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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标准”的小说与“小说”的标准

——以《天香阁随笔》为例

更新时间:2019-11-10 20:00:08
作者: 欧阳健 (进入专栏)  

   在具体作法上,关于文言小说的条目,是这样的:举凡宋代之前的文言小说(即有的学者所称的"古小说"),不管是符合古人的概念,或是符合今人的概念的,只要是可考的,就尽可能全部收入;宋代、元代的文言小说,大部分收入;对明、清两代的文言小说,则作有选择的收入,入选者大抵是那些符合或接近于今人的概念而又比较重要的作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这种"既不摈弃前者,也不拒绝后者","既尊重前者,也采纳后者"的原则,说起来似乎有理,其实很难照办。特别是明、清两代,是文言小说写作的高峰,对上千部作品"有选择的收入",那些被舍弃的作品又该怎么办呢?

   时代要求制订新的界定小说的"标准"。1998年10月在南京、1999年4月在长春,先后开了两次文言小说研讨会。在侯忠义先生主持下,着重讨论的正是"小说"的界定。与会专家最终达成以"叙事性"作为区分小说与非小说的共识:举凡具备一定情节与审美意趣的叙事作品,均视为小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小说研究的重大突破,而编纂《全清小说》的二十年,就是执行这种新"标准"的学术实践。

   从消极方面看,对历代书目中小说家类的作品,一一进行鉴别,剔除了非叙事性的"丛谈""辨订""箴规",仿佛使小说的总量减少了;但从积极方面看,我们所做的不光是减法,更多的却是加法。

   郑樵《通志略·编次之讹论》说:"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可见在古人看来,最易混淆的书是小说。而在他一百年之前,欧阳修编纂《新唐书·艺文志》,就已经把《旧唐书·经籍志》"志神志怪者"十五家一百五十卷、"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六百年后的清乾隆朝,《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言道:"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因而将小说的一部分归入杂家,都是由于分类的相紊,既可能把不是小说的算作小说,也可能把是小说的不算作小说的典型事例。

   早在唐代,刘知几就提出过"偏记小说"的概念: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馀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史通·杂述》第三十四)

  

   其中"偏记""小录""逸事""琐言""杂记""别传",乃至部分"地理书""都邑簿",都具有显著的叙事性,视具体情况将其入选为小说,就大大地扩展了小说的领地。

   当然,这项工作既不能从概念出发,也不能从目录出发,而只能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欧阳修不过是把《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部分书目,搬到《新唐书·艺文志》而已。《全清小说》则要对现存作品进行查阅和鉴定,工作量之巨是不言而喻的。《全清小说》共收录清代小说500馀种,3000万字,其中约100种未经小说书目著录。如《无名氏笔记》(不题撰人)、《书事七则》(陈贞慧撰)、《原李耳载》(李中馥撰)、《馀生录》(张茂滋撰)、《瘿史》(梁清远撰)、《物感》(李世熊撰)、《花间谈往》(花村看行侍者撰)、《惕斋见闻录》(苏瀜撰)、《胪传纪事》(缪彤撰)、《浔阳跖醢》(文行远撰)、《嗒史》(王炜撰)、《天香阁随笔》(李介撰)、《闽中纪略》(许旭撰)、《仁恕堂笔记》(黎士宏撰)、《海上随笔》(刘翼明撰)、《暑窗臆说》(王钺撰)、《洱海丛谈》(同揆撰)、《志壑堂杂记》(唐梦赉撰)、《瓯江逸志录》(劳大与撰)、《西神丛语》(黄蛟起撰)、《知我录》(梅庚撰)、《青社遗闻》(安致远撰)、《海外记事》(大汕撰)、《北墅奇书》(陆次云撰)、《蓉槎蠡说》(程哲撰)、《漫游小钞》(魏坤撰)、《谔厓脞说》(章楹撰)、《玉錞于》(吴元枢撰)、《闲居偶录》(徐时作撰)、《沮江随笔》(朱锡绶撰)、《左庵琐语》(李佳继撰)、《隻麈谭》(不题撰人)、《凉棚夜话》(海槎客撰)等,在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都未著录。

   由于古代小说的情况各异,全书均为叙事性小说的,自应全部收录;全书均非叙事性小说的,则不予收录。问题在于,有的杂传类著作,仅有部分叙事性小说,本应剔除非叙事的成分;但考虑操作之不易,故仍将全书收录。当然,叙事性外延也不能过于扩张,某些叙事性很强的文类,如诗话、游记、日记、年谱、志传之类,也都不再列入。

  

  

   为了展示以新"标准"对小说的鉴定与评析,且以《天香阁随笔》为例。

   按照传统目录学,《天香阁随笔》一书,应著录为"子部·杂传类",它不曾被小说书目著录,小说研究界也没有以《天香阁随笔》为对象的成果,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在知网试以"篇名"输入"天香阁随笔",搜索结果为0;而以"关键词"输入"天香阁随笔",结果得四篇文章:1、《童谣〈张打铁〉如何风靡南方》,2、《〈点绛唇·湖歌〉版本及其作者考略》,3、《徐霞客家庭悲剧及李寄生年再探讨》,4、《探觅山居庵旧址--李寄辑理〈徐霞客游记〉的地方》。前两篇是因《天香阁随笔》记录了《张打铁》与《点绛唇·湖歌》,后两篇是因《天香阁随笔》作者辑理了《徐霞客游记》,才得进入"徐学"研究者的视线,都与《天香阁随笔》自身的文学价值无关。

   今本《天香阁随笔》二卷,题"江阴李介介立撰",收录于《粤雅堂丛书》。作者李介(1619-1690),又名寄,字介立,号昆仑山樵、萍客、白眼狂生、因庵,江阴人。母周氏,为徐弘祖(徐霞客)之妾,因不容于嫡母,有孕而出之,生介,育於李氏,遂以李为姓。李介性颖异,博闻强识,少应郡试,拔第一,既而悔之,弃去。顺治六年(1649)奉母居定山,授徒为业,终身不娶。母卒,隐居由里山(花山)之山居庵。著有《天香阁文集》七卷,《天香阁外集》一卷,《停車》《髡春》《谷口》《附游》《偕隐》《晴川》《鸣蝉》《听雨》、《孤筇》《息影》《搔首》《一笑》等诗集二十四卷,并搜集整理《徐霞客游记》,推为最佳版本。

   咸丰壬子(1852),伍崇曜为《天香阁随笔》作跋,引原书徐恪题识曰:"《随笔》八卷,杂记鼎革间琐事及遗闻佚诗,予稍删其仙释迂诞之说,录存若干页,亦可以见先生大概矣。"《天香阁随笔》原为八卷,经徐恪"稍删其仙释迂诞之说",《粤雅堂丛书》厘为二卷。伍崇曜评论道:

  

   内如备载万元吉《筹军录序》全文,暨将赴滁阳上疏《疆事不堪再坏疏》等,均足补史乘之缺,其他野史亦未及详载。又如纪吴三桂伎陈元事,与钮玉樵《觚賸》及各说部互异,亦足以备参考。又如痛诋洪文襄,不遗馀力,亦无怪其然。至如史阁部"将略或非所长",而身骑箕尾、气壮山河,论古者作恕词焉可耳。

  

   伍崇曜关注的是四大要点:

   第一,备载万元吉《筹军录序》《疆事不堪再坏疏》,均足补史乘之缺。万元吉是作者最推崇的人物,评论道:"元吉久在行间,熟谙兵事,故南渡后所上诸疏,俱凿凿可行。此则初入朝第一疏也。惜乎奏九成于聋者之侧,耀五釆于瞽者之前。予录此疏,以见当时非无人也,有人而不能用,千百年后,同一发嘅耳。"同样的感慨,在抄录张亮奏"复雠义不容缓"议论道:"当其时,神京既失,中原板荡,而两淮安帖如故者,西有亮而东有路振飞、王燮也。诸公才气,皆足以办贼;而庸奴当璧,奸相当轴,腐儒当阃,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第二,纪吴三桂伎陈元事,与各说部互异。《天香阁随笔》最关键的要点是:

  

   田皇亲觅女优于姑苏,得元,歌舞冠一部。平西既破闯贼,入京都,宴于皇亲家,出女乐侑酒。时平西入关讨贼,苦形劳神,必报君父雠,以五千兵破贼数十万,于永平连战,至都邑,疲敝数月矣。至是贼走,复始解甲欢饮,有一夕之乐。见元艳甚,而音歌又精,独数数顾视元。及元捧觞为寿平西前,平西连举数大觥。是夜,皇亲送元平西军中。

  

   据《天香阁随笔》,吴三桂是在"既破闯贼,入京都,宴于皇亲家"时,方第一次见到陈元的。吴伟业《圆圆曲》云:"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颠倒时空,竭力回护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罪行,也许是为自己的屈节仕清解脱。

   第三,痛诋洪文襄,不遗馀力;第四,史阁部"将略或非所长",论古者作恕词焉可耳,说得不错。因篇幅所限,就不展开了。

   --要之,以上四条,皆从"可补史乘之缺"着眼。然以新小说"标准"衡量,《天香阁随笔》是"标准"的叙事性小说。

   先说书名"天香阁随笔"。季芝昌《丹魁堂詩集·九日游由里山九莲禅院》云:"朝朝排闼送遥青,真面相看别有情。选佛登临九莲界,老僧消受万松声。天香颓阁空怀古(寺旧有天香阁),云影归山喜放晴。多感三舟学陶岘,邀宾载酒证诗盟。"李介晚年,隐居由里山之山居庵,号由里山人,当时至九莲禅院天香阁,故引作书名。至于"随笔",恰是小说书名之最常见者,洪迈《<容斋随笔>序》谓:"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

   李介以"介两姓,历两朝",怀有强烈民族身世之感。他是乙酉(1645)江阴民众反清斗争的积极参与者。江阴守城八十一日,原已决心与江阴城共存亡,绝食待死,惟因老母尚在,经朋友力劝,方饮下汤水。但清兵的残暴,烈士的抗争,都印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天香阁随笔》的主轴,便是民众的抗清之志。如:

  

   王云冈,镇江人,以弩名,客居江邑。乙酉之变,兵至城下,死于弩者无数。城破,逸去。王善制弩,有求弩者,相其人材力所宜,授以弩,并授以射法。意所欲射,百发百中。不经指点,虽得其弩,无用也。有人受其弩与法,发不准,请更,王乃援矢起,命物而中,矢矢相属,一拨之间,其人乃悟。唐时润州弩手在太原上,今犹有人得其遗妙如此。

  

   邵贰公,徽人,贾吾邑,有胆勇善射。大兵入境,慨然率吾邑人直抵夏港,发二矢,连毙二人。回顾,无一人在者,因反走。后欲以兵法部署予邑,人群噪而下之狱,城守事急出之,并力堵御,大有功焉。城破被获,不屈而死。

  

顺治二年乙酉(1645),是明末清初之痛。"乙酉"二字,在清初小说频率最高。"兵"与"大兵",指的是南下的清兵。《天香阁随笔》写于康熙十三年,其时清政权已经基本稳定,倒叙十年多前的抗清事迹,是需要勇气,也需要策略的。两位义士,一是王云冈,一是邵贰公,虽不是江阴人,但同样参与了抗争。作者巧妙地写他们的弩与矢,前者是"兵至城下,死于者无数",后者是"大兵入境,慨然率吾邑人直抵夏港,发二矢,连毙二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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