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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佳 王丽:占有及其限度

——论吉拉尔的模仿理论

更新时间:2019-11-18 07:08:21
作者: 陈奇佳   王丽  
又涉及许多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复杂语言文献资料,非本文所能评论。我们在此只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将事情追溯至主体诞生的原初,模仿是否必然是占有性的?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设问:即使我们承认他关于主体、模体、客体三角关系的假说,也就是承认模仿本能在人类主体精神构建进程中的支配性地位,我们是否就能假定模仿的运作就如物权占有那样,必然是物欲的、零和的(我占有,别人就不能占有)、排他的?就如同黑格尔说的那样,“我把某物置于我自己的外部力量支配之下,这样就构成占有;同样我出于自然需要、冲动和任性而把某物变为我的东西,这个特殊的方面就是占有的特殊利益”(23),以此,人才得到原初的自我意识,并“通过他的自我意识把自身把握为自由的,他才占有了自身,有了他自身的所有权,以对抗他人”(24)。

   根据历代思想大师对模仿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很难断定占有就是人类模仿本性的第一推动、人类由模仿而产生的各种现象最后必须还原到占有精神上。至少,模仿还和人类的认知和游戏天性相关,不能说占有也主导了这两种人类天性,更不能说这两者诱使人们用敌意眼光来看待他者。

   我们先来看模仿与人的认知关系。亚里士多德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诗学》中他有这样的著名论断:

   首先,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这是因为求知不仅于哲学家,而且对一般人来说都是一件最快乐的事。(25)

   吉拉尔曾说柏拉图的模仿论,也就是行动模仿理念的观点实际已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替身”的意味。站在吉拉尔的立场我们能够相对理解这一说法,但是如何才能解释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这种认知快感的现象呢?很难说孩童通过模仿习得某种能力并尝试运用这种能力理解外部世界的时候,他具有什么明确的行为意向,恐怕是因为通过模仿而把握外部世界这一事实让他感到愉快。如孩子模仿家长擦火柴的动作而点着火之类,让他愉快的是他能够生产火这一事情而不会是他赢得模仿竞争的隐微心理动机——如果有,这应当出现在一个更晚、更复杂一些的心理发展阶段。

   吉拉尔批评前辈的模仿理论时,时常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并举,但他在具体分析他们的模仿论时,指摘的往往只是柏拉图的模仿学说,很少正面批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显然,他不可能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仅当作柏拉图理论可有可无的回旋曲。但为什么他在与前辈争锋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声音却又是沉默的呢?这是值得玩味的。

   吉拉尔之所以低估模仿的认知作用这一面,可能与他强调主体与模体在形象学意义上的类同有关。(26)尽管具象性的形象不无认识功能——他可能因此顺理成章地推想人类的认识冲动也是由占有性模仿派生而出,但他还是低估了主体模仿实践中超脱模体束缚,其意向指向创新、自由、超功利的一面,而这些与人的认知冲动在类本质的一面上更有密切关系。他很少谈论模仿中的相似性、抽象性和工具(媒介)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均与模仿的认识功能紧密相关而与欲望导致的占有性较少牵涉。

   首先需要讨论模仿与相似性的问题。这两者当然有所联系,并且相互印证、补充。但两者间究竟哪一个是更原初的人类冲动,哪一个是派生形式,学界颇有不同的看法。按照弗雷泽的观点,相似性更像是人类原初的精神冲动。吉拉尔当然强调模仿的优先性。我们姑且赞同吉拉尔的立场。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指出,模仿与相似有着一些精神质量的区别,不能将相似简单看成是求“逼真模仿”而不可得的低级形态。吉拉尔强调模仿的“占有性”,其实就是强调主体与模体各有各的“格位”,个体正是需要占据那一个能够清晰标定其存在特异性的独特位置,才能成其所是;而又因为在精神层面模体总是已经占据了这个格位,主体需要排他性地占据才能获得这个位置,所以必然发生纷争。但这种假定已经预定主体与模体间必然是替代性关系,主体总是渴望整体意义上占取模体已经占据的那个位置。但人类模仿欲果真永恒地指向这种替代性关系吗?相似性普泛存在的事实表明,在完成替代性心理效应之前,主体对于模体的模仿常常会随意地终止于某一阶段。这种随意终止有时固然缘于主体精神意志的薄弱,但不少时候确是根于主体自由意志的裁断,就是说,主体根据自我自由裁量的意愿,判断对模体的模仿已经达成了其目的,他已经能够根据这些形似的东西来判断客体对象的真假与虚实。虽然较为理性成熟的人们可以抱怨说这更像是一种任性,但在主体精神诞生之初,却是一种必然。康德在谈论经验的类比时说:“它们的原则是:经验只有通过对知觉作某种必然连结的表象才是可能的。”(27)对原初的精神来说,只要洞觉到那些表象间存在某种“连结”——相似性无疑是最合适的一种连结形态,这就足够让他们做出类比判断了。(28)有足够多的人类学文本能够凸显原始知识学积累形成时的这种境况。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不求逼真模仿只求相似的本能,为原初的精神带来了客观知识的原始形态,并在其中得到了自我肯定的愉悦之情。诚然,对吉拉尔来说,构建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还需要漫长历程,在此过程中相似律也将暴露出其重大弊端并且必须为成熟的主体意识所扬弃,但其最初的认知推动作用仍然不能被低估。

   模仿时有抽象化的倾向:人类凭借自己天赋的抽象能力(29)将对主体所观照的对象特点进行抽象、概括、提炼,在此基础上,试图模仿并复制这些抽象性特点。柏拉图所谓对理念的模仿就涉及了模仿的这一特性。这一特点多少与前面所论述的相似性问题有关,但更涉及人类天赋的心理能力(笔者认为让模仿止于相似更像是来自于自由裁量的意志),它也是模仿的基本作用方式之一,既不是吉拉尔强调的“逼真模仿”的低级版,也不是“逼真模仿”的高级版,而是主体意志通过各种模仿训练后的升华与发展。有很多人类学的证据能够说明这一点,如原始艺术中,人类最早的艺术家们都表现出了一种对抽象图案的迷恋,并不是说这时期的艺术家们缺乏精准造型、描绘的能力,而是抽象创造为他们带来了别样的愉悦之情。沃林格认为:几何学就是从这种抽象图形的制作、模仿、复制过程中发展出来的。(30)

   就主体与模体的关系而言,在抽象化模仿中,主体与模体的关系是复杂的,但有一点似乎可以判定:在此精神过程中,心灵处理的模仿对象通常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一类,有时还会把人类与动物,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等不同事项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很难设想主体精神狂妄到将它们一并归入竞争敌手的那种心理情感。

   吉拉尔还可能低估了模仿中工具及媒介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工具及媒介指的是人类通过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发展出来的物质性手段,不是吉拉尔所谓的“介体”。人类在与模体打交道的过程中,除了直接的精神性层面的因素,通常还需要和直接的物质性现实发生联系。比如描摹一个形象,绘画与雕塑就需要借助完全不一样的介质;就雕塑来说,使用泥土、木材、石头等不同材料所需要的主体才能也有很大差别。就是说,主体运用不同介质来完成模仿行动时,在付出直接的、巨大的、物质性的辛苦劳作的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精神劳作。这种精神劳作,一方面指向各种物性的理解、各种具体技艺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在开拓模仿的更大的可能性,使得人们用更多的手段、从更全面更具有包容性的范围里、在更精致、细密、深刻的程度上,来描摹这个世界,就像照相技术、电影技术发明后,人类模仿世界的视野大大被拓宽了那样。有必要指出的是,物质媒介的发明以及其对人们模仿能力的展拓,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预测的。卡尔·波普尔早就指出:真正的知识是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说,在此进程中主体的精神活动没有什么真正的模体可言。

   回到占有性模仿这个话题上来。我们即使假定占有性欲望是人类发展物质媒介技术的重要推动力,但不能说它就是第一推动。我们还必须承认,这种物质技术功能拓展的一面会在模仿过程中构成一个独立的维度,它自我娱乐、自我祝福、自成价值向度。主体倘若在自我精神形成过程中不能直面这一点,它的模仿便只能停留在任性而随意的层面,更容易因为占有性的暴力冲动而朽坏。

  

   三、模仿的另一种可能精神起源:游戏天性

  

   模仿和人类的游戏天性有所关联。虽然游戏与模仿两者间究竟何者更具有支配性地位——是模仿决定了游戏天性还是游戏决定了人的模仿行为——这问题不容易说清楚,能够肯定的是,游戏行为通常都伴随着一定的模仿现象。就其模体的不同来源,我们可以将游戏分为社会游戏、群体游戏和个人游戏。社会游戏的模体大致是人类社会的各种组织现象,如节日中的诸种狂欢;群体游戏指的是根据游戏者可直接观察到的群体行为发展出来的游戏,如儿童扮演的“过家家”游戏等,席勒等观察的儿童游戏行为大致都可以归入此类;个人游戏指的是精神自我通过想象力模仿外部世界的事情而获得快感,其模体大致来源于人类主体的意愿,既有想象综合的因素,可能还有其他更多复杂的因素,所谓的“白日梦”等就是个人游戏的典型形态。

   一定程度上,我们正可以从个人游戏的相关现象中看见人类对于游戏的秉好。赫拉克利特较早就指出游戏具有自发意义上的人类本质精神蕴涵:“生命的时间就像儿童玩棋,王权是掌握在儿童手里的。”(31)这里主要讨论个人游戏中的模仿现象。

   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幻象欺骗等玄学问题,对于一个正常心智的人来说,他在一般情况下都能够分清主体身处游戏状态和身处现实环境时的根本差别,这是谈论游戏问题的先决条件。就游戏来说,主体固然能够时时构拟一些貌似真实的情境,但他也能很随意地从这种情境中撤离。而现实环境是规定性的、单一的,不论主体意愿如何,他只能身处其中。就如一个孩童,可以忽而设想自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宝藏,忽而又设想自己成了小伙伴中最风光的一位等等,但这不妨碍他明了自己正在挨训的事实,他绝不会援引自己想象游戏中的处境来辩驳长辈对他的训斥,对孩童的心灵来说,这是一个自明的问题。

   这样,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游戏中的主体是一种不完全的主体,发动了游戏活动的主体是处在一种特定游戏状态中的自我。在此状态中,自我显然投入了个体的感情与意识,“想象必然就是关于自己的想象”(32)。但这一想象又有其特殊性,主体精神在参与这一活动时,本身是不完全的,至少是不求完全的。(33)比如说,当一个孩童根据一幅较抽象的素描图自由想象上面可能究竟画了些什么时,他在把它想象成是象、是马、是驴等等时,多半根据的是主体的瞬间意愿;但如果这是一场考试,他就会调动其主体的全部能力,如知识储备、社会意识(例如考砸后的后果)等等。在后一种情境中,即使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主体调动的自我资源储备都是全面的、整体性的,至少其意愿如此。

   那么,何谓不完全主体?它又具有怎样的运作规则?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笔者认为,培根所谓的市场假象、洞穴假象、戏剧假象(34)等观点,大体能够说明那些主体因其不完备而耽于游戏状态所能得到的乐趣,限于篇幅,我们于此暂且略过不谈。游戏中的模体也是一种不完全的模体,就是说,如果某个事物被游戏中的主体当作了模仿对象,因为主体的不完全性质,它因此就有些随便或随意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毋宁被称作“道具(prop)”。这被称作道具的模体在游戏行为中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道具化模体的功能主要是生成性的,是主体完成游戏目的的中介,模体自身的内容属性在此过程中容易被扬弃。比如说一个孩童假想自己扮作了熊,吓了友人一跳,扮熊这个过程在心理作用中经常会被轻易省略,让孩童感到有趣、喜闻乐见的是他那友人因此被吓了一跳的结果。(35)当他追求将这熊扮得更惟妙惟肖,意识到这道具的真实才能引发后果的真实,已是他主体意识发展到较高层次而出现的精神追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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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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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 2018,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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