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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多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以1935-1945年的阎锡山为个案

更新时间:2019-11-06 07:47:56
作者: 王奇生 (进入专栏)  
在阎看来, “日本可抗, 红军不可抗”。有鉴于此, 阎锡山乃转而借助共产党的人才, 借鉴共产党的办法, 以强化自身的统治基础与军事实力。徐永昌如此评价阎锡山:“人谓共党无可惧, 阎先生惧之;人谓共党不可近, 阎先生近之。”阎锡山确因“惧共”而走向“近共”。

   牺牲救国同盟会 (简称“牺盟会”) 即是阎锡山在与红军交战之后所做的“近共”、“师共”的大胆尝试。据徐永昌说, 牺盟会最初是张慕陶替阎锡山策划成立的。张慕陶做过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和张家口特委书记, 后被中共开除了党籍。不过, 牺盟会于1936年9月正式成立后不久, 阎锡山即将牺盟会的工作交给刚从监狱出来的中共党员薄一波负责。薄一波是山西定襄县蒋村人, 与阎锡山的老家五台县河边村相邻, 北伐时期加入中共, 是太原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兵委书记、中共北方局军委秘书长等职, 1931年被捕入狱, 1936年9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安排下以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布脱离共产党的方式出狱。阎锡山派人主动联络薄一波, 有意利用其共产党人的组织特长来帮助自己运作牺盟会。几乎同时, 中共也积极谋求改善与阎锡山的关系。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趁机安排薄一波去阎锡山手下开展秘密的、特殊形式的“统战工作”。

   大约从1936年5月开始, 中共的战略逐渐转变, 认识到“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尤其是8月下旬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 中共政策的重心转向“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随着政策的转向, 中共对阎锡山的方略也由武力攻伐转向“统一战线”。10月, 毛泽东指示彭雪枫、刘少奇等人, 急需同阎锡山搞好关系。12月2日, 毛再次致电刘少奇, 要求他速与阎锡山、傅作义接洽, 并表示在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的条件下, 红军愿意服从阎锡山的统一指挥, 并不干涉晋绥行政。

   徐永昌私下对阎锡山的施政与处事常有批评, 但对这一时期阎锡山的抗日态度一再称许。今天我们仍能从徐永昌的日记中体察到当年华北军政人物所面临的来自日本谋求华北的巨大压力。自1935年以来, 这种压力越来越大。对阎锡山来说, 山西是他倾注一生心血的基业, 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故对日本人的入侵, 势必拼死抵抗。当中共主动提出要和他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时, 阎锡山欣然接受。据徐永昌观察, “阎先生始终与共党有些联系, 自以为利用之, 而彼亦何尝不讲利用”。阎、共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利用, 自是实情。基于阎的处事风格, 当阎锡山看到降日、迎蒋可能危及他的存在, 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时, 转而将中共作为新的暂时的同盟者, 并借鉴和利用中共的“厉害”以壮大自身, 更不难理解。

   徐永昌并不否认阎、共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所共具的民族主义意识。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 徐永昌即感慨:“最奇是阎先生亦力主抗战, 从前常谓中国经不起日本几点钟攻击, 此时完全否认, 极端认为民气可使”。1939年初, 徐永昌又感慨地说:“阎先生多年来总不愿离开山西, 但是今番却用着他这一点, 恐怕阎先生对国家真正有利的努力这是第一次。”徐永昌虽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 但对抗战初期中共的抗战意志亦十分肯定, 声称:“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 八路军第一, 李宗仁次之, 其余类多口是心非。”正是双方共具的强烈抗日理念, 成为抗战初期阎、共合作的重要基础。无视这一点而仅看到阎、共的相互利用, 显然是不公允的, 同时也无法理解抗战最初两年间双方的良好合作。据徐永昌日记载, 抗战初期, 阎锡山十分赞同朱、毛的军事主张, 并羡慕八路军军纪好, 能游击, 也准备在山西组织动员民众开展游击战。而牺盟会的运作更集中体现了抗战初期阎锡山的左倾取向。

   据当事人薄一波的说法, 阎氏筹办牺盟会的策略是:请一位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 以山西抗敌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面目出现;采取共产党的措施和主张, 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话”, 组织上戴阎锡山的“帽子”——这样来扩充实力, 应付危机, 渡过难关。薄一波认为, 阎锡山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共产党人给他输血, 企图加强他在同日本、同蒋介石的抗衡中讨价还价的资本, 同时又可以回过来抵消中共的影响。不过, 薄一波承认, “阎锡山的变化, 使山西得以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抗日救亡环境。”在薄一波的忆述中, 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 阎锡山一度给他所领导的牺盟会以相当的信任和积极的支持:“我们可以放手进行工作, 工作起来真是如入无人之境”。牺盟会成为一个戴着阎锡山“官办”帽子, 实际由中共领导的特殊组织, 用薄一波的话讲, “形式是阎锡山的, 内容是共产党的”, 有点类似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形式 (中共党团员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开展活动) 。阎锡山欣赏、羡慕共产党组织民众和军队的一套办法。他希望通过牺盟会这个组织, 利用共产党人帮他组织群众, 组织军队, 扩大自己的实力和政治影响;中共则以山西特有的“合法”方式, 贯彻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到1939年秋, 牺盟会会员发展到近90万人, 牺盟会领导下的农救会会员116万余人, 另有脱产的农民自卫队、游击队约10万人。

   除组织动员民众外, 阎锡山还同意薄一波在原有晋绥军之外另组建一支新军。阎锡山将其命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新军于1937年8月1日成立后, 委派政治委员, 实行民主集权制, 强调军政一致, 官兵一致, 军民一致等, 均是学习红军的做法。政工干部也全部由共产党员和激进青年担任。到1939年夏, 山西新军已有4个纵队, 分布于晋东南、晋东北、晋西南和晋西北4个地区, 总计发展到50个团, 主力部队5万余人, 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山西旧军。此外, 薄一波等人还进行了地方政权的改造工作, 到1938年初, 山西全省的105个县中, 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或决死队的干部充任, 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显然阎锡山与中共有过一段“蜜月”时期。

   对地处贫瘠陕北的中共来说, 能得到阎锡山的允许进入山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自是求之不得。因为陕北向西、向北均没有发展前途, 出路只有向东或向东南。1936年11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红军的发展和行动方向做了这样的分析, 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向东南, 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 在军事上有很多限制, 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很多阻碍, 有游击队帮助, 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 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 是抗日的, 对扩大红军也有利, 但也要估计会受到敌人的限制。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害, 一般地说是向东, 向东南比较困难。阎锡山说日可抗, 红军不可抗, 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

   陕北的东面是相隔黄河的山西。故毛泽东认识到“经营山西, 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 决定“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 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抗战全面爆发后, 中共的首要问题即是如何与阎锡山搞好统战关系。在商得阎锡山的同意后, 八路军3个师均部署于山西:一一五师在晋东北, 一二〇师在晋西北, 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山西成为中共开展抗战与寻求发展的首选区域。1937年9月29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等, 阐述八路军在山西作战的战略意见, 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 河北、山东不久将失陷, 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这一形势将影响到上海战线发生某些变化, 南京将被大轰炸, 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 这根本的是因为有八路军, 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 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毛泽东深知阎、共合作对中共发展的重要意义, 故特别重视与阎锡山保持良好关系。10月19日, 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等, 强调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 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12月2日, 毛泽东再次指出:“山西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 尤其是与阎的关系, 特别在日寇缓进、阎留山西的条件下, 我们更应避免与其作不必要的摩擦。”

   中共在山西的活动是通过两个途径进行的:一是通过薄一波在阎锡山体制内运作牺盟会和新军;二是八路军在阎锡山体制外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活动。八路军由抗战开始时的两三万人,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迅速发展到20余万人, 相继建立了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几个敌后根据地, 均是以山西为中心展开的。因为日本入侵, 阎锡山要借助中共的力量抗击日本, 若没有阎锡山的良好合作, 八路军在抗战初期的发展壮大不会那么顺利。对中共来说, 山西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是其从西北向华北乃至华中发展的重要枢纽。由于在山西成功开局, 中共才有进一步向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区域顺利拓展的基础。

   阎锡山与中共的合作自然是有限度的。他要借中共的力量以抗日, 学中共的做法以强己, 也要“师共之长技以制共”。在外界以及阎的自我认知中, 他最会审时度势, 权衡利弊。当中共势力在山西的发展及其所作所为侵蚀到他的切身利益时, 当牺盟会和新军的膨胀有可能脱离他的实际控制时, 他势必要调整和改变其策略。

   虽然中共中央积极维持与阎锡山的良好统战关系, 无奈八路军和牺盟会的地方与基层干部仍未完全改变过去的阶级斗争式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 在发动群众和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 难免过于激进, 每每引起山西旧派军人政客的不满, 也超出了阎锡山容忍的限度。由于八路军与新军部队发展太快, 扩兵和筹粮筹饷直接侵蚀晋绥旧军的利益。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扩大和县村政权的改造, 势必与阎锡山争夺敌后地盘。中共党组织的大发展, 更对阎锡山构成威胁和刺激。当中共自夸“共产党在今天已形成为华北最大党, 八路军也成为华北最大的军队”时, 山西“阎主共客”的关系也发生根本性转变, 特别是阎锡山直接创建并寄予厚望的新组织 (牺盟会) 和新军 (决死队) 也有可能失控时, 阎锡山自然无法容忍。

   晋西事变发生后, 阎锡山致电重庆军委会, 请示应对八路军介入事变的处置方针。阎提出两个方案, 一是“藉剿叛军名义北上, 肃清共党势力”;二是“就事论事, 用政治方法解决”, 并表示“前者有扩大之虑, 后者有养痈之虞, 究以如何处理为宜, 请核示”。但蒋介石迟迟未予答复, 也未公开指责中共。阎只得再向重庆表示:在未得中央明令前, 对八路军当“意图避免冲突”, “决不以一区之事搅乱中央全盘计划”。直至1940年1月10日蒋介石始回复阎:“查此次晋西部队叛变, 共党否认系其策动, 我为振肃纪纲, 剿灭叛军, 自属名正言顺。阎长官所拟一、二两案, 以第一案为妥。”

   蒋介石的迟疑态度值得注意。据蒋日记显示, 自西安事变以来, 蒋对阎锡山一直心怀不满。据其事后提及, 西安事变之发生, 阎锡山有“促使张学良谋叛”之嫌。西安事变善后时, 蒋对阎锡山出面调停严加拒绝, 称:“此人诚阴险卑劣, 不顾大局之徒也。”抗战全面爆发前夕, 蒋介石将“阎、共、日、俄”列为自己最头疼的四大问题。抗战全面爆发后, 阎锡山对国民党中央的态度仍无改变。1938年8月28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致函中央秘书长朱家骅称:山西人选最难物色, 凡接近阎先生者, 皆不敢接近中央, 其接近中央者, 皆阎先生所不信任。其与中央部队接近之县长、专员皆被撤职。山西问题, 仍不脱阎先生服从领袖, 而军事政治一惟阎先生之自由支配, 虽中央亦不得过问。

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后, 蒋颇担心“阎、汪携手对日妥协”。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亦向重庆中央告状, 称阎锡山成立牺盟会、公道团是, “一意另造势力, 弁髦中央法令”, 对其“大事扩张其力量”深怀疑虑。徐永昌也承认“阎先生先爱己, 后爱国, 终是二等人才”。晋西事变前数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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