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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中国道路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

更新时间:2019-10-30 23:25:01
作者: 王东  
不是单一的,不是只有一篇或一组,而是多样的、丰富的,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简要地说是“一个主题,四组笔记”。下面,先让我们对“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基本内容做些简要梳理。

   第一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我们认为,晚年马克思不仅没有中断或放弃对《资本论》的创作,而且有从“四卷构想”向“六册计划”复归的意向,“资本论—国家论—生产关系国际化—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是其走向新综合的新轨迹。因而从资本论到国家论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国家的本质问题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根据这组笔记的思想主旨,应称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第二组:“国际关系体系—世界历史笔记”。这组笔记共包括4个笔记本,构成一个整体。马克思没有命名,恩格斯给它加的标题是《编年摘录》或叫《编年大事记》(Chronlogiche Ausztige);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38-1946年间把它编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5-8卷,题为《历史学笔记》;中文译本目前沿用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这个题目(1992年版,2005年版);MEGA2打算把它编入第4部分笔记的几乎最后一卷(第31卷)。整组笔记篇幅巨大,共545页,翻译成汉字约180万字左右。为了准确地再现马克思独特的研究对象与思想主旨,本文这里称之为“国际关系体系—世界历史笔记”。马克思这组笔记的主要底本是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18卷本《世界史》,这也有助于证实这组笔记的名称由来。对于这组笔记的主题、主线、主旨,至今仍然研究得很不够,甚至众说纷纭。实际上,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初步理出基本头绪来:第1册笔记的起点是公元前93年,从罗马公民权的扩大开始,以罗马帝国与地中海为中介,讲述古代西方世界国家体系、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第4册笔记的终点是1648年,欧洲史上空前的30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核心的古代西方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体系走向瓦解,以德、法、英、俄等主权国家为主体的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雏形,贯穿其中的一条思想主线是,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代表的古代世界历史的国际关系体系因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而走向瓦解,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开始生成,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开始形成。这里的终点,正是《资本论》逻辑的历史起点、历史前提。

   马克思为什么要做这样一组笔记呢?许多人感到大惑不解,其实理解这一点的钥匙就在《资本论》的体系构想中。马克思最初从“五篇构想”到“六册计划”的研究思路都是“资本—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从资本论过渡到国家论,再过渡到国际贸易论—生产的国际关系。

   马克思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政治,实质上主要指的就是国家,把国家列为劳动与资本之后的第三大基本范畴,完全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把国家列入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序列,不仅传承了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穆勒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主流传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更集中反映了德国人对政治经济学思想主旨的独特理解,对国家的特别关照、特殊重视。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德国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被等同于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规律的科学。随着斯密主要著作的问世及其德译本的出版,在德国开始了一个转变思想的过程。有人认为,可以把斯密提出的原理纳入并从属于德国人界定为国家学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派人则竭力主张把两者分开。路·亨·冯·雅科布和尤·冯索登在1805年曾作了两种不同的尝试,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1](P193)。1841年,弗·李斯特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主张考虑到德国的国家特点、民族利益,建议实行国家干预,建立以保护关税为基础的经济同盟。

   综上所述,以“劳动、资本、国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现代史观的系统总体结构,既是亚当·斯密以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又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对政治经济学与国家问题密不可分的独特理解,更集中表现出马克思上下求索40年的独特理论创新和哲学创新。

  

   二、三元结构的三种模式——由此决定的现代化三条道路

  

   “劳动、资本、国家”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三大要素或三元结构。这三大要素的不同结构、不同关系、不同组合,从深层结构上决定了三条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以国家主体化为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必然导致专制霸权主义现代化道路;以资本垄断化为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劳动社会化为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理论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已经提供了基本思想,近150年的世界历史发展更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历史例证。我们在这里不妨据此作些初步的比较研究。为方便起见,我们把现代复杂社会系统中三元结构的三种选择,简称为国家主导、资本主导、劳动主导。

   (一)国家主导的三元结构——专制霸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这种三元结构的特点,多半是在现代化过程还没有充分展开的历史前提下,原有的古代中世纪国家过分膨胀的历史格局没有被根本打破,就假借现代化、工业化的趋势重新膨胀起来,压抑了资本,宰制了劳动,使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结构难以自由生长、充分发展,最终导致了畸形、片面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以强化专制国家、霸权主义为主旨的现代化道路。大体属于这种现代化道路典型代表的,首先是18世纪末19世纪前期的法国,其次是19世纪的德国,再加上1861年以后的日本和俄国。

   关于19世纪的法国,马克思曾经先后写了3篇重要文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法兰西内战》(1871),这些都描述了国家主体化的法国现代化道路,并对过分膨胀独大的国家主体化的法国问题症结做了一针见血的深刻提示:

   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同时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官吏大军,最后,如果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么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工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2](P623,624,675,676)

   专制国家主体化独大,压抑了资本,更宰制了劳动,导致了维护专制、追求霸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不仅是19世纪法国病,更是19世纪德国病。也正是这个病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崛起中两度恶性发展,使德国成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正是基于对德国国家制度专制弊端的深恶痛绝,加上对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的深刻保留,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德国国家制度创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严重滞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理论鞭斥:

   而且纲领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向这个国家庄严地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从它那里争得这类东西!

   “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的,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6](P313,315,312)

   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封建制度与国家制度的分析,对沙皇专制主义、霸权主义的深刻剖析,对1861年俄国改革后国家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都给予了很多关注。包括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出现了问题,其历史根源就在于此:

   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它的软弱性的根源,而且对它的各方面都不利。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有这一特征的地方,它就把比较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进化在最初显然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

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使俄国公社外在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括而削弱得陷于束手无策境地的公社,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剥削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使得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斗争更加尖锐,并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但是,还不止如此。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值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这样一些部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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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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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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