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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猛:萧公权的南渡北归:学人的浊世选择与命运

更新时间:2019-11-13 21:50:16
作者: 刘猛  
寄托着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担忧。在非常状态下,自身若沧海一粟,若江海扁舟,只能顺应时代以便残喘。于萧公权而言,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不仅顾虑自身安危,也深怀家国哀愁。

  

   萧公权的个人选择,不是仓促冲动的,而是理性分析的,这无疑得益于他的学识,得益于他的知识训练。具体来说,得益于长久学术训练所产生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历史意识来源于史书,通过对史籍的研读,在长时段历史里通过对既往事实的分析,预测历史走向和当下社会变迁,从史实中得教训。政治意识来源于政治学知识,从政治学理论和原理中,从各国政府和政治的变化中,预测政体变更、政治走向和社会未来。萧公权研究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于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都极为熟稔,这些知识储备构成了他判断政治形势和历史走势的资源。南渡之际,他认为战争形势不容乐观,日本不会只侵占沿海各省而是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所以他认为迁校应该迁往四川,一劳永逸不再二次播迁。北归之际,虽然抗战结束,但是山雨欲来,他对于国共较量的形势大概也有前见之明,于是乘桴浮海,避居海外。可以看出,无论是南渡之际对于中日战争形势的预言,还是北归之际对于国共内战的估测,他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都在起着支撑作用。它们支撑下的个人选择不一定绝对正确,但是在抉择之际总不失为一条妥当的路径。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对于萧公权来说,确是如此。其后,萧公权由南京政治大学转赴台湾大学,再转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于美国西海岸数年,并终老于那里。在一个变动的大时代里,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命运。与同时代学人相比,萧公权的幸运之处在于,虽然几经播迁,他都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既没有断裂,也没有受束缚。他写出了流传青史的几部名著,享誉学林,光彩千年。

  

   二〇一八年五月八号于清华园

  

   注释

   *作者简介:刘猛,法学博士,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1]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108—109页。

   [2] 参见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 太虚空里一游尘》,黄山书社,2009年,第25页。

   [3]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109页。

   [4] 《教育部函长沙临时大学关于选送教授支援边远事(1937年9月8日)》,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 教职员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9—400页。

   [5]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拟予补助边省大学教授之学程及拟予接洽延聘之教授》,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 教职员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0—401页。

   [6] 《函请查示贵校教授吴大猷萧公权赵人?张洪沅四人之任教时所支原薪及折扣办法由》,X1-3:1-11-011,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7] 《致萧公权:函示因应中英庚款借聘执教四川大学以一年为期拟暂时请假一节应予照准函复台察由》,X1-3:3-37-012,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8] 《致萧公权:函示因应中英庚款借聘执教四川大学以一年为期拟暂时请假一节应予照准函复台察由》,X1-3:3-37-012,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9] 《历次校务会议及评议会关于教工待遇问题的报告与议决事项》,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2页。

   [10] 《致萧公权:函复本年度准予休假研究下年度起照章应请回校授课以慰望由》,X1-3:3-50:2-048,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11] 《萧公权休假研究薪照原数自八月起发付》,X1-3:3-50:2-046,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12] 《致萧公权:函达奉梅校长核示发薪办法可照拟办理出国川资暂照扣每月三十元但此款不宜久悬应请于廿九年内偿清最妥等因即希台察》,X1-3:3-50:2-047,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13] 《致萧公权:函复下学年仍不能返校廿八年度所支薪金及出国川资未清之数应请清还以清手续由》,X1-3:3-50:2-057,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14] 梅贻琦等:《纪念联大九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 总览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15] 1940年7月17日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一四九次会议》记录,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 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4页。

   [16] 参见1940年8月28日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一五三次会议》记录,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 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17] 参见1940年9月9日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一五四次会议》记录、《第一五九次会议》记录、《第一六一次会议》记录,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 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9—150页、156页、158页。1941年7月4日,西南联大校务会议决下学年不再设置叙永分校,参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第三届第五次会议》记录,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 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5页。叙永分校于1941年12月迁回归并本校,参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记录,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 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7页。

   [18] 南渡之后,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于1939年3月离校从政,就职国防最高委员会,张奚若继任政治学系主任。参见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 太虚空里一游尘》,黄山书社,2009年,第184页;《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八年度参加西南联大服务之教师名册》,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 教职员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6—299页。

   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虽然合校,但合中有分,保持各自独立。张奚若除了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还是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主任。1937年10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决设十七系;10月4日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决推定各学系教授会主席人选,政治系教授会主席为张佛泉(北大);但张佛泉坚辞不就,10月8日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改推张奚若为政治系教授会主席。参见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第八次会议》记录,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 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9页、11—12页。亦参见《长沙临时大学关于各学系名称及各系教授会主席名单的笺函(1937年10月)》,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 教职员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10页。1939年6月13日常务委员会第一一〇次会议议决,“本大学各学系教授会主席,自下学年起一律改称为系主任”,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一一〇次会议》记录,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 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4—95页。

   [19] 《张奚若函梅校长关于萧公权休假逾期不归事(1940年7月10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6—328页。

   [20] 战时教职员薪俸先除去五十元基本生活费,余数按七成发放。参见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记录,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 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页。按照昆明生活指数,1939年下半年和1940年上半年,300元仅相当于战前63.8元和42.4元;参见《昆明历年生活指数与联大教授薪给比例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1页。

   [21] 《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

   [22] 《历次校务会议及评议会关于教工待遇问题的报告与议决事项》,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8页。也可参见《梅贻琦函章名涛、浦江清、刘崇鋐催照章返校事(1941年10月30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8—329页。

   [23] 《致萧公权:函复下学年仍不能返校廿八年度所支薪金及出国川资未清之数应请清还以清手续由》,X1-3:3-50:2-057,清华大学档案馆藏。川资未清之数的具体数目,原档为空白。

   [24] 《致萧公权:函复下学年仍不能返校廿八年度所支薪金及出国川资未清之数应请清还以清手续由》,档号X1-3:3-50:2-057,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25] 《致萧公权:函询前函想已收到如何请早赐复》,X1-3:3-50:2-062,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26] 吴大猷:《回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26—27页。有的学者认为吴大猷的讲座教授薪水400元,实际支薪320元,比西南联大实际支薪拿到的要多。参见康兆庆:《抗战时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研资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6年,第127—128页。但是其是以吴大猷1935年的薪俸为标准计算的,至于1938年吴大猷的薪俸是否与1935年相同,则尚存疑问。

   [27] 萧公权:《小桐阴馆诗词》,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第91页。

   [28] 《国立清华大学现有教职员(包括休假或请假在国内外今夏返校者)及眷属人数清册》,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 教职员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6页。

   [29] 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140页。

   [30] 《顾毓琇(一樵)致浦薛凤信》,浦丽琳编著:《海外拾珠——浦薛凤家族收藏师友书简》,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73页。

   [31] 《致函赵守愚询问来校任教的详情》,1-4:2-104-017,清华大学档案馆藏。这封写于1947年10月的信与《问学谏往录》有冲突,萧公权在《问学谏往录》中谓全家1947年8月从成都飞往重庆,该信中尚谈由成都赴北平的路途及费用问题。

   [32] 吴大猷:《回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46页。

   [33] 参见吴大猷:《回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33—47页。

   [34] 可参见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至1937)》,三联书店,2005年。

   [35] 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102—103页。

   [36]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37] 关系都是双向的,萧公权晚年撰写回忆录,对张奚若、钱端升的意见仍然甚大。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110页。

   [38] 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104页。

   [39] 萧公权晚年回忆录对钱端升、张奚若评价颇低,这固然与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同有关,但概与私人情感也不无联系。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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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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