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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

更新时间:2019-11-17 08:53:57
作者: 梁志  
毛泽东认为不宜这样做。虽然吴努表态说此举不属于干涉内政,毛泽东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会谈结束前,吴努颇有感触地说道:“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41)

   12月2日、3日、5日和10日,周恩来先后五次同吴努会谈,双方就中缅关系、亚非会议、美台条约、中缅锡三边贸易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其中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周恩来指出,中国对缅甸提供经济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属于单纯的经济活动,决不牵涉政治。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在谈判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并已达成原则协议:根据自愿原则,侨民必须决定究竟是保留原来的国籍,还是取得侨居国国籍;根据父亲的血统来确定18岁以下侨民的身份,侨民满18岁就有自己决定的权利。中方的言外之意是,未来缅甸华侨问题也可以参照中—印尼华侨协议予以解决。(42)虽说双方在边界等重要问题上仍存在一些分歧,但在处理两国关系的大原则方面并无明显不同意见(43)。

   12月12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会谈公报,实质性内容如下: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坚定不移的方针;同意在两国适当城市互设总领事馆;准备开辟两国航空线,恢复彼此之间的公路交通并缔结双边邮电协定;从1955年起至1957年,中国每年将由缅甸进口15万吨至20万吨大米,缅甸也将由中国进口工业设备、工业器材和日用必需品;两国侨民均应尊重侨居国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两国政府也愿意保护对方侨民的正当权力和利益,尽早借助外交手段解决侨民的国籍问题;有必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44)。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缅两国总理互访明显促进了1954年至1955年双方关系的改善。中国领导人对中缅关系的发展态势感到很满意,并明确将缅甸划归“和平中立国家”(45)。吴努等缅甸高级官员也公开称赞中国的对外政策,表示感谢中国的帮助,积极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及时就双边关系问题与中国进行解释和沟通(46)。相应地,两国关系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于1955年6月8日在腊戍设立总领事馆,缅甸于8月26日在昆明设立总领事馆(47);其二,经贸往来日益长期化、制度化,中国时常给予缅甸额外的关照(48);其三,1955年11月8日,双方签订航空运输协定(49);其四,农业、经贸、宗教、文化、体育和军事等各种代表团频繁互访,且经常受到两国总理或其他政府要员的亲自接见(50);其五,1955年11月20日,中缅两国军队在位于边界附近的黄果园遭遇,爆发军事冲突,此即“黄果园事件”,边界局势骤然紧张,但由于两国政府密切沟通且均能够保持克制,1956年初边界冲突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三、溢出效应:中缅关系改善的多重回响

  

   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阈观察,中缅关系改善的结果不仅表现为两国相互信任度的不断提高和交往的日益密切,而且体现在深刻地改变了双方对外政策的格局,乃至于对亚洲局势的演变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5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两国总理顺利实现互访,中国将中缅关系视为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典范之一(51),并充分发挥这一示范作用,用以彰显中国推行和平外交的真诚意愿,进而打开更多东南亚国家的大门。例如,早在1954年7月,毛泽东就希望通过中国驻缅甸或印度大使与泰国建立非正式联系。12月,毛泽东在与吴努举行会谈的过程中,两次提出要吴努帮忙推动中泰建立并发展关系,吴努答应将中方的这一诚挚愿望转达给泰方。在准备参加万隆会议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依旧认为应争取与泰国建立接触。经过中国领导人不懈的努力,1955年底和1956年初,泰国代表团先后秘密和公开访华。与此同时,中泰两国政府代表还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举行了秘密会谈。在双方沟通与交流时,中方表示,最近几年中缅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可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邻国建立正常关系。中国愿意像对待缅甸那样对待泰国,特别是北京处理缅共和缅甸华侨问题的立场,应足以让泰国看到中方的言行一致。最终,泰国对中国建立起了最初的信任感。(52)

   在与中国密切接触的过程中,吴努政府看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从而更加坚定了其走向中立外交的决心,这一切成为缅甸改善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与前提。朝鲜战争期间,缅甸已开始尝试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推行中立外交,在两大阵营之间维持相对的平衡。(53)但总的来说,1953年以前缅甸的外交政策仍保持着一定的亲英美倾向。1954年底,随着中缅关系转暖,吴努表示将向苏联派出贸易代表团,主要目的是销售大米。次年初,苏联接待了缅甸贸易代表团,并与之签订易货贸易协定。1955年10月,吴努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在此期间,他盛赞苏联同意以工业设备和技术援助交换缅甸大米的做法,认为此举加强了两国经济关系,并请求莫斯科帮助缅甸建设大型体育场馆和国际会议大厦。此外,吴努还提议与苏联互派文化代表团。在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中,缅甸对苏联的诸多外交政策目标表示支持,包括无条件禁止核武器、支持中国收复台湾、推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及实施普遍裁军与军备控制。反过来,苏联也对缅甸的不结盟外交表示赞许,称赞缅甸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努力,并表示愿意加强同缅甸之间的联系。12月初,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回访缅甸。两国签署了贸易协定,缅甸以大米换取苏联的工农业援助。四个月后,米高扬访问仰光,又将该协定的有效期从一年延长为五年。按照新协定的规定,缅甸每年向苏联运送40万长吨大米(54)。几乎与此同时,缅甸与东欧各国之间也建立起了经贸关系(55)。从中可以看出,中缅关系的改善是缅甸推行中立外交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吴努政府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起点。

   中国因素还对缅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个别时候甚至主导着缅美关系的走向。周恩来访问缅甸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仍旧认为,如今缅甸人比以往更为了解中共的“威胁”(56)。及至吴努访华结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主要体现在对缅甸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问题上(57)。起初,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向国务院提出如下建议:在最近访华期间,吴努公开向中国保证,无意因接受美援或采取其他行动引起对方担心,虽然美国已经提出为了向缅甸提供有偿军事援助而要求仰光做出相关保证的清单,但考虑到上述情况,应暂时搁置讨论该问题,此刻无论同美国签订包含何种条件的军事援助协定,都会让吴努更为怀疑做出相关保证的后果(58)。从1955年2月开始,美缅继续讨论军援问题。在此期间,缅甸官员拒绝公开接受美国赠予军援。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判断说,缅甸政府之所以要求秘密接受美国赠予军援,是因为担心中国了解到相关情况(59)。与此同时,吴努政府在敦促美国帮助缅甸解决大米积压问题时,也时常将中缅经贸往来作为向华盛顿施压的手段。相应地,美国驻仰光官员反过来建议华盛顿暂时放弃对缅甸来说重要的大米市场,不再向这些地区提供大米援助或销售大米。不仅如此,一旦时机成熟,还应以合适的方式向缅甸提供对方急需的某些经济援助。这样便能够提高美国在缅甸的地位,逆转缅中关系继续发展的趋势,从而防止缅甸沦为中共的“卫星国”。(60)大约半年后,缅甸政府非正式地要求美国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美国国务院认为这是华盛顿采取积极行动阻止缅甸被拉入“共产党集团”的最后机会,并因此决定与仰光非正式讨论此事(61)。但在接下来的协商过程中,美国限制受援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经贸往来的法律规定严重阻碍了贷款协议的达成(62)。9月下旬,奈温将军率领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为与中国争夺缅甸,美国国务院再次认真考虑向缅甸提供军事装备一事。然而,缅甸官员对待此事的态度却不积极。(63)考虑到上述形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悲观判断:由于美国无法向缅甸提供大规模援助,华盛顿唯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延缓仰光被拉入“共产党集团”的进程(64)。总的来看,50年代中期中缅关系的改善极大地限制了美缅关系的发展,成为阻止美国向缅甸提供援助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缅关系的改善还为吴努尝试推行“小国大外交”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1954年6月底,周恩来离开缅甸后不久,吴努便公开表示,中美矛盾同二战时期同盟国与轴心国矛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防止中美两国间发生战争,他准备从中斡旋。(65)缅甸调停中美关系最成功的案例便是美国间谍案。1954年11月23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13名美国间谍予以宣判。美国军政界对此做出强烈反应,甚至发出战争威胁。(66)很快,吴努访问中国。在此期间,英国外务大臣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致电吴努,请他帮忙要求周恩来释放美国间谍。12月10日和11日,吴努分别与周恩来和毛泽东举行会谈,并请求中方释放美国间谍。总的来说,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对吴努看似“越权”的建议做出太过激烈的反应,而是较为委婉地表示,“释放总是要释放的,但是现在不能释放”,“我们是不受战争威胁的”,但“中国人民是讲交情的,人家对我们好,我们会对他们更好”(67)。在吴努返回仰光后,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还特意再次向对方保证,中国会释放美国飞行员(68)。很快,在吴努和尼赫鲁的劝说下,中国决定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前往北京和中国领导人商谈美国间谍问题的提议。作为双方协商的结果,中国同意提供13名已判刑的美国间谍和另外四名未判刑的美国空军人员的健康和生活情况资料。如果在押美国人员的家属愿意来华探视,中国方面亦可以提供方便和帮助,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予以具体安排。(69)1955年5月3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约见缅甸驻华使馆官员,请求对方转告吴努,经过审判,另外四名美国飞行员仅仅侵犯了中国的领空,第二天即可获释(70)。7月下旬,中美两国同意举行大使级会谈。为争取主动,中国同意在8月1日大使级会谈启动前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71)周恩来在向印度方面通报相关情况时表示,此事应归功于印缅两国的努力。吴努则致函周恩来,称赞提前释放美国飞行员是中国向往和平的表现。(72)

   除美国间谍案以外,在1954年至1955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吴努也试图调节中美两国的矛盾,包括劝说二者客观地看待对方以及建议美方将中美领事级会谈升级为大使级会谈,甚至一度设想亲赴台湾规劝对方派代表前往北京进行和平统一谈判(73)。当中美大使级会谈陷入僵局时,吴努再次希望居中调停,在中美两国间传递信息,并详细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例如将中美会谈级别提升到外长级等(74)。总的来说,在促成中美走向大使级会谈一事上,吴努发挥了一定的作用(75)。但在推动两国会谈取得重大成果方面,缅甸基本上是无功而返。

中缅关系大踏步前进还是影响亚洲局势的要素之一。1954年底吴努访华期间,毛泽东主动表示:“关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吴努回应道,有些国家很可能会建议邀请蒋介石。实际情况确如吴努估计的那样,在随后召开的科伦坡五国茂物会议上,是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引发争议。据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后来回忆:“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以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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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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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 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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