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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军:“作为方法”的理论源流及其方法论启示

更新时间:2019-11-23 22:23:16
作者: 曾军  
认为这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他认为“我们对于这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即日本汉学)的有害无益的增殖不但不能认同,还必须加以批判,以往以中国为‘目的’的中国学——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自不待言,把世界作为方法来研究中国,这是试图向世界主张中国的地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11)

   其次,沟口雄三主张“自由的中国学”。在他看来,“真正自由的中国学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不会把目的设定在中国或自己的内部,也就是说,真正自由的中国学的目的不应该被解消于中国或自己的内部,而应该超越中国。换言之,就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沟口雄三用一个简洁的短语概括了“自由的中国学”的方法论:“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12)何为“以中国为方法”?就是强调要将中国作为世界的独特性和重要的构成要素来看待。这也同时意味着,欧洲也只是“世界”中的另一种独特性和构成要素。通过这一“多元的世界”的强调消解了“将世界等同于欧洲(西方)”的习惯性思维,从而获得了基于“世界”的“中西”平等对话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日本”的独特性和之于世界的构成要素的位置也相应获得认可。在这个多元世界中,“我们的中国学以中国为方法,就是要用这种连同日本一起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而以世界为目的就是要在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13)

   再次,沟口雄三还区分出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并强调关注近代中国的中国学,尤其是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复权中国学”之于“作为方法的中国”的特殊意义。与欧洲的法国汉学更关心古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一样,日本的汉学也更多表示出对古代中国的兴趣。相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意义和价值则多少认识不足。这与美国的中国研究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量更多关注当代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沟口雄三也发现了这一问题。认为“在日本的中国学当中,这种继承了汉学传统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特别在古代、中世的研究领域根深蒂固,和战后的以中国的复权为目标的中国学之间产生了裂隙和偏差”。“一般来说,比起复权的中国,人们更关心的仍然是昔日美好的内在于日本的中国、没有中国的汉和式的中国,而最近媒体的宣传又以低俗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倾向。”(14)何为“复权的中国学”?简言之就是“为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尤其是历史价值的地位)”而展开的中国研究。其中特指依据欧洲的进化论史观,或者“将中国的进化列位于‘世界’史的普遍性当中”,或者“把经过革命洗礼的新中国的形象和欧洲的近现代相对峙,肯定其具有和欧洲同质对等或异质对等、甚至于超越欧洲的价值”。(15)沟口雄三认为,“复权中国学”具有了“以中国为方法”的意义,即强调中国之于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但“复权中国学”还不是“自由的中国学”,还只是聚焦于中国特殊性,而没有在世界普遍性维度做出贡献。因此,他主张,“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首先就变化的阶段划分达成共识,然后通过中国自己的发展阶段,把‘世界’史的发展阶段看作为欧洲的发展阶段来个别化、相对化”。由此,便可改变“以‘世界’来一元衡量亚洲”的做法,通过中国、亚洲来衡量欧洲,也通过欧洲来衡量中国、亚洲,通过此类的双向交流,“创造出崭新的世界图景”。(16)

  

   “作为方法”的中国方法

  

   “作为方法”引入中国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和中国台湾的学者陈光兴。他们共同推进了中国学界对“作为方法”的引入以及将之应用于东亚研究的学术努力。

   孙歌是中国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专家。她在对日本亚洲主义的思想资源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亚洲想象”和“亚洲论述”“面对一个很难掌握的两难问题:如何建立亚洲叙事的必要性,又不陷入文化特殊论的泥沼?”(17)这里包含着极为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政治社会矛盾,还包括东亚各国之间面对亚洲叙述的巨大差异,同时当然还有来自“世界史”“全球化”之类的西方的亚洲论述的介入影响及其在亚洲内部的代言。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中西冲突问题。陈光兴则试图“以去帝国为问题意识,将台湾摆入东亚历史的动力场域”,展开从文化、精神与知识生产三个层次上的“去殖民、去冷战、去帝国”运动,并在此过程中发现竹内好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重要性。如果说竹内好提出“作为方法的亚洲”时面临的主要是日本战败后反省中的主体性重建问题、沟口雄三提出“中国作为方法”时要处理的是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从“复权中国学”走向“自由的中国学”的路径探索的话,那么,孙歌和陈光兴所面对的则是“随着印度、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亚洲作为方法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已经上升为面对世界的主体性问题”。(18)因此,“作为方法”之于中国学者而言,除了文化认同的焦虑之外,还增加了在“亚洲崛起”的语境之中文化主体性的确立问题。(19)

   从“作为方法”的方法论层面来总结,孙歌和陈光兴从下面几个方面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对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作为方法”的日本方法做了总结和评价。在孙歌看来,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以极为明快的方式揭露了日本汉学在它的‘知识性’面纱背后所掩藏的保守乃至右翼的意识形态内容”。孙歌发现在日本汉学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导致的结果就是助长了近代日本意识形态中“日本特殊论”,因而与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精神背道而驰。竹内好和沟口雄三虽然也都是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但都对日本汉学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且拒绝被称为“汉学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歌认为,“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性受到批判而东方的民族主义特殊论亦受到质疑的今天,‘世界汉学’变成了一个极富‘临界状态’的领域。它可以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思想资源,也可以变成一个因循陈旧的话题”。(20)陈光兴也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维度来理解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方法的。他认为,沟口雄三强调的是在“以相互客体化为中介过程”中“将自恋式的being解放成相互转化的becoming”,(21)从而实现对既有的“中/西”“东/西”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范畴的超越。

   其次,孙歌和陈光兴都提出了一个在全球化语境和多元文化背景下重建亚洲主体性的主张。如孙歌就认为,“正是在多元化意义上,沟口在中国寻找走向世界之路”(22)。沟口雄三对中国的关注不是因为日本问题已经圆满解决,而是因为虽然同处亚洲,但中日两国和两种文化各有其不同的发展轨迹;同样,孙歌对日本的关注也不在于日本有多重要,而在于她在对日本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发现中日两国知识分子面对着极为相似的混杂着“蔑视(自己)与崇拜(西方)”两种文化心态的学术立场。陈光兴也认为,沟口雄三试图以平等主义、多元主义的世界观来纠正日本崇欧的文化心理。克服区域特殊性(不管是“中国特殊性”“日本特殊性”抑或“亚洲特殊性”),追求全球普遍性(但这一普遍性不是以西方价值为标准的普遍性,在他们看来西方也是全球和世界中的地方。全球普遍性应该是有中国、日本和亚洲共同参与的普遍性)成为孙歌和陈光兴强调的“作为方法”的价值取向。

   最后,孙歌和陈光兴都为“作为方法”的方法论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孙歌看来,“日本一直是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这是她的“作为方法的日本”最核心的要点。将日本作为一个有着独立存在意义的文化对象来看待,就意味着必须改变过去我们对日本的既轻蔑(认为它的文化来源于中国)又痛恨(尤其是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的情绪,一方面意识到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也具有“被迫近代化”的性质,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日本在亚洲诸国中,西方化程度相当高。不仅它自身有“脱亚入欧”的过程,而且它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亚洲中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东方中的西方”最典型的代表。这也就是为什么孙歌指出,我们改变了对日本文化的态度,“在多元化时代里,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将改变”。(23)相比而言,陈光兴的“亚洲作为方法”要处理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他的学术动机是努力在一种多维框架中将中国台湾这一区域特殊性引入东亚研究。因此,陈光兴特别强调如下五个方面的特点:1.具有“在地性”(如以中国台湾为出发点)和“越界性”(不局限在单一民族国家)双重属性的区域界定。2.亚洲具有内在的异质性(“西方已经内在于‘我们’/亚洲”),因而不可简单讨论特殊性问题(“不再急于论证‘我们的’特殊性”)。因而,3.我们需要一种多元异质的研究视角。4.所有的分析都需要还原为历史性和具体性,不能进行简单的先在性观念的预设。因此,5.“亚洲作为方法”“最核心的目的在于主体性的多元转化”,“亚洲作为方法的命题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种积极的实践”。(24)

   作为总结,“作为方法”对于“亚洲电影作为方法”有何启示意义呢?首先,我们应该认识,“亚洲电影”是一个具有内在多样性的电影主体。对这一电影主体的理解是小写的复数的“主体们”(subjects),而不是大写的单数的“主体”(Subject)。“亚洲电影”是一个由中国电影、日本电影、韩国电影、印度电影、泰国电影、伊朗电影等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产业体系的多主体组成的集合。其次,当我们启用“中西”“东西”“欧亚”或者“美亚”这类二元思维框架来思考问题时,需要自觉到这里既包括“(西方)冲击—(亚洲)反应”“(西方)殖民—(亚洲)反抗”的因素,同时也包括亚洲各国内部的文化矛盾、政治冲突与艺术张力,认识到“亚洲电影”所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电影,包括美国好莱坞电影以及欧洲各国艺术电影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逆反影响正是“(东方)包围-(西方)变革”模式的体现。套用沟口雄三的话说,“以亚洲电影为方法,以世界电影为目的”。在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背景下,各个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区域性电影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世界电影”的整体性构建之中。

   注释:

   ①[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6.

   ②[日]沟口雄三.作为“态度”的中国研究.读书.2005,(4):27-37.

   ③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3-4.

   ④[日]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熊文莉译.人间思想(4).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242.

   ⑤[日]竹内好.何为近代: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82.

   ⑥[日]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熊文莉译.人间思想(4).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249.

   ⑦[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5.

   ⑧,⑨,(11),(12),(13),(14),(15)[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8,29,129,130,131-132,127,126.

   ⑩[日]沟口雄三.作为“态度”的中国研究.读书,2005,(4):27-37.

   (16)[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33.

   (17),(20)孙歌.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的两难.序.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7,219.

   (18)陈光兴.细读竹内好1960《作为方法的亚洲》.人间思想(4).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

   (19)对于陈光兴而言,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面对台湾二次世界大战后‘脱亚入美’的长期总体效应”,既有的知识结构也面临着转变的要求。与之相应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他参与了一些与亚洲为基地的国际学术期刊的编辑和策划工作。(参见: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339-340.)

   (21)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401.

   (22)孙歌.作为方法的日本,读书.1995,(3):101-107.

   (23)孙歌.作为方法的日本.读书.1995,(3):101-107.

   (24)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4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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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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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电影艺术》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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