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友东:西方文明叙事模式评议

更新时间:2019-11-11 07:29:11
作者: 李友东  
约翰·克里斯托夫·加特尔(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有了共同的经历,以及应如何划分整个人类的历史。他认为,自1500年以来,欧洲大国的崛起和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让欧洲经验独一无二,并给予西方以主宰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33)

   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半期的赫尔德继续强调西方文明叙事中的“进步”意义:“希腊人在埃及人的作为上再接再厉,罗马人则高高站在整个人类的肩头。这才是‘进步’和‘持续发展’的真实含义”,他强调东西方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近东的民族有着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得到与西方和北方民族完全不同的指导、塑造、基调和精神的结构”。(34)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随着德国在中国的节节胜利取得的一系列殖民权益,赫尔德开始将中国比作“木乃伊”和“冬眠动物”。(35)

   很明显,“西方”历史叙事的“文明”化,大致完成于启蒙运动时期;而西方文明史具有“进步”的意义则基本形成于浪漫主义时期。伏尔泰、杜尔阁、孔多塞和赫尔德都试图写作普遍文明的历史,目的在于用启蒙叙事取代基督教的历史。(36)

   (三)19世纪:“西方文明”代表一种集合与“西方文明”层累叙事的完成

   自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随着以英法两国为核心的“西方”将世界85%的土地变为殖民地、保护地、附属国,“西方的崛起”达到了顶点。(37)“西方中心论”也随之甚嚣尘上。

   与这种历史背景相伴随的,是“西方文明”开始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集体”或“集合”的名称,来指代欧洲英、法、德、意、西等殖民国家及其生活方式和历史。1828年,基佐提出了“欧洲文明”的概念,认为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各国的文明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一致性”。(38)黑格尔则认为,文明世界内仅有的三个民族是英国、法国和德国。(39)兰克也认为:罗马帝国衰亡后的拉丁与条顿民族之间的互动,给欧洲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新的文化与文明,“文明同时包含宗教与政治,而所有的这些力量都朝其理想的自由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我们时代带着一种对与生俱来推动力的确信,大跨步朝这一目标靠近。……事实上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最终结果。这也表明:民主观念及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势不可挡的”。(40)大约同时期(1822年)的多米尼克·杜福德·普拉特(Dominique Dufour de Pradt)的国际关系研究表明,法国和德国学者开始用东西方差距取代此前数百年间主导欧洲精神地图的南北差异。俄罗斯开始从北部强权转为“东部”强权。(41)而19世纪60年代,在瑞士学者布克哈特给出的“文艺复兴”的定义中,认为“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意大利)外表生活的美化和提高是世界其他民族中间所没有的。……是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的”,“这个进程的一般结果就是,在此前把西方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教会(虽然它已不能再继续这样做下去)之外,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影响的力量,这种精神影响力量从意大利传播到国外,成为欧洲一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必需的东西”。(42)

   另外,“西方”“文明”“进步”的历史,开始包括此前在启蒙运动中被贬斥的“中世纪”,完成了有关西方文明连续性叙事的建构。在19世纪前期(1816年前后)黑格尔的论述中,已约略可以看到某种包含中世纪在内并指向未来的“西方”历史叙事的雏形。他认为:“唯有在西方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才首先得到发展,光明在西方才首先达到灿烂的思想,……我们第一次在希腊人里面发现这种自由”,“希腊文化透入到日耳曼世界里面;罗马人形成两者之间的联结点”;“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此外它又通过昔时的普遍教会传来,这个教会本身也是导源于罗马的……日耳曼人的粗犷性格,必须通过来自罗马的教会与法律的严格训练,受到磨炼。通过这种训练,欧洲人的性格才成为柔韧,担当得起自由”。(43)

   在19世纪,虽然“东方”作为“他者”,已经有了很多诸如“放纵、激情、停滞、异教、女性、古老、奢靡、野蛮”等标签,其形象已经很“丰满”,但什么才是“西方文明”的特质,又该如何依据这种特质定义“西方”意义上的“我们”,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使得在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内部,身份认同出现了混乱。一方面,在宗主国内部,仍主要依赖种族和阶级认同。例如法国的巴尔扎克称他的法国农民同胞为“纯粹而简单的野蛮人”、而意大利的北方人认为南方人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其政治制度,而是因为其生物学意义上的低等、野蛮、无能。(44)另一方面,当作为宗主国的英格兰人遇到同样是英帝国臣民的印度人,又或英国中产阶级遇到沾染了“东方特质”的堕落贵族和不道德的穷人时,不知该如何区分彼此。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西方文明”的新文化、新价值和新身份属性开始出现。“西方”(West)开始与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包括民主、现代、公平、进步、科学、世俗理性等联系在一起,变成了具有价值观意义的“Occidental”;而所谓“文明”,则代表着接受这种“西方化”的程度。处在“中心”的英、法诸国,至少已经“部分”文明化了;而处在“边缘”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则还没有实现“文明化”;因此处在“文明”中的人民,自然可以去“拯救”那些还没有“文明化”的人民。(45)

   到19世纪中期,在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内部完成了对东西方文明属性的“二元对立”的“建构”工作,并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在殖民帝国的中心,将“东方”的污染从“西方”空间中清除出去;第二,在海外,利用“东方”文明的差异性,突出“普世”的西方现代性。(46)至此,“西方”的形塑得以完成,“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出现。

   (四)20世纪上半期:“西方文明”阵营的不断扩大

   美、德两国在国家文明属性上具有“西方文明”特性,是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产物。

   美国独立后,大幅向密西西比河流域扩张领土,与欧洲列强发生尖锐冲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提出了“西半球”、“新世界”和“西方的西方”等概念,宣布美国与自18世纪七八十年代到拿破仑战争期间仍处在专制主义、君主制、同盟政治和无尽战争中的“旧欧洲”不同,美国将领导“西半球”创建一个基于广泛信仰之上的世俗政府,成为共和体制的坚强堡垒。(47)对美国的态度,欧洲人的看法主要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欧洲人将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看作不同于亚洲、非洲的文明,认为它们是欧洲的“女儿”和“继承者”;(48)但另一方面,又强调美洲文明不同于欧洲、“西方”,只有欧洲才是西方。(49)直到19世纪30年代,出于对抗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需要,英、法才开始将美国视作西方世界的一员,开始称美国人为“美洲的西方人”。此后借助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提升了自己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力量。(50)

   德意志地区的情况有些复杂。一方面,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思想界”认为德意志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在历史进程上属于它;但另一方面就德意志民族而言,因为19世纪前十几年的拿破仑战争,德意志民族对法兰西是拒斥和憎恨的,而法兰西则是德意志民族想象中“西方”的代表。由此,德意志形成了仇“法”、仇“西方”的传统。“可憎的法兰西民族”是德意志人“自然而传统的”敌人,是“肮脏、无耻、没有纪律的种族”。而英格兰则像法兰西一样无可挽救地属于“西方”,也许更甚。此后,在德意志民族看来,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没有心灵的国度”取得了与另外两个邪恶代表并列的位置,并且不久就位列首席。(51)经过一个世纪与法国的敌对,特别是80年中连续打了三场毁灭性战争(1870-1945),法国、德国两个国家开始意识到,要结束长期战争和血腥苦难的历史,必须实现国家间的和解,必须认识到法国与德国之间在文化上具有亲和性,而其他欧洲国家则对此表示赞成和鼓励。(52)直到1945-1959年情况才有所改变,此间德国不断有党政要人在重要场合郑重重申德国的基督教和人文主义起源,德国这才回归到“西方”阵营。(53)

   其他如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虽然在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期曾经被视为“欧洲的心脏”,(54)但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这一地位被否定。到19世纪时,它们被视为“盲目的天主教徒”,是反对世界进步的大本营,不被“西方”所接受;二战以后,又因为其威权体制,长期受到孤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才被接纳为欧盟成员。(55)

   总体来看,现代“西方”文明史所说的“西方”概念,并非是古已有之,而是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中期,随着现实的发展,由西欧历史、北美历史“层累”地加以构建的。

  

   二、西方文明“层累”叙事不断承载的各种历史意义

  

   在有关“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逐渐形成之后,它开始不断承载各种历史意义,以证明“西方文明”崛起的合理性。

   (一)黑格尔以“层累”叙事证明“西方”是“世界历史”的归宿

   黑格尔从“人类”和“世界精神”发展的角度,揭示世界历史联系性与整体性的做法,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有启发作用。虽然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的方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但马克思仍旧评价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56)黑格尔将“现代性”的核心归结为主体性原则和批判性反思。(57)按照这一标准,波斯历史“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开始”,此后希腊和意大利是“世界精神”的故乡,“到了希腊人那里,我们马上便感觉到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里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精神’的园地”,“我早先已经把希腊比作青年时代”;罗马国家因为其法律,因为其基督教,进入了“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的自由精神、封建制度、教会和国家的对峙以及“理性的”宗教改革所代表的“精神的自由”等,则进入了“老年时代”,以上诸阶段都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的精神”有密切的联系。(58)而“东方”的“远亚细亚”(中国和印度)或者说是“广大的东亚”“是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隔开了的”,只是因为存在过,以及“我们研究的缘故”,才“能够走进历史联系中间”。(59)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已经能够初步地看到他对“西方”和“现代性”的界定,利用的正是“层累”地构建“世界历史”即“西方”历史的思路。其中,“亚洲是起点”,“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60)

   黑格尔的目的在于证明“西方”文明是“世界历史”的归宿,证明人类历史从不自由到自由是一个从“东方”向“西方”的“进化”过程。“进化论讲求的是历史变迁的顺序,今天的欧洲文明在进化论眼中,并非仅仅是跟古代文明不同,而且在时间顺序上处在初级到高级的演进顺序的高端”。(61)其他地区如果没有同欧洲接触,也就没有历史,只有同欧洲进行接触,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代文明才可能拥有工业化、制度化的全民教育,由此肯定西方在“世界历史”现代早期起到的历史原动力的作用。(62)

在黑格尔“层累”构建的历史中,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过去”与“现代”的划分,客观上为“西方”对“东方”的批判提供了合法性。通过将“东方”置于“世界历史”进化链条的远端,得以将“东方”社会置于西方“过去”的历史时间轴上,“东方”作为“他者”是落后的,“他们”在“我们”之后,并且要沿着“我们”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在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时,人们不会意识到孔子生活的年代与希波战争、埃斯库罗斯是同一个时期,而是认为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只是“古文明”,它们在时间上位于“过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8934.html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 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