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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鹏:新技术环境下的政治安全

更新时间:2019-12-01 16:33:18
作者: 樊鹏  
尽管目前有一定监管,但是在某些领域仍然被视为无边界的政治空间,公权力和传统治理手段无法覆盖,从而形成了对公共政策、政府治理乃至政治安全的某种威胁。

   国家权力难以覆盖新的社会空间、生活领域或市场活动,带来了政策真空或权力真空,这种情况有别于行政“不作为”,它的本质在于现有国家及其行政权力运行的极限受到挑战,使传统行政管理的覆盖和政治权力、规则的运行瞬间失效。从世界范围看,国家权力之外的新空间正在不断扩展,新技术因素推动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自主空间,而这些空间的“领土”属性正在因新技术因素而得到强化。在极端情形下,国家规范社会的能力和机制也将因新技术因素而受到削弱甚至彻底颠覆。例如,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去中心化”的信息存储方式,可能颠覆政府垄断和操控新闻信息的能力,即使国家可能拥有先进的算法,也无法抵抗庞大的机构和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复杂算法能力及其可能出现的联合。在这个意义上,新技术挑战的是政府权力的极限。

   面对这些新的挑战,政府投入了巨量的资源,但是在某些领域注定是低效率的行政手段。与此同时,新技术公司和新技术手段正在替代政府介入这个新型政治空间,例如蚂蚁金服、阿里健康,并且当政府无法找到恰当的依据或工具处理这些新问题时,政策真空立即演变为政策暴力,造成国家同新兴力量的对立。例如2015年的股灾就是典型现象。此前没有任何行政的手段、技术去识别和覆盖,出了事之后才疯狂惩治。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安全也可以从权力极限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它是新的社会形势和政治空间下,国家权力和行政管理的边界受到挑战的政治现象,而政治安全的防范和治理则是国家权力同它的治理对象进行复杂博弈的动态过程。

   (四)社会事实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Durkheim)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事实”。涂尔干曾经强调社会成员的“所有活动状态,无论固定与否,主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或者说,一种强制力,普遍存在于团体中,不仅有它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的现象,叫做社会事实”。②换句话说,社会成员感受到的这种确切感觉的集合就是社会事实,这是理解政治安全的重要概念和分析视角。当前之所以出现了一些政治安全的风险,部分原因在于决策者可能并未完全理解什么才是“社会事实”,以及发生了什么样的“社会事实”,即使意识到也未必能够找到有效的干预治理的工具。

   当代中国面临的国家政治安全挑战的基本形式不再是直接的攻击和颠覆政治制度,而是借助于政治空间转换,从传统的需要物理性组织和协调的“集体性行动”演化为不同空间下聚合而成的“集合性行动”,这种集合性现象的基础是感受和观念构成的社会事实,过去可能源自主流的历史叙述、意识形态或文艺思潮,但是互联网和新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个体感知的聚集,基于个人感受聚集起来的社会事实在舆论生态还有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变得更为显著。近年来,许多一般性的经济社会治理问题,呈现出显著的“泛政治化”的现象和趋势,背后显然是互联网和新技术手段传播的影响。一般性议题迅速演化为泛意识形态化的虚拟空间讨论,虚拟空间领域展示出一些相同的话语节奏和动作,矮化政府治理能力,撕裂社会共识,造成思想混乱,最终打击党政权威,危及意识形态安全,进而构成了对政治安全的实质性损害;观念领域的聚集,在观念和虚拟空间的行动上展示出相似的行动和节奏。

   雷洋案、杨改兰事件、辱母杀人案、“翻白眼”等一系列个案事件在网络舆论场的助推下,通过一系列传播手段,利用了国内中产阶级的现实关切,触动其敏感神经,更进一步造成社会思想意识的紊乱不安,这就是当前最显著的“社会事实”。这些具有偶发性的极端个案表明,中国当下的政治空间正呈现出一些崭新的特点,是新技术环境下社会聚集的本能反应,它似乎不需要传统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积累效应。在新技术的助力下,观念的聚集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破坏力,而在某个领域、某个时刻,行政权力对此种现象的处置又非常刚性,采取底线管理、突然断电的方式。只要突然断电,整个国家跟市场、社会新兴力量之间就可能出现短暂的对抗状态,这个节奏一旦变快,对政治安全显然极为不利。

  

   三、处置模式

  

   如前所述,所有重大技术的出现都会导致某种放大性选择,其影响深度和广度超越统治结构的自身理解能力。新技术的使用和当下政治运行规则之间的冲突会如何转换?技术在某些领域的使用已经让政府的所有公共行为和企业运营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下一步的演化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思维和治理工具的选择。

   在大工业时代,站在政府对面的是大企业、大集团,到现在我们可能还在部分以这种统合思维来理解这个世界,还以为我们在管理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今日头条,实际在技术意义上完全不是这样。新技术出现之后会赋予更广泛的新兴组织、新社会以力量,怎么样处理政府与新兴组织、新兴力量以及一些社会新现象的关系,可能更为关键。国家治理的结构、工具和手段是不是够用,是不是跟得上?在新技术环境下开展有效的治理和安全防范,需要极高的治理水平和极大的治理成本。如何划定统治边界?依据什么理论划定边界?国家是否有权力划定边界?这些问题不可避免会引起争执,甚至部分引起冲突,但这似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而是新技术政治下最核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较之于复杂的社会生态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型政治形态,我们的治理理念和处置工具实际上是相对落后的。面对系统性风险、复杂的政治空间构成以及更隐秘的社会事实,目前政府的治理结构与之不太相适应。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在处置新型社会问题的时候,除了依靠官僚系统和官僚化的方式,没有其他更为多元化的工具和手段。遗憾的是,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群体,当前的官僚体系似乎并没有孕育出一种可以融合、连接以及有效判定各种社会利益冲突的能力,更缺乏在各种不同的新兴社会细胞中建构信心、实现有效互动的能力。

   政府官僚体制本身有它的组织特征,这是过去两三百年的大工业化的时代,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或者再早一点,15世纪君主国时代的行政体系,它是相对被动的,由垂直化的分离叠加起来的。相对于如今呈现多点式布局的更为复杂的市场和社会来说,官僚系统的权力运行总体是刚性的、被动的、因循的,调整成本是极高的。

   从当下官僚系统处置社会问题的一些经验来分析,官僚体系的第一特征是按照职能划分的分立职责体系,官员理性地选择对自己的职位、安全和职责负责,天然忽视整体性问题和全局性责任。很多社会事件的处理经验显示,官僚不是不负责,而是负责的方式很“特别”:他只对自己负责。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2018年底,德国绍宾纳剧院来华演出易卜生的名剧《人民公敌》,因为在与观众的互动环节中,有观众对应剧情表达了对中国现实的不满,剧院方与剧团做了协调,在接下来的演出中取消了中间的互动环节。剧团之后计划去南京巡演,但南京的剧院给出“舞台技术”的原因,取消了演出。结果西方媒体将此事当成一件“大事”,并将其看成中国的文化政策趋于保守、封闭的案例轮番炒作。从南京官员的角度看,不能说他们不负责任,但是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置,他们本能地选择将对本地的短期影响降到最低的方法,对于可能引发的整体性风险和责任,他们在作出决策的那一刻可能本能地未作考量。即使从作为制度体系的官僚部门来看,同样难以落实整体性问责,在分权改革的时代,政府各系统建立了大量的专网,但是分散的资源和局域的决策,显然无法应对当下的整体性风险和挑战。中央推动“放管服务”改革,要建立数据共享的管理系统,目标指向“全国一张网”,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专网背后是各系统的数据和权力,要完成改革,显然需要很高的“政治站位”。

   作为治理工具的官僚系统,其第二个特征是刚性执行、底线管理。尤其是在中央集权和压力型体制下,对新事物和社会的管理方式,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刚性问责、高标准要求、顶格管理、底线手段。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严格问责带动各级干部来加强管理、落实责任,但是作为各级执行系统尤其是处在官僚末梢的官员,他们倾向于以顶格方式加以贯彻执行。这其中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动用极限手段处理一般性问题,这是管理低成本高收益的理性选择;二是执行一旦进入流程,根本“停不下来”,这是工具理性的惯性特征,但是对于政治安全而言,需要的往往是停顿、延缓、辨别与互动。

   官僚体系只是作为一种指令工具在运行,免责和高效率完成指令是官僚机器的本质。这种特性决定了在新技术环境下,在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形态的时候,许多问题不是20世纪发展出来的行政组织所能容纳和解决的,过度依赖官僚化工具和手段往往会累积风险甚至制造风险。涂尔干在观察社会时曾提出一个规则:决定一个社会事件的因素应该在它之前的几个社会事实(行政处置方式)中寻找,而不应该依据个人的心理状态去研究。联想到前文引述的其论述,许多集合性的社会事实,源自一种外在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产生的感受的集合。言下之意,许多社会事件的演变升级,可能不是社会成员心理结构的必然结果,而是行政治理不当造成的。

   以陕甘青地区的宗教去极端化和去泛清真化为例,笔者从参与的调研中发现,顶层设计和执行规划合情合理合法,但是由于在执行中底线管理、刚性执行,缺乏细分的考量,反而造成了虚拟空间意义上穆斯林的聚集,穆斯林问题成为一种隐匿的公共议题,小的社会组织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市场经济改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原本降低了传统集体行动基础的牢固度,但信息技术的应用为观念领域穆斯林的集合性提供了条件,而刚性的行政权力,则使这种可能的集合性演变为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件”。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治理工具,官僚系统本质上缺乏对整体性责任的预判和承担,更缺智能化的临机判断与虚构假设预警的能力。一个单中心的组织,在技术上无论如何改造,现有技术系统的容错能力和可逆性都非常差。看德国的施里芬计划就知道,德国自第二帝国时代之后就一直在筹划如何应对两线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施里芬计划启动,所有的环节都围绕这个计划而来,可是到了某个特殊时刻,作为东西两线敌人的英国和俄国,突然想要休战,但德国已经没有任何机制实施休战了,所有准备都是跟对手战斗下去,没有为可能出现的休战情况预留周旋空间。

   社会、市场这样的刚性权力运行之间没有缓冲地带,没有休战的空间。面临突然冒出的新事物和新挑战,国家权力突然“断电”,可以想象在某些领域,国家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也可能随时会断裂。换句话说,我们的政治体系有大量刚性执行的机制,但是似乎缺乏应对异常和善于提出风险假设的机动队伍,在思考空间里缺乏多中心的互联网思维。

   这种底线管理和刚性权力的运行,实际上对国家长效的安全有弊无利,它实际上是迫使国家权力丧失了“自我训练”(self-training)的能力,这是国家识别、判断复杂的社会利益并形成与之交互影响机制的机会,也是政府形成抽象有效的行政干预工具并进行预防干预的机会。我们看到在股市金融管理上,事前不作为,事后打压,定义为恶意做空,最后的结果是无数机构联合起来与国家博弈,实际上大大抬高了治理成本。我们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也是如此,没有缓冲,没有互动,没有了解和空间辨识;对于新问题的出现,没有预警机制,没有周旋空间,整个政治系统刚性运行,实际上逼迫市场和社会失去了采取和平处置系统的可能性。

  

   四、理论工具

  

政治安全技术研究的前提是回避意识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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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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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东方学刊》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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