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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剑 王新龙:理性看待俄罗斯的南中国海政策

更新时间:2019-11-30 13:52:20
作者: 王传剑   王新龙  
成为当今世界至为敏感也至为复杂的热点问题。在这其中,相较于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南中国海政策(20)因其突出的活跃度而广受国际社会关注,冷战后俄罗斯的南中国海政策则主要由于其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特殊性而并未在学界研究中引起足够重视,以至于对其参与角力南中国海的路径与方式直到现在依然语焉不详或者认识不足(21)。实际上,尽管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初一度因实施“大西洋主义”而不得不在亚洲进行战略收缩,并最终于2001年决定且于2002年提前撤出了对于苏联时期的东南亚战略而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金兰湾基地(22),但是至迟自1993年起,其对亚洲包括东南亚地区的政策就已经在自我反思之后开始做出调整,并首先选择越南这一“传统盟友”作为突破口,旨在以更加“现代”的方式逐步重返东南亚。二十几年来,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组织恢复和发展关系这样两个路径,并主要借由与相关国家大力开展军事合作和积极参与油气资源共同开发这样两种方式,俄罗斯已经重新成为东南亚地区战略格局和南中国海争端大国博弈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东盟成立之初,苏联认为它是一个服务于美国的反共军事联盟,而东盟国家则将苏联视为东南亚稳定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双方关系长期处于敌视和对立状态。1971年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的发表,被认为是对苏联1969年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沉重打击(23),实际上也成为当时双方关系状态的一个真实写照。不过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很快意识到了东盟在亚太地区合作中的核心作用,开始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于1992年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国,1994年参加了首届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又与中国、印度一起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在2004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基础上,首届俄罗斯—东盟峰会于2005年成功举行,其后俄罗斯与美国一起被吸收为东亚峰会成员。2010年和2016年,第二和第三届俄罗斯—东盟峰会先后召开,2018年11月的第四届峰会进而宣布将全面对话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水平,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值得关注的是,通过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升级,俄罗斯得以参与到一系列多边合作框架之中,也因此获得了介入南海争端并发挥自身影响的一些重要平台。比如在2015年第三届东盟防长扩大会上,俄罗斯谴责美国的干预加剧了南海冲突,并公开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24)。而在2016年俄罗斯—东盟峰会发表的《索契宣言》中,则进一步提出“支持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早日通过‘南海行为准则’”(25)。

   在不断升级和拓展与东盟组织关系的同时,俄罗斯积极修复和发展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借助这种“双管齐下”路径所产生的合力效应,有效提升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尽管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往支撑苏越盟友关系的战略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强调“不会将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资本拱手让给别人”(26)的俄罗斯,依然继续选择越南作为其东南亚地区战略的支点,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因此得以不断深化。与此同时,俄罗斯充分利用与马来西亚长期积淀的关系基础,高度重视印度尼西亚在该地区的核心角色,显著加强了彼此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力度。此外,俄罗斯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以及新加坡和文莱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也都取得了较快发展。即便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与俄罗斯关系最为疏远的菲律宾,也在2017年杜特尔特访俄期间,达成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实际上,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关系发展的效果,已经在经贸合作领域得到了较为直观的体现。据统计,双方贸易额在1999年时仅为9.83亿美元,而从2005年召开首届俄罗斯—东盟峰会到2013年期间则增长了4倍之多(27),2017年的增长率更是达到了35%。在此基础上,2018年俄罗斯—东盟峰会声明将继续采取措施加大俄罗斯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能源、农业、科技、运输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28)。可以想见,伴随着俄罗斯在该地区经济利益的不断增长,其在南海问题上也将更有理由和机会寻求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当然,奠定俄罗斯在该地区利益存在的一个最为突出的方面,是其在能源领域积极联合越南等国,实际参与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并在其中占有极大份额。俄罗斯与越南之间的油气合作可以追溯到苏联时代,因为早在1981年,双方便成立了越苏油气联营公司(Vietsovpetro,现称“越俄油气联营公司”),也正是来自苏联的大量资金、技术和人力支持,帮助越南开启了现代油气工业。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并未因为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国力下降停止与越南的油气合作,而是继续将其作为维系和发展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优先方向,进一步加强了在南海地区的油气资源考察勘探和合作开发开采力度。在此期间,积极推动两国能源领域合作,不断促成新的油气合作项目,一直是双方高层领导互访中的重点议题。比如2014年普京访越期间,两国签署了进一步推动俄罗斯石油公司与越南国家石油公司战略合作的备忘录;2015年梅德韦杰夫访越期间,两国石油公司又签署了关于石油勘探与开采的合作备忘录。截至2016年的数据显示,越俄油气联营公司已经累计开采原油2.2亿吨,为越南贡献财政收入和利润近470亿美元(29)。南海油气产业早已成为越南的第一大经济支柱,而如今的越南也已成为东南亚的油气大国,并自2012年以来显著加强了对南海大陆架油气资源的开发力度。伴随一个又一个新油气区块被批准划拨为两国企业联合开发,俄罗斯在越南油气产业跨国合作中的优势角色和领先地位正在得以不断巩固和强化。

   更为重要的是,冷战后俄罗斯继承并拓展了苏联在东南亚市场的军火销售体系,通过大量向南海周边各国推销俄制武器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并借此显著提高了其对该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在俄罗斯的东南亚军火销售对象国中,作为传统“老客户”的越南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而俄罗斯则长期是越南的第一大武器装备提供国。早在1998年,俄罗斯便与越南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政府间协议,1999年进而成立了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加强军事合作更成为两国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最重要目标之一。2003年,越南与俄罗斯签署了引进12艘“闪电”型导弹快艇的合作协议,并从俄订购了4架苏-30MK多用途战斗机。2007年,越南又从俄罗斯引进了两艘“猎豹”护卫舰,以及一套装配“红宝石”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的最新型岸基反舰导弹系统。2009-2010年,两国先后签署了20架苏-30MK2战机的销售协议,并达成了6艘基洛级潜艇的巨额军购合同。2012年,俄罗斯宣称将大幅提升与越南的军事合作水平,并签署了为越南培训军官的五年计划。2013年,俄罗斯进而宣布将支持越南建立潜艇舰队,并于2016年签署了帮助越南修建潜艇员训练中心和潜艇维修中心的协议。此外越南还成为继印度之后,第二个同俄罗斯联合生产反舰导弹的国家。据统计,在2011-2016年期间,越南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武器占其武器进口总额的比例均保持在86%-97%的水平(30),俄罗斯俨然成了越南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

   除了不断向越南这个主要客户提供量大质高的武器装备外,俄罗斯还把其在东南亚的军火贸易扩展到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大力提升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水平。早在1993年,俄罗斯便与马来西亚达成了出售米格-29战机的第一份军贸合同,而后又于1999年共同签署了《关于国防、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问题的谅解备忘录》。2003年普京出访马来西亚后,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明显加速,双方陆续签署并落实了包括18架苏-30MK战机在内的多项军售合同。特别是近年来,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还把马来西亚举办的各类国际防务展会当作一个推销平台,借机促成各种先进武器和优质装备的军贸交易。俄罗斯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合作同样发展迅速,比如2007年普京首次访问印尼期间便签署了一项总金额达1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其中包括20架军用直升机、22辆水陆两栖坦克和2艘基洛级潜艇等大型武器装备(31)。据统计,在2003-2010年印度尼西亚武器进口总额中,俄罗斯以27.2%的占有比例高居榜首(32),而1995-2016年的数据则显示,俄罗斯同时是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第一大武器供应国(33)。如今,俄制武器已经席卷东南亚,成为南中国海周边各国军购市场的“抢手货”,而俄罗斯显然希望能保持并提升这种势头,因此仍在想方设法增注加码。比如在2016年举行的首届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国防部长会议上,俄罗斯就明确表示将进一步扩大与东盟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双边合作,因为这“符合整个亚太地区的利益”(34)。

  

   三 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主要政策考量

  

   如前所述,冷战时期苏联的南海政策之所以前后不一,形态迥异,背后所反映的本质上是其总体战略需求的变化,必须纳入政策与战略相一致的范畴之中进行考察。同样,对于冷战后俄罗斯参与角力南中国海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动向,显然也应跳出这一具体的问题领域,将其置于整体国家战略的宏观背景之下予以解读。因为所有这些所作所为,实际上都是其致力于追求国家利益的一种现实凝练,同时也是其对外战略调整进而谋求拓展的一种必然体现。对于俄罗斯来说,冷战结束初期的一段岁月毫无疑问堪称艰难,特别是其经济更是一度陷于崩溃的边缘。它曾投其所好地推行向西方世界“一边倒”的“大西洋主义”,以图尽快融入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体”,但结果不仅未能获得它所指望的大规模援助,而且其传统势力范围也被趁机大面积侵蚀。在痛定思痛之后,俄罗斯不得不改弦更张调整对外战略,于是一项亦被冠以“双头鹰”政策的“欧亚平衡”战略就此开始实施,而其核心要点则在于更多关注俄罗斯在东方亚洲的利益,将其对外政策的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这正如普京在其2000年的署名文章《俄罗斯:新的东方前景》中所言明的:“我们同亚太国家一起从言论转向行动去发展经济、政治和其他联系的时刻到了。”(35)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俄罗斯开启了新一轮“向东转”政策,继2015年正式启动欧亚经济联盟之后,又于2016年提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旨在加快重塑其全球大国形象(36),走出一条东西兼顾、欧亚平衡的复兴道路。

   按照普京的设想,“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地理范围涵盖“东起符拉迪沃斯托克,西至葡萄牙里斯本”的整个欧亚大陆,将致力于实现欧亚经济联盟与地区内多个力量中心的对接与合作。作为这种大战略框架的一个必然要求,俄罗斯亟须拓展和亚洲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着力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适应该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新形势下全球政治的最新变动(37)。为此,俄罗斯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中、日、韩以及印度等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以图尽快推进其西伯利亚开发和远东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主动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并通过不断深化与东盟这一中心角色的合作,逐步构建起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新的利益联结。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在首届俄罗斯—东盟峰会上签署了《关于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通过了《经济发展合作协议》并达成了《2005-2015年推进全面合作行动计划》;第二届峰会又进一步签署了经贸、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定,尤其是达成了制定经贸投资领域合作“路线图”的意向,随后又就促进“路线图”转化为具体项目进行了多次商讨。在此基础上,双方第三届峰会发表了《索契宣言》并达成了《2016-2020年发展合作综合行动计划》,特别是就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对接达成了共识(38)。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已于2015年率先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自贸区协定,新加坡、印尼、柬埔寨和泰国等也有意跟进,这意味着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当然,出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俄罗斯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一直以来效果不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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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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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亚研究》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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