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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回忆与汤一介先生的交往

更新时间:2019-10-31 20:38:02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尽管当时我们的条件很差,与会学者还都比较满意。顺便说一句,从这时开始,国际中国哲学会规定,主办双年会的单位即为会长单位,即谁主办会议,谁就在主办的两年中担任国际中国哲学会的会长。但在最开始的两届中,由我们办会,波士顿大学当会长,下一届波士顿大学办会,我们当会长。所以我们1993年办会,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当会长。1995年波士顿大学办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会,汤先生当会长。我们成功地主办了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为汤先生做下任会长奠定了基础(以后方克立教授办十二届会,由他当会长;郭齐勇教授办十五届会,便由郭齐勇当会长)。因此,这次会议的顺利举办,汤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

  

   1994年我和汤先生去台湾政治大学开会,会后汤先生约我一起去佛光山会见星云法师,我们在佛光山都作了讲演。汤先生讲演时对佛学院的学生说“我们现在再也培养不出陈来这样的学者了”,这当然是汤先生对我的表扬,但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北大新一代的学者肯定会超过上一代,后来居上是一定的。

  

   1995年以后,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恢复,和汤先生一样,我的长期出国也多起来,甚至比汤先生更多,所以就较少参与汤先生博士生的培养工作了。不过1998年汤先生决意退休时,希望我接收他手上仍未答辩的几个博士生,我都按要求帮他们顺利完成了学业。

  

   1999年秋季学期,汤先生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期间汤先生夫妇曾请我在他们的居所吃饭,受邀的还有郑培凯教授。吃饭中乐黛云先生说起××功的事件,提醒我们不要参与,汤先生说,他们那么聪明,是不会参与的。后来我们还一起参加了汤先生的讲演,主题是关于郭店楚简的。我们知道,汤先生并不以口才见长,但他的那次近一小时的讲演不用讲稿,讲的平缓而流畅,得到大家一致的肯定,以至于有位香港大学的学者以汤先生为例,说中国学者口才比英美学者好。

  

   此后几年,我经常在香港教书,我在香港科大教的一门课是“中国宗教哲学”,我指定的三本参考书之一,就是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因为许多研究道教的著作都没有宗教哲学的视角,而汤先生这本书开始有了宗教哲学的视角,这是胜于许多国内道教研究者的地方。

  

  

   其实,汤先生给我写过许多信,但大都是关于研究生等具体事情,所以都没有保存下来。2002年10月汤先生在学校倡议开展儒藏编纂工作,11月初的一个晚上他打电话给我,希望我支持这项计划,第二天早上又让吴志攀副校长给我打电话,要我出席当天上午在一院召开的儒藏论证会。我到会上发了言,作了论证,表示了对儒藏计划的支持。工作开展起来后,为了争取教育部的支持,我也写过相关论证材料;在儒藏中心内部开会讨论,我都尽量支持汤先生的想法。由于我在系里和教研室还有不少工作,所以我在儒藏主要参与的是目录的工作。2004年汤先生就目录问题给我一信:

  

   陈来同志:

  

   我又看了一下《儒藏》精华本的目录,对“史部”还是有些想法。由于我们以对古籍不拆散为原则,因此《二十四史》中的“传记”无法收入,这样只能退而求其次,收了一些年谱。如果年谱都删去,那么对大儒的生卒事迹就无法了解。这样似有缺陷。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恢复一部分。如“十一,史部”中的12、13、14、15、17、18、20、22、25、27、32、34、55、56等等。

  

   在“子部”中“性理之属”是否“上蔡语录”和“龟山语录”、“太极图说述解”等也看考虑不删。

  

   “别集”中“汉至五代”中“李翺”是否可考虑不删;“南宋”中“岳飞”似可删。“金履祥”在元或更合适。“明”的6、7、8、11、27等是否可考虑删去一些,复旦吴震提出要增加的是否可选一两个。

  

   “目录”事多多麻烦,拜托、拜托,谢谢!祝中秋快乐,万事如意!

  

   汤一介

   2004.9.18

  

   从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汤先生对儒藏的事是非常认真,也非常负责的。另外,在多年与汤先生的交往中,我体会到汤先生很长于学术谋划和学术组织,对解决行政事务的困难也很有点子,这可能也是他愿意“做点事”的原因之一。他的这种103组织能力在儒藏编纂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当然,汤先生对编纂儒藏的决心也是逐步形成的。我记得,还在教育部立项之前,2003年4月,有一天汤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儒藏的事,其中他说他做两年就交给我们做,他就不做了,还说“反正我也不是搞儒学的”。次日我给吴志攀副校长打电话,跟他叙述了汤先生的说话,我说我是乐观其成的。这是儒藏争取立项过程初期的事。后来教育部重大项目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学校大力支持,汤先生的决心越来越大,儒藏项目的建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北大文科最有代表性的项目,而在这十几年中汤先生对儒学也做了更多的研究。

  

   2005年哈佛燕京校友会在北大召开研讨会,汤先生提交的论文是讨论当现代中国哲学的,其中有一段提到:

  

   我们说的“接着讲”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重视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在建设中国现代哲学上所取得的成果,要考虑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要评论他们的得失。我注意到,现在有一些新一代的哲学家正是这样的。例如陈来教授,我看了他的《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感到他在深化着冯友兰“新理学”的思想,评论“新理学”的得失,并提出了一些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由此可见,作为前辈学者,汤先生对我们的著作还是很关注的,也很认真看,这种精神并不是前辈学者都能具有的。

  

   2009年我转到清华,负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工作,2009年11月1日在清华国学院的成立大会上,邀请了汤先生作大会第一个致辞。当天汤先生竟早到了近一个小时,可见他对此事的上心程度,结果他又回家,然后再来参加,这是对我们的工作的支持。其实,在成立大会的预备会上,清华校办的同志曾对我们安排北大的汤先生第一个发言表示有疑义,我们坚持要这样安排,才最后确定。2011年4月为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清华大学学生会“时代论坛”邀请汤先生来做报告,要我也参加,组成为“汤一介、陈来专场讲座”。讲座后的新闻说“讲座伊始,陈来教授幽默地说自己只是为汤一介老师暖场,但没有人会怀疑,这绝对是我们至今听到的最精彩的暖场”。

  

   关于汤先生的学术思想,景海峰教授等都写过文章,作了全面的叙述和阐发。2014年6月18日在北大召开了《汤一介集》新书发布会,同时讨论汤先生的学术思想,我也发了言,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自己发言的具体内容了。好在会后新闻有载:“清华大学陈来教授认为,汤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中国哲学界在海外影响最大的学者,汤先生同时也是三十年来推动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著名知识分子。汤先生的特点是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提出了若干重大的哲学问题,高瞻远瞩地推动了整个学科的建制和发展。”这虽然不是我发言原话的全部,但基本是我的发言的要点。

  

   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2013年11月应汤先生之邀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研讨会。汤先生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汤先生主张,是否可以从源和流的关系看待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以佛教的中国化为例,说明中国文化自三代以来自本自根地发展为一条长河,外来文化可以作为支流而融入这条长河。我认为这与一般引述佛教中国化的例子不同,是一个新的观点,所以当时曾发言,认为汤先生的这一说法有前瞻性,虽然可能目前大家不一定能接受这个观点、用这样的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长远来看,这个观点可能是有意义的。我还提出,关于中华文化、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多提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看法,来供中央参考,而不要落在中央的后面。听说,在我有事提前离开会议后,有同志表示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我相信,汤先生的这个观点将会成为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而会不断地受到大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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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知识》201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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