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鸿刚:中国如何认识与应对新一轮大国博弈

更新时间:2019-11-17 21:31:45
作者: 王鸿刚  


   上述进程的发生绝不是偶然和随意的,而是体现出一贯的历史规律性。大国博弈展现出以下历史规律:

  

   一是全面性,即大国博弈是各个领域深度互动和竞争的过程。大国博弈是各个国家之间以维护国家生存为基础、以追求更多财富为动力、以谋取更高地位为目标的互动过程。这迫使各国极力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获得更大优势。即便大国博弈主要表现为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但其背后是一个相当综合和周密的运筹过程。而且,就现代国家运行的基本原理而言,由追求资本增值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由追求扩大权力所推动的政治活动、由维护自身权益所构成的社会活动以及以塑造外部空间为目标的外交活动,四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对历史上的欧美诸大国而言,面对利润诱惑、国内不断增长的社会诉求以及外部的巨大竞争压力,执政者必须对经济与政治事务、安全与发展目标、精英与民众群体、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加以统筹安排,在发展问题上谋求全面发展,在发力过程中做到全面有效。尤其是在过去几百年来频繁出现的战争状态下,各国不得不在经济发展、社会动员、军事准备、对外交涉等各个方面保持高度专注状态。

  

   二是激烈性,即大国博弈是一个残酷的过程。由于涉及巨大利益和国家命运,参与博弈的主要大国通常奉行“利益至上”,在博弈中使用多种手段,并完全根据自身利益而频繁重塑与其他大国的联盟关系。大国博弈的方式十分多样,从协作、合作到结盟,从竞争、斗争到战争,从对立、对抗到对决,各种博弈形态在国际政治中频繁出现。大国博弈常常陷入安全困境,不断突破底线甚至最终走向失控。大国博弈的激烈性还突出体现在其暴力色彩上。这种暴力色彩一方面体现为“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控制——欧洲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往往对殖民地的人民实施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奴隶贸易更是对人类基本权利进行最粗暴的践踏;另一方面,这种暴力色彩体现为大国之间的博弈关系。战争作为博弈的最常用手段,往往带来生产活动的巨大破坏和人员大量伤亡,特别是随着武器杀伤力的加强,这种暴力色彩越发凸显。在冷战中,美苏借足以数次毁灭地球的核武器相互威慑对方,更是一度威胁全人类的命运。

  

   三是长期性,即国际权力转移通常会比较曲折和漫长。“中心国家”的霸权地位一旦确立,它便可以利用这种优势获得更多财富和权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其国内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刺激更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更多资源改善社会福利以增进政治合法性,并建设装备更加精良的军事力量。这显然有利于“中心国家”长期维持自身优势。例如,现代金融制度的确立使荷兰的融资成本明显低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令荷兰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英国凭借强大经济实力而维持的庞大海军,也是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撑。而其他国家不得不受制于相对不利的发展环境,无论是制度形态的改进、重大技术的突破、反抗意识的觉醒还是崛起势头的集聚,都是长期的过程。“中心国家”所创建的国际体系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其在特定时期内符合生产力发展需求,具有一定合理性,只要其他国家能在这一体系中谋得必要的利益,它们一般不会轻易且不计后果地反对这一体系。即便是“中心国家”走下坡路、其他大国冉冉升起,旧有国际体系的解体和新型国际体系的确立也耗时漫长,不会一蹴而就。所以,荷兰作为“中心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长达百余年,英国的主导地位维持了近两个世纪;美国虽在19世纪末便成为头号经济大国,但确立西方霸主地位是在半个世纪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苏联试图建立另外一套平行体系以对抗美国霸权,但以失败告终。

  

   四是必然性,即“中心国家”的衰落及国际权力转移不可避免。从长期看,那些使“中心国家”兴盛的因素也同时为其衰败埋下种子。“中心国家”虽利用其特殊优势不成比例地占据了更多财富,但通常在分配环节出现问题,财富难免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种社会分化将缓慢但客观地削弱其社会稳定性和政治合法性,造成巨大的内部制衡。而且,由于“中心国家”处在全球产业链最高端,其国内中低端产业常常出现萎缩,而高利润部门却过度膨胀,造成经济结构失衡。这种经济结构失衡往往又带来就业市场紊乱,使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深度纠缠在一起。另外,“中心国家”以高昂代价维持军事力量、谋求对外控制的做法,也通常因为过度扩张、力所不逮而变得不可持续。而处于不利境地的其他大国,则会急迫地模仿借鉴“中心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结果是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引发多极化。“中心国家”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差距慢慢缩小,追赶最为成功的国家将逐步取代旧的“中心国家”,确立由其建立和主导的新型国际体系。

  

   五是变革性,即大国博弈的关键是哪个国家更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作出变革。无论是不同的生产力形态、不同的国家形态还是不同的国际秩序形态,过去几百年间都始终遵循着“先进取代落后”的历史铁律。当时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无情地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业已陷入僵化低效的农业、游牧和封建制度。即便是像葡萄牙、西班牙这样曾经一度领先的国家,也终因其国家政治制度中过强的封建主义特性而失去国际竞争力。相比于欧美列强奉行的以“殖民资本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国际秩序安排,美国引领的“市场资本主义”只要求各国开放商品和投资市场,避免对落后国家实施赤裸裸的殖民控制,因此后者注定比前者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接受度。从一国的历史轨迹看,运行更高效、对民众更负责的政府形态,也必然比那些缓慢迟钝的政府形态具有更强的合法性与持续性。因此,大国博弈的关键不是哪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实力是否最强。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盛衰过程,实力强弱只是一时的,而实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内部动员能力、国家战略的选择、国际协调能力等——均对博弈的结果至关重要。大国博弈的关键是哪个国家更能敏锐地捕捉时代潮流变化,并迅速进行自我调整,以顺应和引领潮流。这些有效做法包括应用更先进的科技成果,开创更先进的生产制度,建立更先进的国家形态,在对新潮流的开创和引领中实现本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后发大国若是做到这些,则很可能实现在能力和信誉方面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成为新的“中心国家”。

  

   六是局限性,即过去几百年的现代历史演进中始终有些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其一是“中心-次中心-边缘”的等级化国际体系依然没变。从荷兰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之间权力转移的结果,均是新的“中心国家”取代旧的“中心国家”,新的“中心国家”依然靠不平等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获取不正当权益,这导致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各国之间地位不平等的问题长期存在。“中心国家”奉行霸权政治的结果是“中心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矛盾突出、国际社会危机不断。其二是完备的全球治理体系仍未建立起来。尽管经过长期努力,国际社会已初步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治理客体的超国别性与治理主体的国别性之间的矛盾仍未解决,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能源危机等事关人类存续的重大紧迫问题仍缺乏有效的解决手段。其三是多数国家的国家形态和治理能力仍需优化提升。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独立的后发国家,要确保政府的自主能动地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在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做好统筹协调,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其四是人的异化问题。过去几百年间,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作为个体的人,被裹挟着卷入机器大生产,成为资本增值过程的中间环节,人被当作“手段”而非“目的”,“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未得到应有重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阶层背景下人与人之间,虽在经济上有分工合作,但常常存在严重的文化疏离和政治对立。当然,每一阶段历史演进遗留的局限性都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历史演进的契机和动能。

  

   七是统一性,即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是整体性演进过程。在自然界,各类动植物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彼此互为对方生存的条件。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后,几个主要的地域打破彼此隔绝状态,也逐步形成一套周密自洽的世界生态系统。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各个国家之间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激发了大国博弈,在大国博弈中先后实现了三次大规模国际权力转移。权力转移带来国家形态和国际秩序的进步,这种具体进步又促成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整体进步,从而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现代国家形态以及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提供不竭的动力。


三、新一轮大国博弈的焦点问题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国家形态和国际秩序的演进仍存在较大局限性,面临巨大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下文简称“四大赤字”)。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定因素急剧增多,全球发展和各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公正问题比较严重,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目标不明、思路不新和能力不强等问题,仍对各国构成持续困扰。“四大赤字”与“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大趋势共同作用,与贫富分化和人心不齐的客观现实共同作用,造成全球范围内“南北矛盾”“东西矛盾”“上下矛盾”和“左右矛盾”升级发酵。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之间、不同价值取向的群体之间的对立冲突越发明显。尤其是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发起的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升级,世界现代化进程再次进入失衡状态,内在地需要有一个从失衡到再平衡的重建过程。2008年以来,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各国国家层面,危机均沿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安全危机的逻辑快速传导。这种系统性危机业已引发多国政治社会的激烈动荡和国际热点问题更加纠缠难解。由世界经济失速、国际政治失衡、一些国家社会失稳、全球治理和部分国家治理失能、国际主流意识形态失焦而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主要大国发展态势和相互之间实力对比的悄然变化,影响各国改变原有的战略认知和战略部署,加剧了新一轮大国博弈。

  

首先,新一轮大国博弈将围绕如何重塑国际经济秩序展开。冷战结束后,大批转型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极大拓展了世界市场的范围,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如今,这一红利基本消耗殆尽,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笼罩,西方大国奉行保护主义的冲动抬头,贸易争端频发。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美国同时对主要经济伙伴发起贸易摩擦,要求修订各种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强迫他国更大开放本国市场,打压竞争对手的贸易优势。未来,通过制定新的贸易规则,最大化地占据世界市场,为本国商品和资本寻找市场,将成为大国博弈的首要内容。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呼之欲出的背景下,大国难免要在高科技领域展开激烈博弈。各国都已深知科技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国家兴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在抢夺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方面必然倾尽全力。美国特朗普政府动用全政府手段对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施打压,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强化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百般阻挠中国推进《中国制造2025》。凡此种种均反映出大国高科技竞争的激烈程度。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可持续性,未来几十年里,为资本的全球运作制定怎样的规范,如何确定全球储备货币的权利与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065.html
文章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