已有的预案测试性回应。

   (二)风险假设的提出需要科学有效的分析工具

   在认识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正确的认知视角,或者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那么我们可能在处理问题之前就已经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政治安全的现象观测可比同于科学观测,观测工具的极端重要性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加以说明。TIROS是世界首颗真正意义上的气象卫星,是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1959年主导的一个项目开发的新技术,按照这项技术研制的设备被采用之后,可以将地球的气象图像从距离地面450英里的轨道上传输给位于新泽西州的地面工作站。1960年初,TIROS首发运行76天向地球传送了22952张照片,每一张图片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螺旋状的海上风暴、层峦叠嶂的云团、各种云团的迅速变化等,这些都是人类首次观测到的现象。这个例子表明一种新型的观测工具的诞生和发明,会对认知世界的方式和结果产生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所获得的全新观测视角完全超出人类的想象。

   (三)推动治理同新技术相结合

   新技术公司介入公共管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技术公司介入政治生活在欧美国家表现突出。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两党竞选团队实际上都在与很多新技术公司合作。2018年,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民主党已经吸取共和党总统选举的经验,通过一个名为“高地实验室”(Higher Ground Labs)的组织积极同新技术公司联合,这个合作项目投资并笼络了13家新技术组织参与。抛开这一趋势背后可能产生的影响,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分析,执政当局或参与竞选的政党将新技术公司引入政治过程的目的,在于借助它们的工具来为政治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的政治分析。在中国,商汤科技等新技术公司已经接管了中国的数以千万计的治安摄像头的结构化分析,并已介入中国公安系统的天网工程,阿里巴巴正在大规模接管政府的数据分析工作,并承担对规模信息化顶层设计以及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思路,滴滴已经成为上海城市交通法规的联合拟定组织,腾讯与公安部刑侦局达成了全国打击伪基站违法犯罪活动的战略合作协议。公安机关同新技术公司的合作,反而可以使警务服务从一般的犯罪问题延展到公安警察的社会服务功能和政治预警功能。

   技术公司和相关组织分割政府的管理权限,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信息收集和低级别传送是百度和新浪的优势,行业的大规模运行能力及数据叠加是阿里巴巴的强项,它们积累了强大的高技术的行政能力,这种能力一定会向统治结构的行政部门部分转移,但是政府也要做好以何种形式部分让渡权力和加强合作的准备。这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先有减法,社会型企业部分取代了政府行政部门的部分职能,然后是政府吸纳技术,改变自己的管理规则和程序,混搭出某种新规则、新程序;通过新技术还可以有效减弱行政的隐秘权力运转,通过新技术让行政管理透明,这个透明可以首先向上级透明,过渡到向下级透明,然后过渡到向社会透明。长期来看,这个过程可能是政治文明的狂飙突进。联系到政治安全,它不仅要求国家体系内部要建立高效协同的信息化反馈机制,还要充分利用新型政治技术同新技术的合作,建立一个巨大的社会合作网络,增强中央提出的“预测预警预防”的能力。

   (四)寻求同社会发展相适配的社会稳定器

   系统性风险的产生源于社会组织特征,政治安全的防御和治理必须同变革中的社会组织特征相互适配,寻求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稳定器。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来看,传统社会依靠的组织基础都是家庭,毛泽东时代依靠群众的路线背后实际上是城乡分割体制和稳定的单位制度。今天我们依靠什么?经过数十年市场导向的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2015年底,中国城镇的就业人口中国有单位的就业人口只占到15.4%,这意味着大多数居民转移到非公有部门就业。家庭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同样值得重新审视。有网友讲到“互联网+”带动的快递、外卖、家政甚至性产业这些高度发达的服务业,从长期来看是否会削弱人们对家庭的依赖?政治安全的主要处理对象是社会快速变迁带来的复杂性,而复杂性正是政治技术得以使用的最佳领域,无论是这些复杂问题的产生,还是处理这些复杂性的根源,似乎都同单位和家庭没有了必然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严重的暴力犯罪问题,农村妇女的自杀问题,这些显然需要依靠家庭为干预单位,而当下的复杂问题源于新型的组织、新技术企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正确认知社会的组织特性,寻求更为有效的社会稳定器,也是政治安全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基础性问题。

   ①樊鹏:《利维坦遭遇独角兽:新技术的政治影响》,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

   ② Durkheim,"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1895,8th edition,trans.Sarah A.Solovay and John M.Mueller,ed.George E.G.Catlin(1938,1964 edition),p.13.中译本见[德]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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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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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东方学刊》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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