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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桢: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

更新时间:2019-10-30 23:30:24
作者: 孟桢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建立意识形态理论的尺度”等内容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的社会需求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对应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所开展的意识形态工作。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站起来”的指导思想

   十九世纪中叶,当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当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遭失败,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方案走投无路,纷纷失效的历史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时代思潮被引入国门。1896年,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读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并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1899年3月上海《万国公报》第一次刊载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内容,1908年3月15日,署名申叔的刘师培在《天义报》公开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序》。1920年8月,留学法国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从上海兴业路到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一群胸怀救国济民远大志向、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洗礼的年轻人,组建了中国共产党。自此,马克思主义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燃遍大江南北,神州大地。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译介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动吸收接纳进步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是中国人民对现实生活的感性世界所包含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选择。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指导地位。随后,毛泽东思想经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以党章的形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启了全面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新历程。毛泽东思想来源于毛泽东,但不是个人思想的简单总结,而是全体共产党员在指导革命建设的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明确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4)。

   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第一个系统且比较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亚洲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成功案例。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确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主导地位,这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辐射与影响的结果。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当然,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毛泽东阶级斗争论被夸大和扩大,“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但是,这种失败,从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解释,并非是完全的负效应。意识形态是时代精神和思想的集中映射,其科学性、真理性同样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同样依靠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出真知。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宝贵财富,是被时代之实践所反复检验、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富起来”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曾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很多困境,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以“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左”的思想和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代表的“右”的思想,以及“两个凡是”,西方“和平演变”等思想的侵扰;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东欧也发生剧变,令亟待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遇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甚至面临又一次生死存亡的重大转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果断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重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真理标准,恢复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创造性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建设好物质文明,也要建设好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决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所处历史环境的客观判断。他指出在我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虽然我们面临各种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干扰,面临当时国内外环境造成的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怀疑,但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就不会偏离航线。因此,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理论也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修订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基础上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被相继提出,这些与时俱进的理论与邓小平理论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富起来”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她标志着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更加成熟。在思想领域,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在文化领域,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1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在十六大提出要“把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宣传文化部门的重要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16)。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意识形态的具体工作中,完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三)马克思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产生了“强起来”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被誉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启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报告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决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守的立场和站位要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回答了时代赋予共产党人的凌云壮志和前进目标。针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问题,报告首次用“四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引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文章以“8个明确”“14个坚持”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蓝图,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经验的全面总结和整体性概括,是直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的系统思考和理论探索;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当代问题和解决当代问题的思想武器;是党在新时期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也有非同一般的理论智慧。上任之初,他从意识形态的民族性入手,全面阐述了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梦”思想;此后,他又从意识形态的实质内容着手,在国家、社会、公民三个不同层面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此同时,针对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环境、世界贸易市场等方面的困境,我们在大国外交的制度层面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面对本世纪无法回避的中美贸易战(经济层面的战争同时也是制度性结构性思维在理论体系上的战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号召,强调了中华文化、网络媒体在构建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突出地位,并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力军,全面部署了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机制、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时代内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一般原理的确信与坚持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任何意识形态的确立、巩固和发展,都离不开对意识形态理论自身的确信和坚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中得到确证的。这一理论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方方面面,指引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之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化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其内在演进逻辑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客观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一)遵循了马克思社会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当代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条路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三条治思路径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层次,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历程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然而,当代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斗争却实际的指向历史唯物主义,常被曲解为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或宿命论,其所受攻击之大,所担罪名之多不胜枚举。如,1957年,英籍学者卡尔·波普公开发表了轰动西方哲学界的代表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该书从方法论和逻辑的角度批评历史决定论的种种观点,力证社会历史规律的虚假性和不可预测性,被人们认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挑战。因为,只要历史唯物主义被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也就宣告瓦解,社会主义学说也会随之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也承认,“没有任何人会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贯穿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是它的特殊的历史理论,这一理论被命名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整个体系在原则上是同它共存亡的。在这一理论受到限制时,其余的环节彼此相对的地位也相应地要随之受到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任何探讨,都必须以这一理论是否有效这一问题出发。”(17)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成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斗争的焦点,由此出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淡化意识形态论”,以及近些年甚嚣尘上的“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了马克思社会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创造性的提出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才能屡次化解思想领域的危机和风险,成功扭转了由意识形态问题导致的历史事件,避免了苏联、东欧类似的闹剧。

   (二)坚持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性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评价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产主义社会、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进行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的进行斗争”(18),“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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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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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湖南社会科学》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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