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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告别1789——革命的激情与审慎

更新时间:2019-11-03 00:57:14
作者: 崇明  
如何弥合这些差异,成为法国的国家和民族建构的重要问题。正如美国历史学者斯特雷耶指出的那样,在中世纪早期,英格兰更像法国的一个大省,而不是一个大陆王国。法兰西则省份众多,有高度差异的地方机构,更能代表欧洲政治制度,而英国更多的是一个例外。

   在几乎是众多独立的省份基础上来建立一个国家,是一个普遍的难题。法国是通过国家的政治、行政和文化建构,来解决这个难题,塑造法兰西民族。在政治方面,首要的是确立王权的绝对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绝对王权或者绝对主义,理解为不受约束的专制。所谓绝对王权,更多地指的是王权的独立性,而非不受限制。王权始终受到王国的习惯法、基本法的约束,譬如王权需要尊重财产权,国王也需要尊重神法、自然法以及教会的属灵权威。这种独立性表现为:王权在世俗事务上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它不受外部的力量如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的牵制;在内部,它不受贵族的、地方的习俗和特权的约束。当然,虽然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国王们往往都希望加强王权的独立性,并使其越来越不受限制,但事实上这种独立性多数时候都是相对的。虽然如此,旧制度时期,对王权的认同,逐渐成为法兰西民族意识的基石。旧制度绝对主义政治话语对王权的至高无上和不可分割的强调,在法国政治文化中培育了法国人对民族主权高于一切和不可分割的意识,这一意识成为法国民族主义的基础。

   在旧制度时期,法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日渐强化,但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民族主义。国王虽然不断努力加强王权,采取各种手段巩固法国的统一,也注重通过种种宗教意识、国家庆典和宫廷礼仪来塑造王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但国王并无计划来塑造国民的民族认同。对国王而言,只要臣民守法、缴税、效忠国王就行。黎塞留、马扎然、路易十四虽然试图通过集权加强对法国各部分的控制,但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消除各地在法律、语言、文化、习俗上的差异。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使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登上舞台。革命者塑造新法国的努力就是一种民族主义行动,雅各宾主义根本上就是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他们首先以国民主权取代了国王的主权。虽然革命者对国民和人民的理解存在很多差异,但均强调主权的统一和不可分割,在1792年建立共和国之后,则宣称共和国的统一不可分割。革命者提出了种种教育计划,试图把法国人塑造成爱国公民。他们采取了种种措辞消除地方差异,特别是打击地方性语言和文化,试图以民族性的语言和文化取而代之。这一民族主义表现为:以政治意志建构民族的计划和行动,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政治唯意志主义。试图维持地方传统和特性、拒绝这一民族主义的人和社群,则被视为是不爱国的,甚至是民族的敌人,反革命。旺代的叛乱,就是对抗这一激进民族主义的一种反应,而对这一叛乱的镇压则是它的体现。

   大革命之后,虽然恐怖被大多数法国人唾弃,但通过政治建构民族的民族主义则延续下来,在十九世纪与共和主义合流,成为近代法国政治的主要内容。在整个十九世纪,正是对共和国和民族认同的不断深入,法国最终从旧制度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法国的民族主义,特别体现为对自由、平等、博爱、团结、政教分离等一套价值的强调,并且强调这些价值的神圣性、普世性。这些价值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在法国政治和社会中,都会通过一系列制度、法律,特别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予以落实。

   4,问:法国学者勒费弗尔、索布尔等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分别以索布尔与孚雷为代表的正统派和修正派学者之间,就大革命的性质进行了一场论战。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性质?

   答:这个论战,是法国大革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章。这一论战的直接后果是,史学家更多地从政治和文化而非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学家更多的首先把大革命理解为具有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而非具有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大革命首要的后果不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取代了封建社会,因为根据大量历史研究,大革命前早已经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而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也还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到七十年代后期,对于在政治上对意识形态相对保持距离的历史学者而言,这一点已经基本确立。

   索布尔等正统派与孚雷等修正派之间的争论,在1989年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达到顶点。当时,孚雷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大革命的解释显然取得了上风。孚雷对大革命持一种批判性立场。他认为,大革命是现代政治的奠基性事件,开创了现代革命传统,但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暴力和恐怖,大革命也并未建立革命者预期的民主政体,而大革命造成的诉诸对抗、暴力和革命来进行社会变革的革命政治文化,也使得法国政体更迭频繁,民主化进程艰难曲折。孚雷在1989年出版的关于法国近代史的著作《革命:从杜尔阁到儒勒·费里(1770-1880)》意在表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人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才最终在第三共和国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政体。在1978年出版的充满论战性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中,孚雷把第一部分题为: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孚雷的意思是说,在大革命爆发将近两百年后,人们不再把革命作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主要方式。这让人想起托克维尔关于革命的一个观点:在民主时代,大规模的革命会越来越少。

   孚雷的革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致力于反思革命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与恐怖的关联。他的革命研究的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地方,也是他和索布尔等正统大革命史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1793年、1794年的恐怖的种子,已经蕴含在1789年的政治文化和观念当中,而传统解释通常强调,革命所遇到的反动、反革命的力量的威胁,迫使革命者采取恐怖这样的极端行动,打击敌人、确立权威。

   不过,孚雷的这一观点并没有说服史学界。关于革命恐怖的起源的争论,在大革命两百年之后并未停止。事实上,近三十年以来,包括恐怖问题在内的关于大革命的研究,日趋复杂、深化。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前后,也正值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变化,似乎表明革命已经失去了动力,或者正如孚雷所说的那样,革命已经结束了,而法国大革命也因此不再肩负某种预示历史未来的使命,为某种政治立场提供背书的时政价值显著下降

   这种情况下,历史学者不需要通过革命研究来宣示政治姿态,就可以更加心平气和地研究革命。近些年的研究,更注重挖掘大革命在锻造新法国、在法国的民主建构上的积极意义。很多学者拒绝了孚雷在大革命原则和观念与恐怖之间建立直接关联的做法,他们更注重呈现革命者在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展示大革命所体现的现代进程的复杂和困难;在革命暴力和恐怖的问题上,他们更注重从革命进程的复杂性和革命内在的政治动力予以阐释,而非仅仅诉诸形势或者意识形态。近年来,历史学界的一些新潮流如全球史、性别史等,也在大革命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拓展了大革命研究的领域和范围。

   5,问: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认为,法国大革命是采取宗教革命形式的社会革命,旧制度下的法国有“天主教的长女”之称,宗教信仰和宗教问题是否影响了大革命对于激进和革命的崇拜?

   答:宗教是法国大革命的核心问题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化,也与大革命的宗教政策相关。革命与宗教的关系,也有助于理解现代性与宗教的复杂关联。大革命在宗教问题上,有几个方面值得思考。首先,宗教问题在大革命的起源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美国学者Dale Van Kely的著名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宗教起源》,在十七世纪法国天主教改革运动中兴起的冉森主义(冉森主义,是天主教内部受到神学家冉森(Cornelius Jansen,1585-1638)的思想影响兴起的宗教运动,。冉森主义持守严格的奥古斯丁主义,贬低自由意志,高举上帝的恩典,表现出禁欲主义的倾向,与当时天主教主流神学特别是耶稣会的神学思想产生冲突,并进一步演化为与教皇及王权的政治冲突 。冉森主义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产生了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影响。)造成的宗教和政治危机,对绝对主义王权构成了挑战,促进了反对绝对王权和罗马教权的宪政思想和民族观念的兴起。十八世纪中后期,受冉森主义影响很大的高等法院和王权的持续性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法国政治危机的主要方面。可以说,冉森主义造成的政治危机成为大革命爆发的主要背景。

   大革命爆发之后,制宪会议以缔造国民主权和法兰西民族为己任,在剥夺国王主权的时候,试图驯服教会,在1790年颁布了教士公民组织法。该法的主要起草者当中,有几位具有明确的冉森派背景。他们希望法国教会独立于罗马教廷,同时服从于民族。他们同时受到另一种在基层教士中颇有基础、也与冉森主义相关的思潮里歇主义(Richerism)( 里歇主义,依据法国神学家Edmond Richer(1560-1631)影响的思潮。里歇主张高卢主义,即捍卫法国天主教会相对于罗马教皇的独立性。他认为每个共同体都有权利实行自治,从而对主教和世俗政权的权力进行约束。里歇主义在下层教士中有较大影响,主张各个层级的教会权力应该服从于该层级的所有成员组成的议会。1790年制宪会议颁布的《教士公民组织法》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里歇主义的思想)的影响,主张对教会进行民主管理。教士公民组织法颇为激进,将教会完全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由公民选举神职人员,无论公民是否信教。之后,制宪会议要求神职人员宣誓效忠民族、法律、教士公民组织法,但是很多相信上帝高于民族的神职人员拒绝宣誓效忠。制宪议会及很多革命者,无法理解和接受如此多的神职人员拒绝其权威,将这些拒绝宣誓的教士从教会中驱逐出去,选举产生新的神职人员取而代之。结果,教会走向分裂。由于当时大多数法国人都是天主教徒,天主教会的分裂也意味着法国的分裂。拒绝宣誓的教士和他们在民众中的追随者,受到革命政府的打压和迫害,后者当中很多人也因此走向革命的对立面,甚至加入反革命阵营。1793年法国逐步滑入内战,宗教上的分裂是其重要原因。

   随着革命的推进,革命者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日趋激进,在1793年发起了非基督教化运动,解散神职人员,关闭教堂和宗教机构,摧毁宗教象征物,废除宗教节日,以共和历取代传统格里高利日历,禁止宗教崇拜,直至把教堂如巴黎圣母院改为革命崇拜场所。非基督教化运动,进一步加剧了法国的分裂和内战,旺代反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满革命者的激进宗教政策。

   不过,非基督教运动造成的破坏性,也引起国民公会的不满和担忧。持自然神论的罗伯斯比尔,批评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无神论。在他看来,宗教情感和卢梭式的公民宗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对于民族都是很重要的,于是通过国民公会设立了最高存在崇拜,在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举办了最高存在节。这其实是以崇拜最高存在为名,建立某种民族宗教。事实上,大革命本身其实表现出突出的宗教性。大革命的核心追求之一是实现民族再生,而再生这一概念和语言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基督教色彩。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指出,大革命在很多方面具有宗教特征。

   法国大革命的反宗教和宗教性,事实上是相辅相成的,都表现出革命者试图建立公民对民族这样的世俗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乃至崇拜。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仅要通过驯服教会或者排斥乃至消灭宗教来消除宗教权威对民族的制约,而且要把民族和民族价值建立为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信念,从而让人们把对彼岸上帝的崇拜转移到此岸的共同体上,从而确立共同体的自主性。不难理解,大革命之后法国的共和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都有某种世俗宗教的意味。

   6,问:托克维尔热爱贵族制下的自由与贵族改革政治的德行与勇气,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贵族——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阶层,最终成为了旧制度的掘墓人?

   答:在《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通过对比贵族制和民主制,来阐释民主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一贵族制依托于封建制的等级社会。这里的贵族掌握政治权力、承担政治责任,是凝聚社会的纽带。托克维尔一般用aristocratie一词指代这一阶层和贵族制。

   但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下的法国的贵族,已经不是传统的承担政治责任、具有一定开放性的政治领导阶层;旧制度的法国贵族更像一个种姓,一方面他们被王权剥夺了政治权力,不再承担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国王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保留了种种特权。托克维尔通常用noblesse一词指代这一贵族,将其与aristocratie加以区别。当然,今天学术界的研究表明,旧制度的贵族并非那么封闭。虽然很多贵族确实已经贫困化,但法国的精英阶层仍然是由贵族和上层资产者构成的,这些精英贵族在法国的政治、经济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托克维尔的基本判断是成立的,就是贵族阶层在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中相对边缘化了。但这种边缘化并不意味着贵族在法国政治中无足轻重了,相反,基于他们的特权和所形成的庇护关系和网络,他们仍然在宫廷和地方政治中发挥重要影响。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遍第十一章“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中,托克维尔提到,贵族仍然能够抵抗王权。在关于大革命的未完成手稿中,他指出大革命某种意义上是从1787年、1788年一场贵族革命开始的,因为贵族试图利用法国的财政危机重新获取被王权剥夺政治权力。但由于贵族拒绝第三等级与他们分担政治权力,因此虽然在1787、1788年反抗王权的斗争中,贵族曾扮演了某种领导角色,但在随后日趋民主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中彻底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贵族的盲目和短视,是他们自己成为旧制度和贵族制本身的掘墓人。这一贵族革命也解释了旧制度法国国家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自我摧毁的逻辑。国家为了建立集权,通过赋予特权的方式解除贵族的政治权力、消除贵族对国家的集权进程的抵抗。但是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仍然不得不要促动这一特权,造成这一特权阶层对国家改革的反抗,甚至带来某种上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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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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