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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爱民:“整合”与“引导”:国家认同的秩序逻辑

更新时间:2019-11-13 07:25:06
作者: 暨爱民  
国家认同之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整合,进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着更清晰的体现。在古代中国社会,囿于血缘系谱、地理区域、自然生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耕生活模式和由此而来的制度体系、意识形态、价值信仰等文化特质,中国不同地区、族群和文化之间差异很大,社会缺乏内在的驱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发生的基本力量,而一直处于诸如韦伯所言“传统型”的政治与文化秩序之下。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法政治和儒家文化体系。正是由于这一基础的文化特质和道德属性,千百年来中国形成了“伦理政治”的历史与文化惯性,人们更愿意在文化与道德的领域中寻求心理归趋和意义体系的建构或重构。因此,在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整合和国家秩序,与其说是人们往往借助对王朝国家政治架构的认同来实现,倒不如认为是以一种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而完成的。正是这种民众在对国家意义理解上与政治本质的偏离,造成了长期以来传统中国政治的伦理化意识和伦理政治结构,也致民众的国家观念因根深蒂固的纲常伦理、君臣之维而一直不甚清晰。据乔治·H.米德对传统王朝国家政治的观察:人们实际上处于一种相互隔离的状态,但却认同“同一君主”。因此,“服从君主这种关系自然就成为最重要的关系”,以此作为人们相互联结的纽带,“建立并保持这样一个共同体”。[9](P241)米德之论,提示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共同体之下,个体、集团或各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往往是通过从属于、效忠于共同的君主或帝王家族来表达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其中文化要素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制度性结构本身,在对王朝政权认同的背后是文化认同的本质,统治者则以此来“拢聚”充满差异的社会。

   若从中华民族建构和国家统一的积极意义言之,这种形式的国家认同,在古代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巩固、社会稳定与延续,各民族相互交融、不可分割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包容多元文化、血缘种系的中华民族概念形成及其内涵丰富,都提供了系列的文化符号和价值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王朝国家政治、社会的整合,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文化的作用机制。而随着古代中国的疆域拓展,这种形式的国家认同的工具理性更有出色发挥。历史中形成的以儒家文明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在进一步加强古代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空间、甚至不同血缘民族的既有国家认同和维系国家稳定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展了古代中国作为国家政治单位的成长空间。反过来,对不同民族的成员而言,古典社会的现实生活则要求他们只有“融入这一庞大的国家文化体系”,增强对国家的认同,其自身意义和价值才能得到实现。[10]也就是说,在共有的王朝中枢体系下,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内部的政治安排与社会秩序亦得以稳定、和谐。当然,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自国家认同到政治社会一体化的文化路径。

   但也值得注意,如上所言,在传统中国,人们主要基于文化来建立对国家的认知和理解,即使如米德所观察到“从属于同一君主”的这一政治隶属关系,其基础也是建立在文化要素上,更由文化来加强。在严格的政治要求的意义上,这也说明古代中国不同人群和民族建构此类国家认同的要素,一开始就难言完整,尤其缺乏与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核心利益的关联。因此,这种基于“天下国家”体系而来的政治与社会一体化,无论之于君权集团核心还是边缘的“臣民”阶层,都有着相当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易引起社会动荡以至王朝国家政治权力的转移。当然,这种政治与社会整合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加上前述关于国家认知的模糊性,反过来又可说明古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复杂性及其一定程度的变易性。在传统中国,一旦内外情势发生变化,引起政治、文化、地域、宗族或族群等认同的加强,交集威胁或动摇既有的顶层认同结构与体系,联结不同认同之间的链条或纽结可能发生错位、扭曲甚至断裂,国家、社会的一体性被分解,引发国家政治秩序与社会状态的剧烈变化,国家的合法性丧失,最终发生国家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人们的国家认同也将被重塑或转移——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朝。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和20世纪初新型共和国家的建构,演绎了国人新型国家认同建构的历史,也展现了国家政治与社会由分解状态到重新整合一体的变化,更表明传统王朝国家认同走向衰减,王朝体制下国家认同危机通过政治与社会的质的变化而得以充分表达。具言之,一方面是王朝国家原有社会、政治组织、价值结构与国人固化的精神模式被打破;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国家观念逐渐觉醒,传统意义的王朝国家开始向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转变。从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到普通大众,中华民族概念开始成为统合具有不同民族身份最重要的符号,传统的以文化要素为核心依据而建立起来的王朝国家认同发生重大转向,认同的主要依据从血缘、历史文化传统转向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法律要素,在建构新的国家认同过程中,政治、社会重新整合,开启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

   从理论上来看,共同体内政治、社会的一体化,是国家认同形成后其自身内在的一种能力和要求。总体而言,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利益、文化等的多元共同体,相当程度的同质性是其内在要求。这也就需要国家政治、社会的高度整合,与其关联的秩序逻辑,一方面要求政治层面“硬”力量的维系和保障;另一方面则要求广大国民心理上形成对这个政治实体的一致感和共同体感等“软”力量的支持、巩固和深化。于国民而言,人们在共同疆域、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传统和共同价值观念中结成一个整体,即谓对共同政治屋顶的一致性认同是共同体内每个成员应有的内在品质,也是民族国家统一、稳定,民族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社会心理基础和重要条件,直接确定国家政治的合法性,进而影响民族国家整体建设的开展和完成。换言之,国家认同与国家政治、社会的秩序成正向的逻辑关系,国家认同程度越高,就更容易整合多元的充满差异的社会,国家也就越安全,其政治运行越顺畅,社会越稳定。而一旦国家认同出现危机,也即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的心理基础发生动摇,其整合功能将被削弱甚至丧失,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的分歧、矛盾与冲突凸显出来,威胁到国家安全、统一和稳定,[11]国家、社会将陷入失序。就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只有当人们认为自己同属一国时”,[12](P90)国家才能稳定存在。以此而言,国家认同问题所关涉的不只是学理层面的价值和逻辑意义,而且还有对当下国家政治、民族与社会秩序中的整合机制和作用。

  

   三、国家认同之“引导”

  

   由上文所讨论的国家认同整合机制,也可推导其内在理路中之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引导功能。具言之,即国家认同引导国内之民族认同、地域认同和宗教认同等次层级认同的正确方向,以协调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少数民族内部、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推进国内民族和谐关系建设,增强各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

   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向度上,群体认同与个体参与群体行为的意愿或实际行动密切相关。或言个体的群体认同感越强,其参与群体行为的意愿就越强,实际行动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在群体行为中,群体认同成为决定群体及其成员行为效果的最核心力量,对个体的群体行为具有直接的动员和组织效应,进而调节人们的行为意愿。[13]具体就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社会的心理结构而言,基于血缘系谱的民族自我认同、历史文化认同、地域认同和宗教信仰认同等,有可能成为“分散”甚至“转移”国家认同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国家认同的秩序逻辑及其机制,又使之能积极地引导国内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地域认同和宗教认同的方向,从而将各族民众的意愿与行为导向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上来,有效地组织、协同各民族克服因差异所造成的认同分歧和冲突,塑造、巩固共同体意识及其一致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目标。因为在多民族国家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具体民族的自我认同,在表现为对本民族的血缘情感、地域、文化和利益关切的同时,也有着对高层的国家政治系统迫切的需求和归属情感,这些心理相互依存、交织,“形成民族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14]对民族社会“秩序”起预警、调控和保障作用。

   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直接要求一体的国家认同的确立,作为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与社会稳定、有序的保障。具体对我国民族地区而言,国家认同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除上述学者所提示的具有社会预警、调控和保障等作用外,还有引导各民族群体及其个体的意愿与行为协同、消极情绪调节与消解,以及引导民族认同提升的作用,从而调和少数民族与国家、少数民族内部、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真正体现国家认同作为国家、社会秩序核心要素的作用。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国家认同引导并协同我国各民族参与国家建设的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

   如前所言,集体行动对个体具有强化效应。在集体行动中,个人的集体身份、内外界限愈发明确,这进而使集体的凝聚力更为强大,个人与集体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不同个体的意愿与行为更为趋同。也就是说,我国各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越强,就越能形成对国家建设的义务感、责任感,引导各民族确立共同的目标以及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调和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个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克服分歧,化解矛盾,达成共识,实现国内各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一体的民族国家建设行动中团结一致,通过积极参与民族国家共同事务的意愿与行为,表达出明确的国家归属感和国家成员的责任感、行动力。

   另从国家边疆安全来看,我国自东北至西北、西南边疆,地域辽阔,边境线漫长,绝大部分地区为少数民族分布区,特别是有许多为跨境民族。边疆地区这一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加之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边疆地区认同结构的复杂性。这不仅影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是以从我国边疆的民族构成、地域、文化等实际出发,通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提升边疆地区各族民众的国家自觉和国家公民的身份意识,引导我国边疆各族民众的心理归趋,深化、加强边疆各民族一体的国家认同,淡化边疆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克服因各民族自我认同、地域认同和宗教认同而产生的离心与排拒,提升边疆民众之国家建设责任感,对于我国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举足轻重。

   第二,国家认同引导各民族群体及其个体成员调节情绪差异,消解冲突与对立,引导各民族群体及其个体成员致力于国家团结性与凝聚力建设。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皆有自我之历史、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计方式和价值观念,其间差异较大。正是由于各民族历史、血缘、文化、信仰及其所处地域的客观差异性,各民族的利益与诉求存在很大不同。这就很容易在某些时期的特定区域或特定事件中,不同民族将会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与行为反应。若不同民族的情绪因民族、文化、利益诉求与价值差异而呈对立状态并突破临界点,将会引发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民族地区社会的秩序机制与稳定局面将被打破而陷入混乱,进而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造成严重阻碍,甚至影响到国家安全。但如前所言,群体认同不仅对群体及其个体成员参与群体行为的意愿与实际行为有着强大的动员与组织作用,而且还可以通过对个体心理变量的影响,来引导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调节情绪到一种缓和的状态,确立一体的价值观念,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具体在我国国家认同建构、各民族团结性与凝聚力建设过程中,即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我国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对时代、任务、问题的价值认识与阐释。在此价值基础上确立的国家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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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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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教学与研究》, 2018,V52(9): 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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