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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生: “幸存者”与“债权人”:“30末”学人的启蒙主义

——以洪子诚、钱理群、李陀为例

更新时间:2019-11-18 20:46:00
作者: 刘复生  
其所针对的仍然是如何造就合格的“人民主体”,而这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症结。

  

   革命的“启蒙”所释放出的历史能量,用于推翻一个旧世界已经绰绰有余,但对于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却远远不够。人民将为自己政治上的不成熟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他们缺乏远大的眼光和历史意识,空洞的政治激情远大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甚至不能认清自身根本利益,也不能把握政治机遇采取适宜的斗争策略,于是轻易遭到蒙骗和诱导,基于片面利益,陷入狭隘的派系斗争。面对复杂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群众只知道诉诸简单粗暴的阶级斗争思维。简言之,他们没有成为历史和自己的主人,而只是被操纵的政治玩偶。“人民”还没有真正形成,他们既无勇气也无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性。

  

   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起点,也是启蒙被扭曲的开端。“新启蒙”不是往前走,而是要退回“五四”。但在最初的暧昧时刻,重回“五四”却带有直接的针对性,显得切中要害。

  

   “新启蒙”以讽刺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过分信任民众的后果的批判,从而重新提出“再启蒙”的命题。在形式上,“启蒙”方案又回到了“五四”,借用了革命外部的文化资源,至于后来发生的历史辩证法,是启蒙者们所不能顾及和意想不到的。他们对成熟理性的人的抽象呼唤,背后其实潜藏着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动机,暗含着深深的政治挫败感和历史的创伤与隐痛。他们借助启蒙所召唤的“大写的人”,是承担历史失败后果之后再度确立主体性的人;他们对现代人的理性化讴歌,描绘的是“作为目的”的人自身,而绝不是市场化的原子化的个人;他们对于摆脱国家控制的市场的浪漫想象,赞赏的绝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借助市场等现代场景展开的普遍的社会联系和公共生活。他们本能地不再相信超越物质条件的理念化的激进革命,而是转头向下,重新回到市民社会,肯定日常生活的价值。但这种对世俗的肯定具有直接的政治针对性,因而从一开始就暗含了神圣性的维度,从而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主潮不合。他们从未放弃超越的努力和理想性目标,正如卡西尔《启蒙哲学》所说的启蒙精神一样,他们从经验出发,试图借助理性发现真理、获得自由。这种启蒙的方法论,也推动形成了这一代人为学术界所称道的借助史料说话的严谨学风。不过,他们的目标却是要跨越材料,为世界建立超越经验的逻辑结构。

  

   可见,“30末”学人的“启蒙”正是后现代主义者所要解构的。解构所针对的核心正是这种“启蒙”的革命性残余。

  

  

   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经历过神话阶段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了世俗阶段和庸俗化时期,逐渐堕落为市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其实和“30末”学人们所开创以及仍在坚守的启蒙主义完全不同。1990年代以后的时代也不是他们当初所憧憬的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启蒙”所暗含的内在缺陷,“启蒙”既与其实践展开有着深刻的关联,也在实践中遭到扭曲,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以后兴起的对启蒙的清算和对现代性的批判,是有其正当性的。但是,“启蒙”的潜能是否真的已经耗尽?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和抛弃,是否可能潜藏着某种另外的危险?

  

   重提《启蒙辩证法》或许会有所启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确深刻批判了现代理性,认为启蒙理性会导致新的野蛮和法西斯主义。但是,他们的其他告诫同样值得警惕。理性的崩溃也会造成极权统治。与其说是启蒙理性导致了法西斯主义,不如说问题在于启蒙理性所暗含的自我批判、自我纠正维度的丧失。资产阶级的现代理性固然存在内在缺陷,容易在实践层面落实为奴役关系,但启蒙理想也为形式上的平等自由提供了旗帜和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与社会宰制性力量博弈的武器。现代的权力形式为了政治合法性而在形式上维持启蒙理性,从而不得不保留了反抗的空间。尽管我们可以批判其虚伪,但当它彻底撕下理性的面纱,连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性也加以抛弃时,就走向了赤裸裸的政治暴力。如果说启蒙理性有可能扭曲为现代神话,那么抛弃现代理性之后的法西斯却可能走向前现代的古老神话。这是为现代史所一再证明了的。

  

   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社会理想远景暗淡、所谓历史终结之时刻,以恰当的、反思的方式重申启蒙理性,也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在此背景下,“30末”学人对启蒙理想的守护又包含了别样的革命性色彩。他们由于不存在历史的怨恨与偏执,更好地延续了“启蒙”和革命的隐秘联系。虽然没那么高调甚至未必有其自觉,但他们毕竟没有背叛自身,没有背叛“启蒙”的初心。正因如此,他们在当下的声音也就格外值得关注。

  

   今天,要警惕主流的启蒙理性走向极端,也要小心分辨各个方向上的启蒙主义的批判者。这些群体未必代表着进步,比如各种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恰恰可能通过批判启蒙,试图恢复原始的种族神话和古老信仰,从而肯定一种更加陈腐的权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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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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