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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君 魏彬彬:国际法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更新时间:2019-11-29 07:41:21
作者: 张晓君   魏彬彬  
事实上,西方国家近期渲染和炒作“中国威胁论”从未停歇,企图针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添堵设障。国际法方式本身具备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辅以谈判协商的友好方式,既可消除周边国家的防备之心、获取正面认同,又可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霸权国家的无理挑衅。因此,为在国际法中反映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嵌入共同的价值观,应提升中国外交对国际法的应用能力,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加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合作。坚持如此,中国便能获取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同与支持,为外交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国际法具体理论和观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法律制度普遍具有一定模糊性。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一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和逐步引领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仅需具备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还要巧妙地将外交目标纳入国际规则,同时善于借助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以低成本、高收益的方式清理前进障碍。比如,英国强盛之时,奥本海、韦斯特雷克等杰出的国际法学者为其国外交提供理论支撑;美国在实施对外政策和开展对外行动前常常法律先行。中国需适时提出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创新理论,将中国方案植入国际规则,借助国际法阐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和内涵,特别是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创新理念。(17)

   (四)落实远大目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为目标。国际法原则理念与该目标内涵具有一致性,国际法实践经验可帮助细化和落实该目标,国际规则和机制的可操作性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新型国际关系。

   一方面,帮助落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告将“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设为题目,说明和平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首要要求。(18)国际法本身即为和平发展之法,将和平发展落实为具体权利义务,引导国家和国民行动,加深国家间依存,即是落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公法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际私法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国际经济法推动对外开放,消除经济壁垒;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促进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相平衡。

   另一方面,提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可操作性。和平解决争端、尊重各国主权、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合作共赢是国际法的应有之义,契合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要求。(19)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可被落实到国际规则协商和运用中,比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磋商“南海行为准则”;中国依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权利,坚持“和平性、正当性、建设性”缓和朝鲜半岛局势。(20)

  

   三、发挥国际法保障作用的思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在此过程中,国际法能起到保障推进作用。

   (一)善用国际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善用国际法。其一,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保障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要求已经融入《联合国宪章》、多边贸易规则等国际法制度之中,其历经长期国际实践检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顺应历史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尚需进一步完善国际法体系,但必须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现行国际秩序为前提。(21)其二,深化外交布局,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运用国际法武器坚决应对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以颇具中国特色和为国际社会认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以亲诚惠容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以正确义利观指引发展中国家关系,推动外交布局和国际关系制度化、法治化。(22)与此同时,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清醒认识国际法兼具防御和进攻的双重工具作用。其三,加强法治文明互鉴、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国际法构建,补足“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制度短板。相对而言,国际法在文明互鉴和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方面较为薄弱,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等共同挑战也需要在国际法层面强化责任义务,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善用国际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中国支持与推动国际贸易组织(WTO)的必要改革,但反对个别成员以新概念和新表述“偷换概念”“另起炉灶”,混淆并否定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中方赞成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关键是要维护开放、包容、非歧视等世界贸易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政策空间。要坚持各方广泛协商,循序推进,不搞‘一言堂’。”(23)美国于2017年依其国内法单方面挑起与中国的经贸摩擦,2018以年来持续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损害两国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以WTO规则为代表的国际法一直在发挥“冷却剂”效果。中美贸易摩擦对国际法治产生了一定冲击,但并未引发根本性变化。中国可发挥国际法作用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应对,同时需牢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目标,避免令中美关系走向全面恶化。首先,重申尊重国家主权、有约必须信守等国际法原则,明确自身的合法性,争取更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支持。其次,依国际法提供的平等磋商方式积极解决经贸分歧和避免摩擦升级,同时要吸取过往谈判教训,争取赋予共识和联合声明一定规则约束力,避免其被美国单方面任意推翻。再次,提升具体国际法规则的应用能力,善用WTO规则维权。最后,针对美国不法行为自当做出相应反制,但需符合国际法原则要求和条约规定。

   (二)依据国际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其一,通过国际法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公平正义理念。全球治理实际上是机制的国际合作,国际法是合作机制的重要保障。从本质上讲,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与公平正义的落实是统一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借助国际法予以实现。首先,通过国际法的主权平等原则来落实和保障全球治理的“共商”观与公平正义理念。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是“共商”的前提,充分尊重各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形成主权平等的国际大环境,为“共商”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法治护航。其次,通过国际法的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原则来落实和保障全球治理的“共建”观与公平正义理念。各国均存在自身发展特点和比较优势,由于国家主权意识会导致国家间相对疏离,而国际法的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原则可以鼓励合作,依该原则确立的具体法律制度有助于消除疑虑。各国平等分享发展机遇,携手合作,通过国际分工和合理分配义务,提高共建效率。最后,通过国际法的权利义务设置来落实和保障全球治理的“共享”观与公平正义理念。互利共赢亦是国际法的追求目标,借助国际法公正地设置权利义务,保证成果分享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如此,既能够依靠“权利”激发建设动力,又有利于“义务”发挥出督促和矫正作用,更重要的是治理成果在“权利义务”设置下能实现公平正义的分享,惠及各参与国。而公正合理的“共享”又为新一轮“共商共建”打下基础。

   其二,依托国际法提升发展中国家制度性话语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离不开以国际法为代表的治理规则,现行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国际法是对国际社会权利义务的配置,受到国家实力和法治能力的影响,与公平正义息息相关,恰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提出的“话语即权力”的命题。过往的全球治理规则多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但因西方国家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先进理念的指引,导致治理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倾向于发达国家的利益不平衡和价值不均衡。因此,为了践行公平正义理念,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借助国际法实现制度性话语权的扩大,通过参与双边、区域和多边规则的建设,努力提升自身的制度建设能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依托国际法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和提升话语权,并非将现有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推倒重来,而是在遵守现有规则的基础上查缺补漏和创新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提供了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公共产品,获得广泛认同后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引领国际法的完善和新规则的制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重视国际法的潜力释放和能力建设

   其一,树立国际法治意识,改善涉外法律工作。新时代外交实践中,国际社会“硬实力”“软实力”同步竞争已是不争事实,尤其是中国“硬实力”显著提升的外交背景下,以国际法为代表的“软实力”水平需与之匹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诸实施,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24)要深刻理解并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充分重视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功能和潜力,从顶层设计和战略层面上提升国际法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的地位。扩大国际法宣传和知识普及,加深外交工作人员和普通民众对国际法原则规范的理解。结合共建“一带一路”实践,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在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国际规则完善,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二,加强国际法的内在创新。首先,强化国际法实施效果。国际法侧重于自我约束及机制的合作性,导致在国际交往中可能体现强制力不足。今后应加强执行力制度构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贸易报复等和平制裁措施可作为制度借鉴。其次,创新国际法理论和实践。通过新议题的设定、谈判机制的共商性和制度样板的推出,提高国际法的制度创新度和公平合理性,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辟新境界。再次,保持国际法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国际法次级体系和双边、区域造法对于国际法多边体系造成不小冲击。鉴此,需要牢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减轻国际规则“碎片化”的影响。一方面捍卫多边规则成果,支持多边体制必要改革,另一方面顺势推动区域国际法安排,为推向多边作铺垫。最后,确保制度与实践紧密结合。国际法的生命力取决于国际实践反馈,切忌“自说自话”,需协调好“中国特色”与“世界通说”的关系,把握好理论发展与实际需求的融合。

   其三,加强国际法应用能力建设。国际法应用能力建设主要是注重对国际法人才的培养。理论界和实务界依旧存在对国际法的价值意义认识不够充分,对国际法历史脉络和产生背景了解不深入,既存在轻视国际法、支持大国例外主义的现象,又存在死守条文、迷信国际法字面含义的情形,能够在国际法框架内准确表达中国立场和维护中国利益的外交官员、律师以及专家学者仍然紧缺。因此,“要不断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的交流协商,注重发挥国际法专家智库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国际法人才培养,提升国际法工作的整体水平。”(25)通过精准的国际法概念、科学的范畴、严谨的逻辑,提出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国际法方案,锤炼一批具有中国情怀、学术造诣和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国际法学者队伍,培养一群具有中国立场、视野广阔、通晓国际规则和应用的国际法人才。

   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国际法肩负的保障任务也将越来越重。由于国际法本身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变化而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中国外交可充分利用国际法的可塑性,将中国外交方案打造为具备理论创新和符合现实条件的可行性方案,在国际法层面加以制度化落实,促使国际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发挥出应有的保障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蕴含了历史视野、战略思维、创新精神和大国胸怀,为进一步释放国际法潜在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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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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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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