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再生”意味着，“通过我们存在意识的改变，我们成为我们自身”(24)。在自然科学的世界定位中，借助于一种必然的超越，我们可以认识一切此在的对象，但是，人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全体世界却是凭借自然科学“绝对无法理解的世界”(schlechthin Unbegreifliche)。在此，自然科学的知识暴露出一种绝对不可逾越的困境，每个人都感到“仿佛被夺去了生存的基础”。

　　 就像在许多诊所和医疗事务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在日常医疗实践中，某种“话语性压制”(Eine diskursive Verdrngung)直接影响医生的本真规定，从而构成一种实实在在的边缘境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医生首先要考虑到这些边缘境况和自身的生存，然后把自身的医生身份与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区别开来。借助于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医生为患者赋予一种实践行动指南，并提供其“自我选择”的机会。因此，对于今日医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批判性地探究医学中自然科学现状的背景情况，在积极的医患关系意义上，批判地询问从外部施加于自身的医疗行为以及预先规定的原因，从而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开业或临床实践的重大意义，并且负责任地面对患者的边缘境况。

　　 从“生存”与“边缘境况”这两个核心概念入手，雅斯贝尔斯努力重构技术时代医生与患者的新的关系类型。众所周知，医患关系是医疗人员与患者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在《古往今来的医生职业》中，瑞士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Henry E.Sigerist)曾经指出：“医患关系是一种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5)具体而言，每一个医疗行动始终涉及两种当事人：医生与患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据此，他区别了三种医患关系类型：第一，主动与被动型。在这种类型中，医生完全主动，患者完全被动，医生的权威性不受任何怀疑，患者不会提出任何异议；第二，引导与合作型。在这种类型中，医生与患者都具有主动性。医生的意见受到尊重，但患者可以质疑和寻求解释；第三，共同参与型。在这种类型中，医生与患者的主动性等同，共同参与医疗的决定与实施医生的意见，常常涉及患者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的调整，患者的密切配合和自行完成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与此相对照，在《技术时代的医生》中，根据技术时代新的社会现实，雅斯贝尔斯从医学哲学高度重塑医患关系类型，提出了一种创新的医患关系类型：“命运共同体”(Schicksalsgemeinschaft)，“医生与患者都是人，而作为人本身，他们是同命运、共患难的同伴(Schicksalsgefhrten)。医生既非仅仅是技术员，亦非仅仅是权威大师。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作为生存对生存(Existenz fur Existenz)，医生也是短暂的人的存在。除此之外，在医患关系中，不再存在最终的解决办法。”(26)，占统治地位的医学理念是，凭借现代医术和医疗设施，相信医生可以治愈患者各种疑难杂症，使其恢复得完好如初。然而，事实上，虽然这些医疗和药方有时适用于某些患者，但并不总是适用于其他患者。如果医生不能从生存体验(Existentielle Erfahrung)角度，设身处地，重新体验(nacherleben)从小失去父母、缺少父母亲情的孤儿的悲惨境况，就无法理解患者生命发展中出现的改变心灵活动的全新的东西，更无法减轻患者源于童年创伤的身心痛苦。同样，如果医生不能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不能从移情角度深入理解历经婚姻不幸、事业失败等人生坎坷的失意者的精神痛苦，就无法理解患者生命中的大波折，更无法提高治疗效果。

　　 那么，在技术时代，如何重建“医患命运共同体”呢？雅斯贝尔斯认为，医生与患者、医术与人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为了重塑“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医患关系类型，医生与患者之间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的是，相互尊重人格(Persnlichkeit)平等，恢复双方信任，重拾昔日友情。“对于现代医生而言，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他所形成的至高境界是，他与患者之间发生的心心相印的友情，而这种友情恰恰意味着在不可计算的界限事例中，理性与理性、人与人、人与患者成为命运伴侣。在这之后，我们才可追问，是否医生的人格并非以魔术师或救世主的方式，而是以没有暗示或其他某种骗术的合理方式而成为一种拯救力量。在试图给予帮助的意志中，某一瞬间，完全为患者而在的医生的当下绝非仅仅是无限愉快的当下。在其他人之中，或者在患者中，作为无条件的善良存在、精神力量或信念作用，理性人的此在(Dasein)一言不发，默默唤起一种不可计算的力量：信赖、生命意志和真实。人能够为人而存在，这意味着可理解性是永远都不会枯竭的。”(27)

　　 雅斯贝尔斯把自身的精神病理学思想表达为“理解的心理学”(Verstehende Psychologie)也是出于这个缘故。一个真正的医生不能仅限于查看患者的病历纪录，而要深入理解患者的家庭、职业、社会关系史等全部活动状况。他提出了医生对患者的四种综合理解方式：第一，“静态的理解”(statische Verstehen)，这是指借助于观察和问诊而达到的疾病状态的理解。第二，“发生学的理解”(genetisches Verstehen)，这是指借助于疾病的结构生成来理解疾病根源。这种理解旨在揭示疾病的发生基础、发展趋势。第三，“生存的理解”(existentielles Verstehen)，这是指借助于生存与生存之间的交往而达到的内在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理解。“生存的理解”的主要途径是，生存与生存之间的共同体验、开放对话和相互澄明等。第四，“形而上学的理解”(metaphysisches Verstehen)，这是指借助于暗码解读(Chiffre-lesen)而达到的“生存—超越者”层面上的最高的理解。

　　 根据雅斯贝尔斯的形而上学，生存必有“超越者”(Transzendenz)，生存与超越者是固结在一起的。人是有限的此在，所以渴望全体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抱有“成为全体的意愿”(Ganzwerden-Wollen)。因此，一个真正的医生不仅要共同分担患者所经历的生存体验，还要超越生存的理解，走向建立在超越者基础上的他人理解，即通过澄明患者的“边缘境况”，找到超然于这个世界之上的“生存之根”，达到最高的形而上学理解。在此意义上，超越者的暗码解读是形而上学的永恒课题，也是医生与患者共同澄明自我意识，变革存在意识，拓宽存在意识空间的必由之路。(28)虽然每个人都追求十全十美的“全体性”(Ganzheit)，但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实现这种完满性。因此，唯有当医生与患者彼此分享“成为全体的欲望”时，才能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分显示出治疗与治愈的功效。

　　

　　 四、努力恢复人道主义精神

　　

　　 医学中有许多不同的医学思想，所谓医学理念是与医学思想有关的理念。在《医生的理念》(1953)、《医生与患者》(1953)、《技术时代的医生》(1958)等论著中，雅斯贝尔斯一路追问现代医学的症结，试图找回消失在技术时代重重迷雾中的“医生的理念”。

　　 根据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核心思想，人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自由的个人，如果我们看到人的自由，我们就会看到人的尊严。但是，在技术时代，由于电影、视频、广告和种种宣传鼓动，人的日常生活正在日益拉平，个别的人已消失于人的类型之中。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现代人已经丧失了自己。”(29)尤其是，在医学、医疗、药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由于庞大的医疗企业和自然科学的迷信，造成两极分化：自然科学知识突飞猛进，而人道主义精神逐渐衰落。其结果，医生只见病不见人，只见疾病症状不见患者人格，只见一般人不见个别人。针对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医生行为，雅斯贝尔斯强调，一个真正的医生应当经常与作为个别的、人格存在的患者进行“生存的交往”(existentielles Kommunikation)，不仅要帮助患者消除肉体痛苦，还要帮助患者富有意义地认识疾病，让他从精神上得到抚慰和温暖，重树生活的信心，鼓足勇气，勇敢面对和战胜病魔。在技术时代，这是恢复本真的医生理念的必由之路，也是医疗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

　　 因此，雅斯贝尔斯一如既往，始终不渝，倡导一种建立在“人道主义精神(Humanitrer Geist)基础上的医生理念。他赞同当代德国医生、心身医学家阿瑟·特奥多尔·约雷斯(Arthur Theodor Jores)的观点：“只有当医生帮助患者实现生命的意义时，他才真正兑现了作为医生的使命。”(30)然而，现代医学走弯路，甚至事与愿违、背道而驰：一方面，现代医学根本无视医生和患者的人格尊严，把他们变成机器的一个功能，对其像机器零件一样随意替换；另一方面，现代医学一味纠缠于自然科学知识，把仁者医术变成清一色的疾病管理术。在技术时代，患者一旦入院，他就旋即变成坐落在巨大的传送带上的一个“物体”：预约——接收——待时——极其短暂的面谈——诊疗——开药——收款。在整个诊疗中，医生只问患者的症状，而所谓症状只有在医疗技术指标范围内才被视为有意义的症状。在各式各样的医院里，我们大部时间都与医疗机械面面相觑、瞠目结舌，一天到晚，几乎见不到医生的踪影，而医院和医生也都唯科学仪器马首是瞻，所有诊断与治疗全都仰赖尖端医疗器械设备。

　　 如今在这一连串诊疗工序中，我们不再是生命困境中挣扎的“患病之人”，而仅仅是客观化的“疾病自身”。在这种扭曲的、物化的医疗系统中，不仅医生对患者生存的生命冷若冰霜、麻木不仁，而且患者对医生也充满疑惑和怀疑。一方面，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真正启蒙的时代，人们有幸摆脱无知和蒙昧，开始理性地思考现实世界。在这技术大众化时代，知识的力量已经民主化，少数精英的垄断专业已被打破，专家失去了它的垄断权力和权威。但是，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民主化的到来，我们恰恰面临着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混乱局面：昔日那种“富于人情味”的医生理念消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冷冰冰的、无比陌生的”医生理念。

　　 虽然雅斯贝尔斯出身精神病学家，而且他本人也撰写了大量优秀的现象学作品，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自然科学并非“万能法宝”，自然科学医学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现代医疗与卫生水平日臻完善，人的平均寿命显著增加，但是，患病的比例和患病的人数不仅没有降低，反倒与日俱增。人患疾病不足为怪。一旦注射青霉素，肺炎就消失，但是患者却陷入神经症障碍。因为关于患肺炎的意义，尚没有得出答案。我们正在忧心忡忡地目睹科学知识启蒙的特有悖论：一方面，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本身日益暴露出自身特有的范围和界限，并不能从本质上对人的当下生活和未来生活进行任何确切的诊断、预后估计。

事实上，自然科学医学知识因其局限性，不仅不能提供关于“存在”(Sein)的知识，甚至对各种自然灾害引起的大量伤亡事故也束手无策，望洋兴叹，只能让人眼睁睁地看着生灵涂炭，家园尽毁。例如，面对地震、海啸、寒潮、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自然灾难带给人类的巨大危害和威胁，自然科学医学知识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如今各种天灾人祸犹如走马灯一样轮番上演，让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从中我们不仅见证了数值、测量、统计、科学分析等检测手段的严重局限性，也见证了现代文明社会各种扭曲的人际关系和不合理现象。但是，更可怕的是，对大地震、口蹄疫、猪流感、萨斯、战争以及媒体、政治家、技术人员、专家和企业家的各种欺诈行为，人们不再感到特别惊讶或愤怒，反倒见怪不怪，心安理得、处之泰然。于是，“患者失踪了！”因为所有的人全都病倒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