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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软实力研究在中国:一个概念演进史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9-11-17 08:51:36
作者: 胡键  
(17)那么,软实力究竟如何“中国化”的呢?

   (一)概念的演变

   正如前文所述,奈的软实力概念在中国不仅有理解上的演变,而且在概念的使用上也是在变化的。尤其是近些年来,由于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都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因此,尽管在学者发表的成果中仍然有软力量这个概念,但软实力的概念显然在国内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广泛。不仅如此,由于奈的软实力概念首要的内容来自文化,因此国内学术界特别强调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国内一些学者从奈的软实力概念阐发出“文化软权力”或“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与前面关于软权力和软实力的讨论一样,国内学术界最初也使用文化软权力这个概念。通过“中国知网”进行主题词搜索,文化软权力这个概念由陈玉聃在2006年初较早公开使用。他认为,奈虽然提出了文化是软权力的主要来源,但他并没有研究文化在哪些条件下可以成为软权力。他指出,文化的软权力化需要三个条件:文化的传播能同化他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人观念的同化有助于本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在通过文化同化实现本国目标的过程中,国家的控制力得以增强。奈所引为例证的美国流行文化的某些内容确实可以软权力化,但其他种类的文化大多不符合这些条件。因此,在研究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要去“泛权力主义”的色彩。(18)不过,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引发了争论,有学者指出,文化必须“软权力化”,当然文化的软权力化也是有条件的,即文化的先进性、国内有效运用的资本,以及强大的传播和辐射能力,特别是要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只有这样,一国的文化才有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19)

   然而,文化软权力概念的使用在国内学术界受到冷遇,每年用这一主题词发表的论文只有个位数。而用文化软力量概念发表的论文就更少了,所以在这里就不需要讨论了。相反,以文化软实力概念为主题词发表论文的数量却直线上升,有些年份竟然达到一千多篇。从检索来看,2004年《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率先使用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当年只有两篇文章,第二年就上升到20多篇,这个概念用得最多的是报纸,也有一些学术期刊开始使用这个概念,不过主流的学术期刊尚未使用。到了2007年,主流学术期刊和主流报纸开始大规模使用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这一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从此以后,国内学术界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不仅相关研究不断深入,而且还把文化软实力视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当代中国强国的使命。(20)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文化软实力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创新话语,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做出的创新理论概括,又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强大的精神力量。(21)一些学者进而指出,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包括以下4方面的任务:同步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彰显中华民族的国际自信力;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结合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进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2)鉴于此,有学者指出不能把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对文化的宣传、包装与推广策略,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建构战略来落实。(23)

   (二)概念的演变更反映了内涵的变化

   从软实力到文化软实力的演变,不只是概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内容的变化。奈认为软实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文化和对外政策对外能够产生软实力,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政治价值观能够产生软实力是需要讨论的。奈所说的软实力并非是从国家内部来分析的,而是从对外的角度来认识的。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文化的作用,文化具有可分享性的特点,“任何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一方面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多重复合体增添了色彩,另一方面也为其他民族的成员贡献了可分享的精神财富。”(24)但是,从国际关系来看,政治价值观是不可以分享的,如果要把一国的政治价值观“分享”给另外一国而成为软实力,极大的可能就是强制性地要求对方接受,但强制性接受就不是软实力,而是现实主义的“改造”,是“负软实力”。从美国冷战结束以后对外输出政治价值观的情形来看,“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原本是美国对外的“价值观改造”,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软实力受到严重伤害。这些情况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叠加在一起,使美国的吸引力等相关的软实力急剧下降。(25)与美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学者眼中的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完全是“中国化”的阐释。在中国学者看来,文化软实力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人文精神,即“重天道”“法自然”“尚人道”的人本主义;反省自求、提升自我的内省主义;“尚中贵和”的“中和”思想;“克己复礼”的礼仪主义。这是“中国品格”所在,也是世界普存的“中国元素”,它们不仅能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柔性一面,而且作为资源要素也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26)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学术界所论及的文化软实力内涵更强调国内社会的内化问题。因此,学者们大多把文化软实力与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认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要以意识形态为引领,因为,意识形态对文化软实力具有“定责、定向、定性”作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逻辑要求在于,保持意识形态的客观性、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要求在于,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内说服力、对外影响力和全球竞争力。(27)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在党和政府的组织力、感召力、凝聚力、动员力,其灵魂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8)这种观点虽然很难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但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之下却获得了合理性的接纳。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关于文化软实力国内社会内化的研究,不仅用于对中国自身的研究,也有学者将这种方法用于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上。例如,陆钢认为,美国外交决策虽然主要以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手段实现战略目标,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在笼络各国人心、争取精英认同和修复国家形象等方面展现了强大的能力。美国文化软实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拥有比较灵活的文化体制和深厚的文化资源基础。(29)与此相似的研究还有叶淑兰对日本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刘晓音对俄罗斯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刘笑言对新加坡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曾信凯对印度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等。(30)这些情况表明,关于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中国学术界所指的与美国学术界所说的大相径庭。

   (三)软实力研究范围有较大的拓展和延伸

   中国学术界把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引入到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单位或组织(主要是企业)等的研究上,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概念,如“区域软实力”“城市软实力”“企业软实力”“执政党的软实力”等。学术界使用“区域软实力”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31)并几乎同时就有学者关于建立区域软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32)。实际上,国内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学者多少会涉及这个概念。与“区域软实力”相比,“城市软实力”概念在国内学术界的使用更加广泛。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软实力”这个概念就与国内关于城市研究的情况相伴相随,也同样涉及建立城市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这里不一一枚举。“企业软实力”则是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而形成的一个概念。至于“执政党的软实力”则是国家软实力延伸到执政党的软实力建设时候形成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但直接用“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这个概念的论文并不多。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就是通过说服、公信、吸引和感染人民群众,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先进性建设、正确的政策策略和良好的政党形象等一系列核心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水平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以及自身的吸引力和社会整合能力,从而说服、吸引和凝聚起民众,获得支持,不断走向成功。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信息时代政治传播的感染力、政策和行为的公信力等。党的软实力与执政合法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党的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执政合法性的三种资源之间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33)不过,也有学者从政党发展的角度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对内部成员主要靠强制性才具有凝聚力,但无产阶级政党最初由于自身并不拥有国家的合法暴力,需要发动民众来支持其革命,主要甚至只能依赖软实力。革命成功以后,要使自己的政权稳固、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也需要有软实力。(34)软实力的内涵在这方面的拓展是奈不可能想象得到的。

   奈认为软实力主要是由无形的资源产生的,很难进行量化研究。然而,中国学术界却不这样认为,而是为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评估构建了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当然,不同学者建立的指标体系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唐代兴提出了一个静态的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体系,其构成要素非常抽象,而且基本上主要用一个指标来衡量,即创新力。这样的指标体系无法进行测量。(35)花建等也构建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文化软实力要素指标体系(统计指标),(36)在这个体系中,文化软实力共有6个一级指标,32个二级指标。但是,除了“本国国民对本国所持的好感”等少数的几个指数是属于文化的“软”资源指数,这个指标体系基本上是文化的“硬”资源指标。此外,有几个指标值得商榷。例如,“全球化指数”高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其文化软实力就强,另外,“和平指数”“暴力行为控制指数”“文化融合性指数”“创新指数”等指标难以确定。此外,“出国旅游人数”也很难与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联系起来:因为出国人数的多少与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没有直接的关系;出国人数多,假若出国的人在行为方式上很糟糕,不遵守文明的准则,那么出国人数越多,就意味着文化软实力越弱。此外,在这个指标体系中,多个指数是静态的一次性指数,而不是定期发布的动态指数,因而很难具有说服力。在吸收了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胡键也建立了一个指标体系,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评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状况。(37)显然,从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来看,中国学者对软实力内涵的理解和运用与美国学术界相比大相径庭。因此,不能因为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我们就不用,中国学者不仅可以对这个概念进行创新研究,而且通过学术交流,也可以反馈回美国来影响美国的学术界。学术交流与文化交流一样,在对话中交流、吸收,在创新中又回流。(38)

  

   三、软实力的功能:中美在战略层面的分歧

  

软实力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中美双方学者的观点也是差异性非常大的。而学者的观点常常与国家的战略有关,或者说,国家战略影响学术研究,这二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奈虽然没有直接用“功能”这个词,但在其著作中是有所论及的。奈指出:“同化权力(即软权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发展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资源等。”(39)另外,奈又在《软力量:世界政治成功之道》一书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软力量”就是“吸纳力——左右他人愿望的能力——依赖于一国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依赖于通过操纵政治议程的选择,让别人感到自身的目标不切实际而放弃表达个人愿望的能力”。(40)我们可以从这两段话来理解奈的软实力功能:第一,改变别国的意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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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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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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