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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

——一种新全球治理理念的构建

更新时间:2019-11-07 19:48:48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一定要结合对当代全球化阶段“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矛盾运动的研究,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运动,不仅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的复杂与多样,而且推动了其在曲折中的发展。应当看到,在当代全球化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不断遭遇种种挑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故其实际作用和成效远达不到人们的预期,以至于令不少人对其产生种种疑虑,不过,从整体上和发展趋势来看,它们绝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恰恰相反,这些挑战和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转化为其发展的机遇和直接动力。其主要根据是:“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活动在整体上是有一个底线的,即:人作为类而存在,其本身不允许不同文明体、国家、集团、阶层、非政府和超国家组织、个人间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和由此所产生的风险,以及他们的相关认识框架、价值观念、目标设计间的龃龉和相持,使其整体的存在条件丧失。否则,“人的存在”就不能称其为“人的存在”了。没有这个底线,作为类而存在的人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到今天。例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尽管这一和约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因为,作为类而存在的人,在其本质是宇宙中的一种发展的形态,而不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形态。所以,可以说,在当代全球化阶段“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运动中,各种风险越大,越是危及整个人类的存在条件,不同的文明体、国家、集团、阶层、非政府和超国家组织、个人,越是能感到确立和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的重要和紧迫,从而越是会在相关实践中注重创设其不断实现的条件。正因为如此,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确立和贯彻与全球治理实践,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举步维艰,一波三折,然而,人类在总体上仍没有丧失超越其制度困境的动力。

   最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与全球化一样,“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矛盾运动也具有主客体双向性。因此,笔者上文论及这一矛盾运动是不依任何文明体、国家、集团、阶层、非政府和超国家组织、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不是说作为类而存在的人对这一矛盾运动只能被动接受,在它面前无所作为;也不是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可以自然而然的确立和发展,当代人必能坐享其成。进而言之,当代全球化阶段“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矛盾运动,是由不同的文明体、国家、集团、阶层、非政府和超国家组织、个人的具体活动构成的。所以,虽然,当代全球化阶段“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运动,是不取决于任何文明体、国家、集团、阶层、非政府和超国家组织、个人的意志的,但却取决于他们在整体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矛盾,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整体状况。例如,在一定时期内,不同的文明体、国家、集团、阶层、非政府和超国家组织、个人在整体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一矛盾运动,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整体状况,直接决定“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矛盾运动的方向,即:是向有利于“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方向运动,还是向着不利于“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方向运动。就这一点来看,可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是“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发展到当代全球化阶段的产物,然这并不意味着即便人类在整体上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矛盾运动,也没有毁灭其自身的可能。

   综上所述,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笔者所提出的“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矛盾运动及其演变规律的论说[19],构成了“正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关系的历史观基础”。其方法论意义就在于:有助于当代人类认清“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由以产生的深层机理,昭示它们形成和发展规律与特点,构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不断自觉地创造“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解决的条件,从而把命运紧紧把握在自己的手中。笔者以为,只有“‘正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关系的历史观基础”,才能进而在逻辑上进一步展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关系”的系统研究。然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往往忽略或缺乏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作用的复杂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类而存在的人的精神发展高级形态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全球治理的灵魂,贯穿于全球治理机制的各个环节,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本身是复杂的,有其不同的类别和层级。探询不同类别特别是不同层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作用的复杂性,是笔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间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二个逻辑环节。

   成立于1992年的国际民间组织——“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Our Global Neighborhood,也译为《天涯成比邻》)的研究报告中,把全球治理界定为:在全球层面,通过控制和追求目标,以产生跨国影响的各级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甚至包括被卷入更加相互依赖、急剧增加的世界网络中的大量规则系统,从而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全球治理的这一界定是否很准确,笔者姑且不论,这里首先就这一界定本身在方法论上所直接涉及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作用的问题,陈一管之见,以便在逻辑上从中引申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的关系问题。

   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全球治理发展的程度,直接取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中确立和贯彻的程度。众所周知,全球治理是作为“世界政府”的替代应用而生的,反映了人类试图寻找在国家政府治理与无政府状态间的一种治理秩序,即非政府的全球治理[20]。其根本特征是:它包括国家政府和国家政治间组织的作用,然不以类似国家政府的权威为基础,而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全球治理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有多种属性和特点,如:其主体具有多元性和不平衡性,其客体具有多样性和跨国性,其规则是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统一,等等。在全球治理机制的这些属性和特点中,“其规则是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统一”至关重要。进而言之,全球治理机制是一个由不同层级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见下文),然把这种复杂结构联结在一起的是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规则。而不论是制度性规则还是非制度性规则,其制定(或约定)及其实施必然缘于不同层次行为体的参与、谈判、协商和协作。毫无疑问,这种参与、谈判、协商和协作的效能,取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中确立和贯彻的程度。换言之,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中的一定程度的确立和贯彻,有效的参与、谈判、协商、协作以及相关规则的合理制定与全面实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中的确立和贯彻受阻,全球治理机制就必然会不断被溶蚀,难以凝聚为一个整体,从而全球治理的实践也就会越来越名实不符。

   笔者以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机制,其各个环节都渗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亦即“伙伴关系”和“意见一致”的意识,内含着人类对一种善治秩序的设计和追求。这正如本世纪初不少国外学者所发出的共同声音:“治理体系正在全球层次上发挥作用,而且它们建立在根深蒂固的信仰、惯例与制度之上,尽管益受变化影响,但它们仍为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和整体利益奠定了基础。”[21]这里所说的“信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笔者以为,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詹姆斯•N•罗西瑙所言全球“治理就是秩序加意向性”[22],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这里需要加以对此进一步说明的是,“秩序加意向性”不是“秩序”和“意向性”简单的相叠加,而是这两者内在的相互渗透。

   既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机制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本身作系统的结构性分析,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否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有会蜕变抽象的原则或毫无意义的空洞口号,从而使正确地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构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成为不可能。笔者这里所说的“结构性分析”是指: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有着不同类别、特别是不同层级上的认知内容的复杂整体来把握。

   就其精神文化表现形态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可分为两大类别:一是社会意识形式类别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即有着明确规范的、理论性的和自觉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它主要体现在各种媒体、话语、著述、相关治理纲要和明确的行动纲领中;二是社会心理类别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即没有明确规范的、经验性的和自发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它渗透在人们的情感、经验、意志、习惯和日常生活中。这两者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一方面,后者是前者由以产生的基础,在全球治理机制中起着前者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是前者在全球治理机制中起作用的情感、意志、经验等根蒂。另一方面,前者是后者在观念形态上的集中反映,是后者的升华,在全球治理机制中起着旗帜鲜明的引领作用,并使后者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作用保持着相对持续稳定的状态。要言之,没有社会意识形式类别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社会心理类别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积极影响就是不稳定的,忽隐忽现的;没有社会心理类别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社会意识形式类别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所起的旗帜鲜明的引领作用,就会沦为“自说自话”或空洞的意识形态话语。为此,在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作用时,既要重视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类别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特点,也不能忽略作为社会心理类别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特点。这两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否则,作为整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不可能成为全球治理的灵魂。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这两大类别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过,本文的重点还不是上述这两大类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而是不同层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但对它们做一简要交代,在研究逻辑上是必要的。

就其层级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大体可分为三种:精神文化层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具体制定和实施各类全球治理机制规则层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全球治理机制与地区或区域治理机制、民族国家治理治理机制关系层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第一层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3],体现于蕴含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各种行为体的信仰、观念、情感、意志和习惯等中,并藉以依托文字和口语交流、情感交流等形态显现出来。毋庸置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精神文化层级的统一性,其存在于包括个人在内的各个行为体的精神文化中。然而,因在传统、信仰、语言、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基本制度以及所直接面对的具体问题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行为体不仅对精神文化层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有不同的表述,而且对同一表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有着不同的体悟和认知[24]。“不同的表述”特别是“不同的体悟和认知”,就构成了精神文化层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这种复杂性,也反映了具有不同利益关系的行为体在所依据的相关认识框架、价值观念、目标设计方面的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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