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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

更新时间:2019-11-20 20:43:05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但也有其局限性:不仅有可能给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间的交往和沟通设置障碍,而且,在当代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有可能给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间更广泛深入的交流带来不利的影响。人类的词语及其交流的复杂性,归根结底是缘于人类所面对的世界的复杂性。严肃的哲学研究一个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尽可能地排除这一障碍,引导人们在方法论上对复杂世界的认识清晰、明确起来。

  

   为此,在对待“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我们务必要在方法论上区分三种不同的语境:其一,霸权与反霸权、控制与反控制、文化侵略与反文化侵略的语境。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间的冲突、不同社会制度间的冲突、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构成这一语境的主旋律。在这一语境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把由西方经验诠释的“普世价值”,作为控制和侵略(文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确立自己霸权的“工具”,这自然会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拒斥和强烈反对。毋庸置疑,这一拒斥和反对是有其正当性的。例如,中国用“共同价值”与之相抗衡就属于这种情况。但决不能将其“泛化”和绝对化,以至于不论在何种语境中,一出现“普世价值”的提法,就立马“警觉”起来,并加以拒斥和反对。这必将会把国人的思想搞乱。笔者以为,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在霸权与反霸权、控制与反控制、文化侵略与反文化侵略的语境中,一定要把西方国家人民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西方国家政府和官方意识形态对“普世价值”的利用方式区别开来,① 把西方国家民主和法治的具体形态与这种形态所包含的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区别开来,否则,就会导致把这种语境中的“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区别“泛化”和绝对化,反而在客观上帮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忙”。其二,各个民族和国家间各种形式的正常文化交流的语境。相互理解、求同存异、汲取对方的长处特别是凸显相同之点,构成这种语境的主旋律。在这种语境中,“普世价值”与我们所说的“共同价值”的一致程度就相当高了。(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在其间,虽然,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民对“普世价值”所含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理解,但绝不会构成对立和冲突。因此,在各个民族和国家间各种形式的正常文化交流语境中,如果仍然否定“普世价值”,那么就会极大地降低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对“文明中国”的认同度。其三,世界上各民族和国家民间的文化交流的语境。信任、融合构成这一语境的主旋律。在这种语境中,“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在西方国家乃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罗大众中,“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已是比较通用的词语了,其内涵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价值”。如果在这种语境中我们硬将这两者对立起来,就不仅会在逻辑上否定了“普世价值”,而且也会在逻辑上否定了“共同价值”。当然,即便在上述第二、三种语境中,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些偏见和成见也在所难免。正如西方国家的不少普罗大众对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存有某些偏见和成见一样,我们的不少普罗大众对西方文明存有某些偏见和成见。但这些偏见和成见会随着上述第二、三种语境中的不断深入的交流而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而对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存在的“共同价值”或“普世价值”不同形式的认同度,必然会越来越大。

  

   笔者以为,从方法论上看,这些年来,我国学界关于有没有“普世价值”、肯定与否定“普世价值”之争,其指向大都是模糊或错乱的,即争论的双方似乎都有依据,但由于把同一问题置于不同的语境中来阐释,实则是自说自话。之所以如此,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搞清楚世界的复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语境”的多层面性。②

  

   从逻辑上看,不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或是会把人类文明及其发展的一般,作为普遍主义或绝对主义来加以批判;或是把人类文明及其发展的多样性,作为特殊主义来加以批判。而在这种指向错乱的批判中,“共同价值”本身也被搞得支离破碎。

  

  

   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民族和国家,“价值观”的主体就不可能仅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文这里所说的“中国价值”是指当代中国价值,即与“共同价值”相对应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虽然其还处于形成的最初阶段。“中国价值”是由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并为中国广大人民所接受的价值,其核心内容就是十八大报告所提的那12个概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12个概念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也吸纳了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既具有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同时也体现了“共同价值”的基本精神,故从多层面昭示了中国价值的基本规定。应当说,就其一般涵义而言,“中国价值”的确是中国人的价值共识。但是,“中国价值”在其现实存在形态上也有其复杂性的一面。“中国价值”不仅也是“文化规范”与“文化取向”、“应然”和“实然”的有机统一,而且,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其主要内容和目标指向、实现方式和过程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例如,在对“民主”“自由”“法治”等的理解与认识上,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民主”“自由”“法治”,其优越性西方国家不可比拟,对此应理直气壮;有些人认为,“民主”“自由”“法治”等在中国正在逐渐实现,但困难重重(一些宪法所规定的“个人权利”至今并未落实);而有些人则认为,目前中国还需要进一步迈向“共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说明,中国人对“中国价值”的具体内容和目标指向、实现方式和过程的认识与理解的确有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的地方,而这种“不一致”一方面说明“中国价值”现实存在形态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价值”不是不证自明的东西,它的一些前提性的环节需要加以进一步的批判性探讨,否则,“中国价值”就有可能被束之高阁或被“抽空”。

  

   1.“中国价值”是中华民族在价值认同方面的最大公约数

  

   有学者认为,“中国价值”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术语,其主要根据是:首先,这一术语的主体概念不清,如中国各个阶层的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其次,这一术语很容易被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所绑架。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笔者以为,就一般意义来看,“中国价值”是能够成立的。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价值”(有的学者提出还应有“天下意识”“包容谦让意识”“仁义意识”和“家意识”等),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价值认同方面的最大公约数。这里所说的“最大公约数”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在中国,处于多民族和复杂地域中的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基本认同或接受的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二是,包容了希望祖国走向繁荣富强和人民充分享受自由、发展成果和幸福的所有中国人,对上述价值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指向、实现方式和过程的理解与认识上的差异(不是对立和冲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价值”亦是最大限度上的“求同存异”的价值。其功能在于:使不同民族和受不同社会思潮影响的人们形成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社会的“合力”,并有可预期的总的发展方向。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所谓“合力”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越来越强大并有可预期的总的发展方向。从广义的文化上看,一个民族国家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能够淡化和消解在该民族国家精神文化层面上存在的“你死我活”的对立因素,整合这个民族国家的各种关系和力量,从而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合力”,并将其推向人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进而言之,一个民族国家特别是多民族国家没有这种“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那就是一个没有希望和未来发展的民族国家。

  

   所以,在对“中国价值”的认识上,我们要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无视“中国价值”的包容性,试图用某种陈旧的意识形态来剪裁“中国价值”,从而使其成为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切身体验相脱离的“说教”;一是无视“中国价值”的“最大公约数”特性,试图对“中国价值”中的“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爱国”等作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理解,从而使其徒负虚名。可以说,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会颠覆“中国价值”,极大地搅乱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2.“中国价值”是趋向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价值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其“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都必然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相契合,否则,就会导致在文明和文化上的衰败。所谓“与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相契合”是指:一个民族国家,其“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不仅体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有助于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而且能为世界文明和“共同价值”增添新的元素。对“中国价值观”也应作如是观。(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毫无疑问,“中国价值”当然有其特色,其主要表现是:其一,作为“中国价值”核心构成的12个概念,都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中国经验”,即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社会发展的实践和程度等对它们的理解。这种理解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意义。其二,除上述“核心构成”外,“中国价值”中有些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特性,如“包容谦让意识”“仁义意识”和“家意识”等。不过,“中国价值”的特色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可以是“另一张面孔”。中华民族只有不断地以其内部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展示于世人,它才能真正获得必然引起“他信”的“价值自信”。而只有这样的“价值自信”,才能真正地推动中国作为“文明大国”和“文化强国”的崛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价值”的特色只有在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中才能越来越牢固地确立起来。

  

   笔者以为,在对上述方面问题的认识上也要拒斥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认为“中国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而且是最优秀的“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二是认为“中国价值”是一种独特的价值,与所谓“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无关,也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最大公约数”的价值无关。在这种特殊性中,“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互不相干”。前者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中心主义”。中国传统的“文化优越论”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备受欺辱的历史记忆,是这种观点的文化心理支撑,也是一种以虚假的“普遍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后者则属于比较典型的特殊主义。这种特殊主义似乎很尊重各民族国家的价值观选择,但实则在逻辑上堵塞了一个民族国家汲取其他民族国家先进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路径,从而必然使其陷入固步自封和夜郎自大的泥潭。

  

   3.“中国价值”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方法论的角度搞清楚,也会在对“中国价值”的认识方面产生种种混乱。笔者以为,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具体内容、功能和特性来看,“中国价值”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取向就是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否则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是真正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两者同构性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根植于中国的人民性,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体。此其一。其二,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一词,实际上是与“底线”表达的是同一意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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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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