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多余的人”作为一条明晰的主轴，贯穿瞿秋白一生的创作。瞿秋白的遗书《多余的话》，在瞿氏文章中有发展与演变。瞿秋白性格内具二律悖反特质的精神现象，为后来他所做的《多余的话》提供可相互佐证的基础。瞿秋白文章内存在多层次的自我符码与戏码。过往的瞿秋白研究虽亦谈论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但常偏重从中国文学文本、文化与政治角度出发来探讨，而忽略他对19世纪俄罗斯文艺遗产、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认知与认同，以致无法呈现跨文化文本的发展与痕迹。本论文藉由爬梳评论，并综合分析中、俄、英、日四方之过往文献，追源溯本。

　　 关 键 词：多余的人  《多余的话》  瞿秋白  屠格涅夫  罗亭  鲁迅

　　 瞿秋白，一位在俄罗斯仍处于国内战争时期就已抵达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知识青年、所谓旧制度的绅士阶级菁英，却自述为“多余的人”。这一曾位居要津的政治领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分裂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1920年代往来于共产国际与苏联高层之间的风云人物，却在牺牲之际写下了《多余的话》。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瞿秋白对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中“多余的人”的主轴，从认同、疏离、否定、嘲弄，临终前又回到看似原点的情感，这一转变毋宁是巨大的，于是各种猜想接踵而来并不令人感到讶异。

　　 本文论述聚焦于中国内外的“政治舞台”，镁光灯照在自述上台演着“滑稽剧”①的瞿秋白，是如何在台前、台上和台下以文学创作方式展演内心“真正的自我”？本文论证瞿秋白如何认同与继承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多余的人”的传统，作为自己在文坛与政坛的起点，最终又是如何在自己一个人的文学舞台上写下《多余的话》，用以结束另一个自己处在“千万人吾往矣”舞台上的政治生命。

　　 一、登台前的文学预演：遗/战书《自杀》、自白书《饿乡纪程》与自新

　　 从1895年改良运动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一阶级必须经历外在剧烈的结构转变。正如学者傅斯(Charlotte Furth)所论，传统科举制度已然废止，学校制度取而代之，导致传统仕途的工作机会销蚀，知识分子工作的迅速专业化与专门化。这一世代的文人为求温饱，一方面注意各种报刊以取得新式的沟通与联系方式，一方面得选择参与各种类型的学会、社团与政治性党派。她继而指出，深受变动时代影响的知识分子阶级正在发展一种全新的凝聚力，同时也受胁于中国社会其余一般大众对于新一代知识分子相对而生的一种疏离感。教育的目的已经不再只为了当官，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摒弃于政治权力主流之外。同时，也有越来越多文人甘冒着失去与一般大众沟通桥梁，也就是丧失自己所传承的语言与文化的风险，全面接受外国模式的教育②。

　　 除了上述外在结构剧烈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成长的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为因应外在的知识沟通和信息交换快速地流动变动，个人内心产生多重力量杂处的混沌状态。1898至1919年这一期间，中外各种学说纷然杂陈。知识分子结党、结社，各文学团体间对多项问题时有争论，笔战冲突不断，比如改良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激烈辩论③。即便是在同一大团体里，个人与个人的意见分歧亦是时有所见，比如新传统主义、激进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团体里，还细分许多流派④。这些团体、派系与个人意见相异时，争执不休，炮火对外，力量单薄时，则寻求和解合作。此外，处在“新”“旧”社会里，传统与外来文化相互激荡，团体与个人的思想认知相互争斗妥协，加上外在与内在演变的过程，不难想见，瞿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状态在不同时期产生了多种中外的文艺和政治力量拉扯。若将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党派或国家的历史以一种线性发展的方式相互对照、检验，个人展现的“知”与“行”时常不一，甚至呈现出多面形象与多重身份自相矛盾的精神现象。自我认同如何认定、演变和再现，都是本文关注与研究的重点。

　　 瞿秋白生于1899年1月29日，正是成长在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前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在这一期间，青少年时期的瞿秋白不但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学熏陶，更深入研究老庄哲学与佛教经典⑤。1917年他考取了北京政府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开始接触俄语与19世纪俄国文学。五四运动过后，瞿秋白的思想有了显著的改变。运动期间，他成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的代表，积极参与演讲、宣传、翻译与创作。1920年3月加入李大钊所组织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⑥，次年8月前往新俄罗斯，1923年1月回中国。加入19世纪俄罗斯文学、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学说等因素后，瞿秋白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更为复杂。这些中俄文哲思想和处世态度在性质与衍义上，多处相似相辅，亦有多处相异对立，使得瞿在建构自我的形象、认同、心态与行为时，所产生的增强、矛盾、斗争、协商与融合等精神现象更显错综。瞿个人的学历背景、阅读历史、思想演变、性格命运与著作翻译，体现了五四一代文人共同经历的时代、记忆、与历史纠葛，同时，这些也一一铭刻在他的文本论述里。

　　 (一)佛、道、儒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纠结

　　 1.家庭生活：绅士意识与道家名士

　　 《饿乡纪程》的开头叙述，以及近来多数学者考证俱皆指出，瞿秋白诞生在江苏省常州府城一个“世代读书，世代做官”的大户人家，鼎盛时期号称“瞿半城”，意即拥有常州城半壁土地⑦。辛亥革命后，时代激变而家道中落，处境如瞿的叙述，“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⑧，让青少年时期的瞿秋白已经饱受人情冷暖。后来在与他交好的几位同世代文人里显得十分“少年老成”⑨。瞿在他的第一本书中叙述他早年的家庭背景：

　　 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穷”不是偶然的，虽然因家族制的维系，亲戚相维持，也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谁救得谁呢？⑩

　　 瞿秋白早年曾研究国学，向慕道家的“性灵”(11)和“名士化”(12)，是其“内的要求”之一。面临经济困窘的情况又得保持“旧体面”与他日后加入共产党，一再强调的“工农”与“无产”阶级意识产生了身心与知行之间的矛盾，这正是建立起二元模式的行为与心理状态的一个远因。

　　 一些学者更进而考证，说明瞿秋白的亲祖父瞿廷仪一生并不得志，加上父亲瞿世玮终身未仕且游手好闲，一家三代仅能托庇于叔伯门下(13)。因此，当世家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动摇崩溃之时，瞿秋白这一直系血脉辗转迁居于祖祠与亲戚家中，最能体会寄人篱下的心境(14)。封建制度里士阶级的破产则让他更能明白，大家族间勾心斗角地争夺仅剩家产的情况。

　　 在此同时，瞿秋白的母亲也因婆婆去世与丈夫离乡，饱受亲戚间流言中伤之苦，说她“把丈夫逼走，把祖母搬死”。家庭破产又饥寒贫困，债主时常登门催讨，为使子女前途不受波及，1915年2月间她竟愤而“吃虎骨酒和红磷火柴头灰”自尽(15)。瞿在《饿乡纪程》多处提及，后又经常对亲朋好友与同党党员说起，这些现象足以呼应不少学者所指出的，他母亲金衡玉自杀的命运与自我牺牲的想法对瞿秋白一生有着重要影响(16)。据杨之华回忆，每每瞿秋白提及他最爱和最能体贴他的母亲自尽这件事时，“就沉默很久，回忆当时情景：‘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此时饥寒无人管，落得灵前爱子身。’母亲死后，他陪灵半年，稀粥难咽，孤苦极了。”(17)这一事件不仅说明瞿一家当年在经济与家庭方面的窘境，更使身为长子的他得面对营生的问题，到无锡的穷乡僻壤当一国民学校校长，开展了他所谓“唯心”的“避世观”(18)。我们可以轻易地在瞿秋白的作品中发现，“体面”的“名士”与“避世”，通常亦是瞿秋白日后面对自身困境一开始所展现的一种哲学态度与行为模式。然而，选择这一态度后紧接而来的常是激烈的反弹，并逐渐走向“厌世”“佛教人间化”与“革命”等另一极端。

　　 2.北京求学：佛教人间化

　　 除了将母亲的自尽归咎于大家族的败落贫困，瞿秋白把士的破产原因起于当时中国社会列强入侵与军阀割据的状况。1911年的革命并未为中国带来希望，这也是瞿秋白后来为何选择投入在理想与口头上愿意放弃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新俄罗斯与共产国际，并且在1926年违逆陈独秀而赞成挥军北伐的诸多原因之一。据瞿自陈，在1910年代末期北京求学的阶段里，“新官僚‘民国’生活”让他从“避世观”转向为“厌世观”。尽管如此，“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使得他开始有寻求解决人生问题的想法(19)。这阶段的瞿潜心佛学，发愿为佛教人间化而实现菩萨行。丁玲回忆瞿秋白时曾清楚点明，1929年她所写的中篇小说《韦护》，男主角便是以他的生活为原型(archetype)作为灵感来源(20)。取名为韦护，除了因为他曾以“屈维陀”为笔名，还曾对她说过，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疾恶如仇，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21)正是描绘瞿从入北京开始到五四运动之间共三年的这段时期，尽管有着“厌世观”的哲学思想，却渐渐开始有了入世的心愿，而这一“空愿”如下所见，将在五四运动过后压倒了原本道家的“避世观”与“厌世观”哲学。

　　 加里克(Marian Galik，1933-)与毕克伟(Paul G.Pickowicz)则认为，此期的瞿秋白可能仅对佛教思想体系下的唯心意识感到兴趣，因为这一意识假设客观世界里万物皆为虚幻，仅存在于感受者的心智中，而这样的想法正符合他的心理需求(22)。这一解释，如加氏与毕氏所指，可与之后瞿在1935年长汀狱中几首题词的“廿载浮沉万事空”(23)“眼底云烟过尽时”(24)“心持半偈万缘空”(25)等等字句相互印证。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年轻的瞿秋白在第一次前往新俄罗斯之前的厌世观，相较于最后壮年时被捕于国民党狱中表现出的佛家心境，是不尽相同的。至少，瞿在此时并不感到自己命悬一线，将走到人生尽头。而此时所谓的“厌世观”，乃是如他所云，基于对民国社会诸多不公现象的不满而引起。绅士阶级尚且为“饭碗问题”(26)劳心，何况一般普罗大众。

　　 五四运动前后，瞿秋白自比为“韦陀”，当然是年轻人自信以为能实现救世的伟大抱负，看重菩萨的慈悲心肠，心之所向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理想。所以往新俄走去，并非“为生乃是为死而走”(27)。综观五四时期到第一次赴俄之间的全部创作，下文亦可详见，青年瞿秋白更感兴趣的是大乘佛教，意在度人的积极面，而非小乘佛教仅求自度的消极面；更倾向于接受佛儒两家交杂的入世观，而非佛道两者交集的避世观。尽管如此，佛教思想的积极/消极、救世/厌世，一体两面，加上道家的避世和儒家的入世，看似互相矛盾，但实际上却又相互纠缠、如影随形。迨瞿临终前回首一生，繁华落尽，嗟叹一事无成时，自然又从积极地救世与入世的一端摆荡至消极地避世与厌世的另一端，方使《多余的话》一文充斥着二律背反(antinomy)的精神现象与文学主题“多余的人”的美学。

　　 3.五四运动时期：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加入

1919年五四运动对瞿秋白一生与后来如何从接受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而言，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里程碑。如他自我表陈，是成为“脆弱的二元人物”的初始和转捩阶段。运动开始时，瞿秋白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