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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

更新时间:2019-11-17 08:53:57
作者: 梁志  
中国领导人做到了这一点。

   1948年独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缅甸始终与印度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特殊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两国曾经同属英国的殖民地,缅甸还在特定的时间被划归英属印度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吴努和尼赫鲁均信奉中立外交,前者对后者十分信任和欣赏。反过来,印度又给予缅甸相当可观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用吴努本人的话说,印度几乎给予了缅甸所要求的一切。正因如此,在何时承认新中国以及如何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等问题上,吴努经常征求尼赫鲁的意见,并按照对方的建议行事。从这一角度讲,中印关系的发展是影响中缅关系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23)

   虽然1953年中缅两国的经贸关系明显加强,甚至出现了实现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缅甸对中国这个北方“强邻”依旧存在深深的疑虑乃至惧怕。1954年4月底5月初,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五国在科伦坡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此期间,吴努请求尼赫鲁致函周恩来,代为反映“中方对缅方态度傲慢”“中国非政府组织支持缅甸反政府活动”“中国支持越南入侵老挝和柬埔寨”等相关情况,并暗示缅甸可能因此放弃中立主义。尼赫鲁要求吴努提供一些具体信息,但缅方迟迟没有给予答复。尽管如此,尼赫鲁还是于5月8日致函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N.Raghavan),让对方非正式地向中国官员解释缅甸对中国政策的反应。紧接着,尼赫鲁又通过印度驻缅甸大使向缅方提出如下建议:缅甸不宜放弃中立主义,印度与中国最近就西藏问题达成协议,其中包含处理双边关系的几项基本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中缅关系,将有助于消除某些缅甸高级官员对中国的担心,而且像印度、缅甸和印尼这样的国家应该在印支战争中发挥调停的作用。(24)

   1954年5月,赖嘉文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举行非正式会谈,向对方介绍了缅甸对中缅关系的看法。根据印方的说法,章汉夫在了解缅方的相关感受后似乎非常吃惊,并表示据他所知,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与缅甸的关系绝不仅仅止于友好,最近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便说明了这一点。他重申中国外交政策所秉持的基本原则,其他国家没有怀疑和抱怨的理由,中国并未干预缅甸的内部事务,“帝国主义”或“亲帝国主义”分子正在挑拨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亚洲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实现和平是非常重要的。赖嘉文则强调指出,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中方有必要努力缓解缅方的担心,让缅甸反政府组织清楚地看到中国不会支持他们,让缅甸政府不再担心边民具有亲华倾向。章汉夫承诺立即转告周恩来。从尼赫鲁与吴努事后的通信来看,吴努并不相信中方的保证。相反,尼赫鲁认为目前中国与印度、缅甸和印尼友好相处对双方都有利,因此中方的保证并非毫无意义。接下来,双方继续讨论应对所谓“中国干涉缅甸内政”做何反应的问题。(25)

   1954年4月28日,讨论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不久,中国外交部着手讨论亚洲五国科伦坡会议一事,认为在许多亚洲问题上,五国总理的主张与中国相同或接近。6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尼赫鲁提出的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的提议,决心发展同印度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26)21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周恩来是否在访问印度结束后顺访缅甸一事。周恩来答复说,如果尼赫鲁谈及中缅关系并建议中方顺访仰光,可表示同意。(27)

   6月25日,周恩来访问印度,与尼赫鲁先后举行了五次会谈。在第一次会谈时,尼赫鲁便谈及缅甸对战争的恐惧以及仰光坚持中立主义对维护亚洲和平的意义,并提出希望周恩来前往缅甸会见吴努。在第二次会谈期间,周恩来主动表示希望处理中印关系的五项原则能够成为亚洲国家之间处理彼此关系的普遍准则。尼赫鲁回应说,缅甸一定愿意接受,并建议中缅两国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予以肯定。周恩来当即表示愿意在返回北京途中访问缅甸。在第三次会谈时,尼赫鲁给周恩来读了一封来自仰光的电报。电报表明,吴努非常欢迎周恩来访问缅甸,并请求他在仰光逗留一晚。(28)次日,尼赫鲁在致吴努的信函中提出如下看法:很明显,周恩来希望和平解决东南亚问题,愿意尽快消除东南亚国家的恐惧和担心;中国希望看到亚洲国家自由独立,自己解决内部问题,愿意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缅甸与中国应该发表一项共同声明,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认为缅甸对中国的不满和指控一定是因为双方之间存在误解,希望全力推动两国建立互信关系(29)。

   6月28日,周恩来到访缅甸(30)。在第一次会谈期间,吴努开门见山地提出,虽然缅甸政府知道中国政府并未帮助缅共,但缅共说中国商人支持他们,一些缅共人员也确实越过边境前往中国。至于缅甸对华政策,仰光既不允许美国建立军事基地,又主动停止接受美援。虽然面对内乱,缅甸仍积极与缅北国民党残部作战。况且缅甸还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并积极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周恩来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中缅关系,中国不会对缅甸进行革命输出,可以考虑通过发表一份共同声明肯定中方提出的上述原则和立场。关于吴努所说的具体问题,有的只是传言,有的则是因为双方之间存在误解。中国充分尊重仰光处理国民党残部问题的态度和做法,愿意继续保持耐心。(31)

   29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中缅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一开始,吴努提出六点建议: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把它们包括在中缅联合声明中;不参加推翻彼此合法政权的阴谋;呼吁像缅共和蒋介石分子这样的反政府力量放弃不正确的想法,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争端;中缅将全力推动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中缅边界尚未划定,表明要采取相应的步骤;海外华侨如已取得驻在国公民身份,中国就不再将他们看作中国公民,倘若他们决定保持中国公民身份,则应继续遵守驻在国法律,不得参加驻在国政治活动。周恩来接受了第一点和第四点。关于第二点,周恩来认为,假如按照缅方的意见行事,会让人误以为两国间真的存在这样的问题,倒不如写明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适用于中缅关系中的一切问题。吴努表示同意。关于第三点,在周恩来看来,同样容易引起误解,恰当的做法是充分强调中缅两国间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吴努建议加入某种其他表述,如不输出革命、不违背人民共同意志等。周恩来表示接受。关于第五点,周恩来表示,他本人无权做出这样的声明,边界划定是一个历史问题,太具体了,过去从未解决。吴努表示同意。关于第六点,周恩来解释说,中国政府即将与印尼代表商谈华侨华人问题。同印尼解决该问题后,中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同缅甸等其他国家处理华侨华人相关事宜。目前既然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若像吴努建议的那样对华侨华人问题予以详细表述,必然牵涉两国国内法律和国际法。吴努表示不在联合声明中谈及此事。最后,双方又就中国和平外交、缅甸中立政策以及缅共和国民党残部等具体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32)当天,中缅两国总理按照事先约定的内容发表了联合声明(33)。

   应该说,从总体上来看,周恩来此次缅甸之行达到了预期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缅甸对中国的疑惧。在与周恩来的会谈过程中,吴努明确表示他已经开始逐渐信任中国。在7月1日致尼赫鲁的信中,吴努表示周恩来给所有见到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的来访将大大便利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19日,吴努在演讲中指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赢得了许多外国人的尊重。9月23日,缅甸驻华使馆官员甚至告知英国驻华代办,缅中双方均无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两国总理联合公报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足以使缅甸共产党颠覆者气馁。不仅如此,在访问缅甸期间,周恩来还邀请吴努回访中国,并答应同他一起去云南看看,以增进对方对中国的了解。所有这一切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打下了基础。(34)

   同样,此次访问缅甸也让周恩来看到了吴努坚持中立外交的意愿和决心。或者说,访问缅甸与印度以及参加日内瓦会议一起成为推动中国进一步发展同周边国家乃至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原动力(35)。7月7日至8日,周恩来相继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57次会议,并做关于日内瓦会议、访问印度和缅甸等相关问题的报告。一系列外事活动让他亲身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很希望我国能参加国际事务,有欲关不能之势”。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并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11条意见:“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和平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八、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与苏新国家(苏联与东欧新民主国家)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36)此后,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陆续接待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一批批代表团。在所有这些外交活动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和平”“和平共处”等概念,“中间地带”上升为与“两大阵营”并列的表述。与之相联系的是,在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话语体系中,过去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仆从国”的某些亚洲国家,如今被重新命名为“新兴民族国家”或称之为“和平中立派”,以同美国的“主战派”和英法等“维持现状派”相区别。(37)

   吴努访华事宜确定后,中方建议缅方暂不对外公布该消息,何时宣布吴努访华则由两国政府共同决定。缅方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但没过多久,中国便改变了想法。9月8日,章汉夫约见缅甸驻华使馆官员,并表达了如下意见:中方于7日公布了尼赫鲁即将于10月中旬访问中国的消息,如果也能够很快宣布吴努访华,那将带来更好的效果。在征得缅方同意后,《人民日报》于14日在头版发布关于吴努将于12月应邀访问中国的消息。(38)至于中方转变态度的原因,表面来看很可能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有关,中国希望借此打击美国,并向亚洲国家进一步表明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决心。从更深层次上观察,此事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中缅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

   11月30日,吴努开启访华之旅,逗留时间达半月有余(39)。12月1日,毛泽东与吴努举行会谈。会谈从两国关系历史开始,毛泽东还特意为元朝和清朝发生的两次中缅战争而向吴努致歉,为会谈营造了平等而友好的气氛。吴努回应道:“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强调中缅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目标等方面的共同点,并在此基础上就双边关系中的若干敏感问题尽可能打消吴努的疑虑和担心,如指出中国相信缅甸不是故意容留国民党残部,且已命令中国边防军仅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边境一步;承诺绝不利用逃往中国的缅甸反政府力量;欢迎缅甸在昆明设立领事馆,以便让缅方相信云南省不会做对缅甸不利之事;反对华侨拥有双重国籍,主张华侨应遵守居留国法律,与当地政府和人民友好相处;边界划定目前解决不了,将来一定解决。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表示自己的知识很少,希望能够到缅甸增长知识,各民族要相互学习。(40)

12月11日,毛泽东再次与吴努举行会谈,提出要真正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诺不会利用缅甸共产党或华侨干涉缅甸内政,强调大小国平等。在谈到某些具体问题时,毛泽东十分小心,极力避免引起对方的误解。比如,谨慎地提出西藏方案对于缅甸解决内乱问题的适用性。再比如,当吴努表示要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到缅甸了解缅甸政府的立场和缅甸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态度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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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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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 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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