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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林: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更新时间:2006-11-28 22:14:41
作者: 黄正林  

  

  「内容提要」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其目标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及中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其终极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因此,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的政治动员,而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民众在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政权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组织和生活模式等,民众也逐渐脱离了旧权威的势力范围。因此,社会教育提高了民众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亲和力,使中共逐步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政治动员

  

  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实施这一政策的方法是以乡村社区为单位,以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组、读报组、民众教育馆、秧歌队、剧团等为组织形式,目标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中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其终极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关于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只注重了对扫盲教育的研究①,而忽视了社会教育与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的问题。事实上,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深入的政治动员,而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通过社会教育,根据地的民众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洗礼,从而成为中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通过社会教育使中共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本文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对社会教育与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等问题进行论述。

  

  一、问题的提出

  

  自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封建王朝权威的式微,乡村社会逐渐摆脱王朝权威的控制和影响为乡村精英所把持的状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陕、甘边界的黄土高原地区,交通不便,沟壑纵横,山地崎岖,把民众聚落自然分开,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乡村社区。其远离国家主要权力中心,久而久之,乡村权力为一些乡村精英所把持。旧乡村精英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第一,绅士阶层。他们大多数是前清秀才或在私塾中受过旧式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村民与文字有关的事务主要由他们来张罗,如订立契约文书、撰写各种节日对联、主持村庄的婚丧仪式以及对一些礼节的诠释等,因此在乡村有较高的威望,受到村民的尊重,他们是主要的乡村权威。如1933年对陕西农村调查所得到的结论:“一般来说,现在陕西乡村中握有政治权的,还是比较年老的乡村绅士们。”②第二,乡村强人。他们原本身份是农民,或失去土地,或与官府、地主豪绅结仇,由此聚啸山林,随着势力的强大逐渐控制了部分乡村社区。他们有的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在抗击官府的苛捐杂税和外来势力方面得到了乡村民众的信赖和拥护,逐渐成为号令一方的乡村精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首领投靠了国民党地方政权,做了地方民团的大小头目,和国民党地方政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③,就是这种乡村社会现状最真实的写照。第三,哥老会和其他秘密会社的头目。这些会社的头目被称之为“大爷”,其成分十分复杂,有的是缙绅;有的是团首。他们不仅在各自的会社里有号召力,而且在乡村社区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控制着乡村社区的一切权力。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就面临着这些根深蒂固的旧乡村权威的挑战。

  在十年内战时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交界地区就是利用了这种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他们在这里领导土地革命,在很小的范围内触动了旧的乡村权威,建立了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的新政权。1935年10月后,中共中央和数万红军在南方失去根据地,经过长征来到陕甘地区,使刘、谢创建的根据地扩大了数倍。在红军控制的县、区、乡、村都建立了政权,一些在土地革命中的积极分子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乡村新政权的主要成员。这些新政权的支撑者在分配地主土地和浮财方面表现积极,但“许多乡长是不识字的农民积极分子,其世界观、经验和个人关系都建立在当地的社区之上,其革命眼光所及既限于较早时期的土地革命”⑤。

  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共建立的新的权力网络中,特别是在县级以上的政权机关中,其主要职务(如县委书记、县长)大多由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干部来担任。由于长期受到地方强人“保境安民”口号和抵制外部势力(包括官府)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当地民众在心理上不可能如此快地接受“外人”的统治,即他们对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领导者表示出了怀疑甚至不信任,既是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乡村积极分子心里也不踏实,许多党员仍旧与哥老会和佛教有关联,怀疑政府和外来组织形式的权威⑥,他们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如环县是中共政权建立比较早的地区,1936年6月,中央红军西征时解放,不但建立了县、区、乡、村政权,而且由李富春担任书记的陕甘宁省委就设在环县的一个叫河连湾的小村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中共具有四年半政权建设历史的地方,1941年初发生了大规模叛变事件——“环县事变”。事变的主谋叫赵思忠(外号赵老五),农民出身,18岁时家庭遭到土匪洗劫后,他躲避在深山里,20岁返回家乡,利用其二哥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关系搞到一些枪支,以防匪为名,拉起了民团。⑦在中共官方的记载中,赵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因为他专门杀害紧跟共产党的乡村干部。但民间说他是一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人,对当地民众很讲义气,因而在环县北部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在当地一些乡村政权中,许多干部表现出“二元”面孔,即表面上是中共乡村政权的干部,实际上听从赵的指挥,甚至一些乡村和区的干部投靠了赵,进而由赵安插人把持中共基层政权。他们说:“八路军来了,我们是共产党;赵老五来了,我们还是自己人。”⑧1941年1月,中共环县基层政权的17个乡的民众,2000多名自卫军随土匪赵思忠哗变⑨。其中有“二百多个共产党员(占全县1/4),三十多个乡级干部以至个别区级干部直接参加与领导了这次叛乱”⑩。这次事变的发生,反映了抗战初期中共乡村政权在经过了土地革命的老根据地并不是十分稳固,其根本原因在于边区的乡村政权还没有完全取得大多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陕甘宁边区未经历过土地革命地区的情形又如何?边区未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是在国内和平局面出现后建立了统一战线的环境下形成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出现了和平的局面。为了表示与国民党再次合作的诚意,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共向国民党做出了包括“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在内的四项保证后(11),立即发布文告停止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策。这样,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地区保留了旧的土地制度。在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地主土地制度仍然存在,地主、缙绅仍然有很大的势力,甚至左右着这些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特别是在中共建立“三三制”政权后,一些地主、绅士参与到各级政权中来,影响着中共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在这些地区难以展开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抗战伊始,中共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但直到1942年时,这一政策还是不能在陕甘宁边区彻底落实。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旧权威在边区乡村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地主利用在乡村的地位抗拒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12)。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乡村,地主不仅在经济上有实力,有些乡村的政权依然执掌在地主手中。如绥德县辛店区的一个乡,其政权一直把持在地主手中。1940年中共在绥德就公开建立了政权,但四个年头过去了,这个乡还没有中共党员和党组织,因此在1943年7月的乡选中仍然选了一个破落地主担任乡长。为什么不选举穷人当乡长?当地的民众解释说:“穷人没知识,吃不倒财主,怕负担派不出去。”(13)由于穷人没有知识,在乡村也没有权威,只有将乡村权力让给地主。中共在边区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农民对政治的冷漠。由于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的深山大沟里,长期与外界缺乏沟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非常淡漠,特别是边区没有受到日军的直接蹂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动员农民投入抗日运动以及参加中共政权组织下的一切抗日活动都是比较困难的。不仅如此,对能够给农民带来直接利益的政策如识字、减租减息、生产运动等也表现出参与不积极。农民害怕识字后成为“公家人”,有些农民自己不愿识字,也不让孩子读书识字,有的送孩子上学时,认为自家孩子从此成为“公家人”而“痛哭流涕”(14)。在减租运动中,“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农民,在生计胁压下,不得不给地主让步,有的和地主串通隐瞒政府,有的互相争租夺佃,在部分农民中间还流行着一些落后保守、不相信自己力量和不完全相信新政权的力量的情绪。”(15)农民的这种参与政治的冷漠,有碍于中共一切政策在乡村的贯彻。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农民的积极参与,关系到中共政权在乡村社会的稳定程度。

  总之,一方面,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由于自身存在着一些弱点,如多数乡村干部不识字,不能完全理解党的政策,还不能完全胜任党交给他们的任务,甚至有些党的干部在当地扮演着“两面派”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中共掌握政权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没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旧势力在乡村社会仍然可以呼风唤雨,乡村民众还没有完全与旧势力剥离关系,游移在抗日民主政权和旧势力之间,对抗日民主政权所宣传和执行的政策还持怀疑态度。对于依附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政治土匪,中共动用军队进行武力清剿,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但对于乡村士绅,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夕就有承诺,既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也不能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在经济上还不能完全削弱他们。而且中共在根据地建立的是“三三制”民主政权,使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保有原来的大部分财富,而且在政治上享有一定的权利,一些人还依靠自己的威望和财力进入了中共乡村政权的核心。

  如何解决乡村政权中存在的问题?如何使民众实现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如何使广大农民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一方面,中共给了广大农民看得见的实惠,如抗战初期的免除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各根据地实行比较彻底的减租减息运动,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从中获得了利益。另一方面,中共加强了对根据地民众的意识形态教育,即选择了对民众实施社会教育的方法,它不仅使农民粗识文字,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新的文化道德观念取代旧的文化道德观念,使广大民众实现对中共政权的认同,使中共政权扎根于乡村社会。

  

  二、社会教育的目标

  

  社会教育的一个目标是消除文盲,提高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地区,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对边区的乡村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16)林伯渠也指出,边区的“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及其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边区)人口的百分之一”(17)。大量文盲的存在,既不利于抗日战争的进行,也不利于中共政策在抗日根据地的实施,从长远利益看,更制约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为了补救根据地民众在文化知识方面的缺失,中共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扫盲教育。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边区政府就指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线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18)1939年又强调指出:“在目前抗战正向新阶段发展的时候,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灌输以抗战的必要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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